特别推荐 | 贾康：在北京科创中心建设座谈会上的发言（2020,7.11）

我了解情况很有限，听了前面各位的发言很受启发。我也想作为研究者来探讨相关问题。这次会议上看到有这个材料，主题是非常鲜明的——我们的诉求是要在北京打造全国科技创新的中心，而这个打造中心的雄心壮志是必须要配之以一种战略支撑，主线即是贯彻走创新型国家之路的整个国家战略。现在的探讨中我注意到国务院领导有形成“三个优势”之说，我想按照这个框架来谈谈自己的基本认识。

如果从形成和进一步强化三个优势来看，我觉得可以先从“领域优势”讲起来。以我的理解，这个“领域”有两个维度，一个是北京地理维度的领域，早在80年代初，改革开放初期，就明确首都北京不叫“产业中心”了，但是要有“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地位，以后非常明确地说还要成为科创中心，现在科创中心的重要性更凸显了。在具体概念上，若干年前，我那时候也参加过国家战略层面考虑的思路与方案研讨，后来有国务院批复的中关村作为一个国家级科创中心的指导文件。内部说，战略意图就是要打造中国硅谷——虽然在公开宣传上没这么说，但是都憋着这股劲儿。硅谷在全球引领科技创新的大潮，是新经济的策源地和现在仍然引领潮流的一个象征（当然以后在美国的本土绝不限于硅谷了，波士顿这边又是非常强劲的创新增长极，其他地方当然还有，而且整个美国的统一市场要对接着全球可能支持它的力量）。北京中关村的概念之外，我注意到还有一个亦庄概念，在管委会上是两个，还多少有些竞争——这其实也是个好事。在这个地理概念上，现在要放到中国这个市场经济的统一大市场来看，无形中被研究者称为中国超常规发展奇迹“谜底”的（当然这可能说得高了一点儿，但是很值得注意）“地方争先恐后的竞争”，确实在起作用。从科技创新中心这方面看，深圳现在势头非常明显，深圳的地位可能一般别的地方还不能简单跟它同日而语了。比较早的有上海张江概念，后来又有武汉东湖光谷概念，这些年看起来这方面至少有相类似信息和崛起特征的，还可能要谈到杭州、南京（这是江浙一带的增长极，他们在科技创新方面很有自己的诉求）；还有中部的合肥，还有西部的成都，还有最新中央给予特殊战略地位的海南自由贸易港（那里面非常明确地包括着创新切入点，说清楚了是生物医药、环境科技，等等）。这种竞争我觉得在北京来看，就是把压力变动力，这种竞争在中国未来的现代化崛起过程中一定会长期起作用。我们变竞争压力为动力，这篇文章当然就得具体往下考虑怎么设计、怎么落实。所以，切入点先从区域这个维度来看，我们是可以变压力为动力做一番大事业。

另外一个“领域优势”的维度，就是北京现在已经形成的一些从行业概念上来说的亮点。我看材料里说得非常好：生物医药、脑科学、量子、纳米、智能网联、石墨烯，还有芯片概念下的天机芯......更多的我没有什么发言权，但是我看这些都是前沿概念，在北京至少这方面现在都有对应性的行业概念下的领域亮点，要考虑怎样把它们进一步的潜力发掘出来。

这种领域的优势因素，以我的理解，要如愿地让它们真的强化起来，在战略意义上支撑我们成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的建设，一定要依靠另外两个优势，即人才和制度，才能使这个优势继续成气候。

所以第二层，就要说说“人才优势”。北京这方面的基础也是非常明显的，刚才□□专门说到了，全国的院士近一半在北京。我若干年前听到海淀区的领导特别自豪地说，我们海淀区有全国院士的百分之多少多少，有全国学术带头人的多少多少，都是很大的比重。但这个优势现在要注意到，在发展的新情况之下，要素流动有挑战，人才是可以用脚投票的，人才的流动是不可能过多以人为的干预来限制的，人为的干预限制有些时候形式上把人才流失给挡住了，但他们的积极性出不来，还是事与愿违。现在我看整个中国发展态势中为依靠人才优势，具体机制在别的地方高度重视之下，不断表现出亮点。比如这一两年，人才聚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相关因素是什么呢？是咱们的个人所得税改革了，改了以后，很遗憾的一个事儿，虽然迈出了综合这关键的一步，把若干收入归堆然后接受超额累进税率的调节，但只是把四种劳动收入给综合了，除了薪酬之外，把稿费，劳务费（比如讲课的收入），还有就是特许权收入（比如专家、科技人才的创造发明所取得的那些收入）都归堆，然后接受超额累进的调节。那么现在新的形势下，你一年如达到96万以上的收入，除了交掉96万里的约30%之外，再高出来的就几乎拿走一半（拿走45%）。今年6月30号自主缴税截止，具体情况很快有相关数据可以做分析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逼出了一个粤港澳大湾区先取得中央同意宣布大湾区的外籍专家可以不受这个个人所得税的约束，一下把税率压到15%，超出的部分以地方补助的方式给它冲掉。实际上技术处理很简单，反正算到15%这是实际的天花板，这样来稳住那里顶尖的人才。最新的进展是什么？海南自由贸易港的方案出来以后，比照粤港澳大湾区对外籍专家（在内部我专门提过这个建议——你就比照粤港澳，用中央给你的“特”，形成最前沿的开明态度），海南一定资质上的所有专家，不分外籍内籍通通15%封顶。这样的优惠政策发酵个三年五年，如果别的事情也处理得好的话，确实有希望在现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把它的人才队伍真的比较好地培养起来。所以，人才的流动对咱们来说是不是也是一个竞争？科研管理的创新在北京怎么样进一步巩固人才的优势和进一步适应竞争环境、强化人才优势，这篇文章是非常值得看重的。

跟下来就要说北京真的把这个事情做好，还要特别重视第三个优势即“制度优势”的问题。制度优势涉及综合起来的一套制度安排，包括前面说到的物质条件方面关怀激励的制度，还要包括另外的“润物细无声”式的制度环境提供的对于这种创新者，对于产学研结合一线科研人员、企业家，以及其他可能在创新方面会有突然的灵感、或者特别的积极性参与进来的这些人士的人文关怀——这种人文环境在中国，我不客气地说，是最缺乏的。地方上的对比，前面□□□说得很生动，等到人家成了气候以后，首先有俞正声同志问上海的局委办，咱们怎么就没把阿里这样的公司留在这儿？后又有北京的领导问了，咱们北京为什么不能把这种顶尖的一飞冲天的企业在这里弄成？其实首先是要有一种人文关怀，它很具体地表现在什么地方？就有一些时候，你出手还是不出手？政府不动，好像没有政府的存在，其实这时候政府早已经存在，一开始挑什么毛病，叫假冒伪劣、偷税漏税，那肯定是能挑出毛病来的，但是得理解创新的规律，看大局看长远，等到过了一定阶段以后，李克强总理说的审慎包容了以后，那个结果就是谁能知道腾讯微信技术可以一飞冲天。虽然也给政府不断造成麻烦，现在还得雇着据说多少万人天天在那儿删帖，但是微信那个手机扫码金融服务一下子对接到草根，对接到最基层，全国多少亿的手机用户都可以手机扫码（还有很好的竞争机制，腾讯的微信扫码对上阿里的支付宝扫码，两家竞争，谁都得特别小心，谁都得精益求精，这是特别好的一个机制）。这是中国在金融服务方面使外国人惊呼的，跨越了信用卡普及阶段，从底层、草根层面的经济开始在交易上特别便捷而繁荣起来，支撑了我们的超常规发展，这是一个非常生动的例子。这种例子告诉我们，在某些方面看起来这个制度环境，不是你政府出面去做什么，恰恰是你不做什么，你先审慎包容着看，允许一些创新给你带来麻烦甚至挑战。现在谁也不敢说再把微信给它掐死了。这个事情可以举一反三。

另外，我观察下来，我们现在说打造中国的硅谷，中关村也好，北京创新中心的概念也好，其中暗中要跟硅谷的经验比一比。硅谷的经验是什么呢？国家、政府只有非常粗线条的一个大框架，态度上是说我可以有信息服务，你可以在政府方面了解我们知道的全球的创新动态是什么，同时税收有优惠，产权有保护，准入这方面，就是咱们自贸区已拿过来的“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这是对企业，还有反过来的以正面清单约束政府。美国在这方面，得说它确实比较早就有了这种润物细无声式的政府很开明、实际上就是很高明的一种环境。这个环境能够宽容到使什么样的人最后也展示出它的潜力呢？最典型的，现在还不是原来的英特尔、甲骨文之类的前面这一批企业，现在冲在前面看得大家目瞪口呆的，就是马斯克，他一个民间的人士，能够超越美国的航天局，在最尖端的火箭技术方面首先完成的是运载火箭主体发动机的陆地和海上回收，这一方面是支持它的星链技术——现在有人说（我不知道可靠性多少），星链技术在未来五年到八年成功以后就可以废了咱们的5G，而且对接的还有更宏伟的人类社会的火星移民。这些事情在中国，肯定评价为这些人在胡说八道，是骗子，根本不要理他。中国社会肯定是这个态度。但是在人家那个人文环境里，你去试呗，政府只要说你不违法，那么你去找天使投资。最困难的时候，马斯克也几乎过不下去了，但最后人家终于冲出来了。更不用说现在他的特斯拉，在中国和上海方面签了约以后，一年多点儿的时间，全球最大规模的外商投资单体工厂生产线上的成品就源源不断出来了。另外，他还在搞高铁，他的管道式的高铁，如果真的八年、十年以后成功了，又把我们高铁现在的领先地位给废了。这种事情咱们观察下来，要特别看重所谓制度优势它到底是什么。我觉得实际上它应该先落到中央、国务院前面几年屡次发文所说的，要认识和尊重科研规律，在此基础上形成制度安排。我在内部讨论的时候，说过一个命题：怎么认识科研规律，并对应着来营造中国适合创新发展的科研生态。

这方面我试着总结了几条，时间关系，我非常简单地说说觉得应该特别强调的地方。这个科研规律第一条，就是大家要充分认识邓小平说的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这个第一生产力在新经济时代体现的，就是它颠覆性创新带来的整个局面升级，一旦成功，是乘数放大效应，生产力原来传统的三要素加上了乘数，所以，它不是以科技给劳动力、劳动对象和劳动工具做加法变成四要素，它就是三要素上做乘法、做放大。跟着来说，这种特别的颠覆性创新支撑全局升级发展的力量，是在一个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以极高的失败率不断试错的过程中，终于脱颖而出的少数人、少数成果撑起来的。就说阿里、腾讯这几家现在的电商，数在一起充其量七八家，美团、拼多多都算在这个路子上后来又成功的，还有头条、顺丰，不出十家，其实创新者在这个领域里可能不只一万家，成功率是极低的，但是它的机制是什么？创新者失败以后他们不至于流落街头，是要拉天使投资、风投、创投来“烧钱”。硅谷这方面有一个可持续的机制：让这些科技精英专心致志在前面做种种奇思异想或者胡思乱想，后面一大堆金融精英去搜寻支持对象，支持一百个不求成功五个，其中成功两个三个，全盘皆活，极而言之，成功一个一飞冲天，所有的投入就都可以收回，还有超额利润。这种机制在中国我们现在实话实说，恰恰距离非常明显。那么是不是首先在北京，咱们有点儿雄心壮志，不一定宣传，但是现在内部讲战略支撑，对这个科创中心建设咱们心里要有数，瞄准世界上最高水平的这种人文环境，来鼓励科研创新。这种巨大的不确定性如能冲过去，要有政府的高明、开明，还要培育直接融资机制，风投、创投、天使投等等的这个市场。我知道北京在这个基础上已经有些探索和发展，当然也有一些麻烦，比如P2P出问题，不少人整天在那儿请愿什么的，要赶快把这个收尾的事儿消除掉，尽快把P2P爆雷的不良影响收敛下来，更多形成一个口口相传的很好口碑，即北京适合创业者到这里来争取金融支持。

接下来就要认识到，这种科研创新的成功和官本位、行政化，以及和看起来很受拥护的“少数服从多数”，其实是水火不相容的。要靠官本位行政化由领导拍脑袋我看哪个像，哪个不像，这个科创支持的成功率极低极低，不敢说一个不成功，成功率是极低的，往往就是“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再有，以为靠科学家群体来一个集体决策投票就能解决好如何支持创新，也往往没门儿。刚才胡院长好像说到这个事儿，我有体会：当年参加科技中长期发展规划，全国动员一万人，一线的积极参加者合在一起差不多一千人，几十天的讨论，很多的专场讨论里，我听到一些院士，这些已经有成就的科学家，思想非常保守。当时一个重大创新专项，是矿山煤层气抽取技术，讨论来讨论去，领头的院士说坚决不能讲这个技术的创新突破有利于安全生产，竟是这种精神状态。这一重大专项显然是有利于安全生产的，瓦斯这东西，你抽取了就控制了，就安全生产了；你控制不了，它就不安全，动不动发生矿难。但是他们的状态已经变成那么一个样子了，让他们投票决定给谁支持，给谁不支持，往往很多的结果是偏的。那么怎么办呢？官本位也不行，少数服从多数也不行，那么就得探索全球的经验，更多可肯定之处是表现在很多现在还没有总结得很清晰的这样一个生态、这样一个科研创新环境里所谓类似于热带雨林式的一个群落，一个科创生态集群，宽容地可以让创新者来试错。实际上是这些创新者们自己感受到、或口口相传来形成大家愿意往这儿扎堆、愿意试试自己能不能成功的一个特定环境。所以我觉得跟着来说，北京就要有心，在构建科研生态群落这方面，要有一个定制化的解决方案。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可以对外不讲，但我们自己内部怎样考虑形成这种科研生态，符合科研规律诉求，打造这样的环境？业界的人士我觉得他们的信息还是相当灵通的，就是刚才□□说的嗅觉很灵敏，哪个地方是真心诚意鼓励创业创新者到我这儿来，大家说来说去很快就会传遍业界。这个方面我觉得是非常值得努力的。

如果把这样的一些初步的粗糙的想法合在一起，我觉得再往下说，是我们科技创新中心建设里，还有几个层次需要通盘考虑：第一，这一套科研生态群落里面，当然比较直观的是一些成果的应用问题：已经有专利了，能不能在北京咱们的科创中心得到孵化环境，能够比较便捷地得到支持而推进中试和产业化。

第二，我觉得仍然要重视“引进、协作、消化、吸收再创新”。像华为的案例非常清楚地表明，任正非从来不讲自主创新，甚至说国家你可以讲这个原则，华为绝对不提自主创新，因为意识到要渗入全球产业链不可能自己全包下创新来，很多很多东西，你必须跟外面合作、协作。这个引进、协作、消化、吸收再创新和形成稳定的全球协同关系，我觉得是在北京中心建设里必须考虑的第二个层次。

第三，是我们一定要有战略耐心，在北京这个中心里，要培育基础理论原创性突破的这样一种机会。提供这种抓住机会的条件，长期坚持之下，大成果也是可遇不可求的。没有人能算出来你给这么一个生态环境，什么时候北京就可以再出几个钱学森式的人物，哪怕有一个。但是你必须在这方面持之以恒。一茬一茬的领导班子都取这种态度，意识到我们真正要达到或接近国际的先进水平，离不开基础理论方面的原创。我觉得咱们材料里也包含有这种非常清醒的意识。把这几层合在一起，我想试着以粗浅看法提四条和“战略支撑”概念相关的建议。

建议方面如果从务虚的角度来讲，刚才□□一句话我认为非常好，咱们自己要来个特区精神。深圳也好，海南也好，中央都说是特区，海南后来变成最大特区，我们北京在科技这方面，可以是自己把自己当特区，有些需要中央认可的，我们去争取让中央支持，给我们实际的条件。我们不求这个名分，但心中是把自己看成一个以特区精神来打造、有战略支撑的科技创新中心。

接下来第一条建议，是政府必须牵头动态优化系统工程式的打造中心的通盘战略设计。原来已经有了“中关村”的全套战略设计，现在根据情况变化作动态优化，以后可能每隔一段时间，有必要的话再组织专家团队听听大家七嘴八舌说说怎么动态优化。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第二条，我觉得在制度和政策的开明和优化这方面，要瞄准全球最先进的水平，不能满足于中国视野之下我们的一些做法好像开明了，创新了。人家全球最高水平是什么样的状态？我前面说到“润物细无声”式的感觉。前几年在国内，不光北京，各地都是这样大同小异的，科研创新人员感受到的麻烦和约束，是在美国和其他的一般发达市场经济体完全不可想象的。怎么可能做课题，会有纪检委、审计署、主管部门一起来翻箱倒柜的一张张发票跟你倒腾，让你说清楚这顿饭是谁跟谁吃的，要回忆得一清二楚，还要找这些人去对证，人均50块钱封顶，超出部分你退出来。不是说他没能力退这点儿钱，他作何感想？这是什么人文环境？科技创新者，谁会整天抠着咱们这个科研团队在一起商量完了中午吃个饭，人均50块钱封顶？这还是小事儿。大的是你只要有处级以上领导职务，担任的独立董事通通退出，而且要往前追溯，从八项规定开始退钱，多少天内还必须退光。典型的我知道有苦说不出来的□□□，他是社会科学的专家，这样退钱可不是个小数，还逼着什么时间就必须退到位。□教授说起来地位很高，但他自己的感受是什么？他本来是以科研人员定位的，就因为他有一个管理学院院长算是领导干部的身份，就把他按照体制内的行政官员来约束。海外其他方面有潜在可能性走□□□之路的这些人，他们听到会作何感想？这都是非常明显的一些例证。

我们在北京心里有数，如果要真正吸引人才，切忌出现这样的环境，这样的案例出一个两个，大家就都心存疑虑：你这个环境我敢进来吗？这类情况后来怎么解决的呢？并没解决好。后来中央国务院就是纠偏，发文件。克强总理多次批评“繁文缛节”，到北大、清华忍不住了，说你们财政部、科技部的人都在这儿，你们说说专家怎么坐高铁就不能坐商务座，坐飞机就不能坐公务舱，这都是什么规矩？在场官员也不敢回应。回来以后他们自己嘀咕，这又不是我们自己决定的——但却真是这几个部不约而同地“迎接巡视组到部之前自查自纠”，一夜之间调动了所有可以卡知识分子的管理力量的积极性，大家一拥而上去跟知识分子过不去。你一个白发苍苍的老科学家坐高铁如果没有司局级行政待遇，连一等座都不能坐，只能坐二等座，国内的飞机更不要说公务舱。这些事情都是在国际上听着很荒唐的事儿，但在咱们这儿真的就成气候。后来中央文件发了以后，又说要出细则解决这些问题，但细则一直没出来。新的环境方面也有进步，比如对科研人员原来所说的职务发明，现在实际上取消了这个概念，个人可以取得规范的股权收入，这就是现在个人所得税调节的特许权收入方面以创造发明专利源源不断取得规范的收入。这是一个很明确的激励，允许科研创新成果以股权的方式，以特许权收入的方式，来形成物质激励。但是又来了一条，在高校系主任以上、我们这样的研究机构的研究室主任以上的人员，属于领导职务，不适用此项规定。这就麻烦了，中国特点就是一般的这些机构里，除了纯民间的机构，有点儿成就的人，都得有个一官半职，你要让他辞掉这一官半职呢他还要下很大的决心。于是这条中央国务院的政策落实，就非常困难了，现在基本落实不了。我所在的财科院里面有些研究室主任，就只好干脆辞掉主任，他才能去当那个独立董事，现在又在收紧，当独立董事还要接受这个检查，那个检查，一大堆的清规戒律。这些事情都是不符合科研规律的，把科研人员简单跟领导干部对接行政控制的那套东西，实际上是遏制着潜在积极性的发挥和创新创造能力的发挥。所以，在制度政策开明优化这方面，瞄准全球最先进水平，我觉得北京要具体化，通过调研以后，我们现在可以出手的东西尽快出手，也包括可以含糊处理的。我们当然可能无法跟什么国家审计署，中纪委这么多的机构简单正面去交涉让他们怎么样怎么样允诺。但是在北京的科研生态环境里，有没有可能，有些东西模糊处理，让大家意识到我们是比别的地方更“特”的，我们是给大家这样一些更开明的制度环境和政策支持的。

第三条，我觉得要在北京对于政府有限资金的支持和放大机制这方面，很好研究定制化解决方案。政府财政是一定要支持科技创新活动的，但这个钱有限，它到底应该怎么样掌握，比如对基础理论层面的支持，财政部想来想去，那就要专家问卷投票，那就是落到我前面所说到的简单的“少数服从多数”，这个不是不能用，但只靠这个可能不行。还有什么办法？其他的相对好办，比如到了成果应用这个层面怎么支持？产业引导基金，首台套的政府采购等等，把它们细化，

具体化，要形成定制化解决方案。一定要有放大的机制，政府这个钱用起来追求“四两拨千斤”。前面专家说得非常好，这个四两拨千斤，在北京的四两，还可能拨到中央，拨到高等院校，拨到全国其他的合作协作单位他们一起来形成合力。我觉得在北京一些开发方面，可以更大胆运用PPP。北京的地铁网是非建成纽约、东京那个状态不可的，现在还得赶快抓紧做，达到网状四通八达，密度足够，所以，4号线、16号线都不得不做成PPP，用政府体外的钱来支持加快建设，而且提高绩效管理水平。那我们科技中心区的开发，一些现在说的新基建，正是时候，也可以借鉴民营企业华夏幸福在固安（北京南面50公里）干的这个连片开发，现在还有央企在汕头海湾新区168平方公里连片开发，都是雄心勃勃，都是很好的创新机制。这里面高科技的东西等等是融合在综合开发里面的，新基建和老基建、传统基建，是相得益彰的。这个机制我觉得非常值得掌握好。

第四条，是不是可以设想，既然是特区精神，咱们北京不声不响比照猎头公司的方式，在全球视野内招揽战略型、领军型的科技人才、学术带头人，不求多，也没什么硬性指标。这种关键的少数，如果能够在北京让它来起领军作用，我觉得意义是非常重大的，也是配套于前面说的这些开明，这些人文关怀，这些润物细无声的东西。我就举一个例子（纯粹假设）：前些年我注意到科技界有几个例子，就是把一个人经济上的问题抓住以后关起来了。前面一个结果相对好的，是浙江大学的副校长，比褚时建少一个字叫褚建，关了三年多放出来了，其他前面的罪名都没有了，留了一个尾巴，他自己认了以后，出来马上又得到国家几千万元的一个支持，让他赶快去追他原来那个自动化数控项目——非常遗憾，这三年之间，国际上人家在节节推进，他的那个领军作用没发挥。这算是一个折中的处理办法。

另外一个人，中国农大的□□院士，克隆技术本来是冲在最前沿的，得到国际公认的，关了四年只关不判，折腾来折腾去最后判了，把他经济问题做实了。这种人物不多，有没有可能我们可以去了解了解现在服刑期间，是不是有可能发挥他的专长。我听到报道，他关在吉林松原看守所里时，每隔一段时间他的团队的人跑到哪儿，以探监的方式跟他交流，他还在努力推进他的研究。现在既然已经服刑了，那个环境比看守所要好多了，我们有没有可能去接触接触这种类型的人，可能的话调动他的科研潜力。我不知道有没有假释这种可能性，这得法律专家说，但你如果给他点儿关怀，他会拼着命来发挥他的潜力——他的人生本来都已经毁了。而这种潜力的发挥我觉得会很有价值的。过去像斯大林，他杀了那么多人，党内的、军内的，但他基本不杀科学家，而且高薪养着这些科学家让他们出成果。二战中有些犯了点儿什么事儿的刑事犯罪的这些科研人才，他特赦让他们出来赶快主持个什么专门项目的研究。我们得要有宽广胸怀，别人没有太注意到的这种少数的人才，咱们去试着看看有没有可能也形成我们人才里的一个积极力量。

我这想得很粗糙，班门弄斧，仅供参考。谢谢！

贾 康 介 绍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现任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特聘专家，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是北京、上海、福建、安徽、甘肃、广西、西藏等地方政府特聘专家、顾问或咨询委员，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国家行政学院、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等多所高校特聘教授。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1995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多次受党和国家领导同志之邀座谈经济工作。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第二届理事会期间任首席经济学家），2015年-2016年与苏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的“2016年度中国好书”）》，2016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2017年后又撰写出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模型与实践路径》、《供给侧改革主线上的未来财税》、《财政学通论》等多部专著。根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国哲学科学6268种学术期刊700余万篇文献的大统计分析，贾康先生的发文量（398篇），总被引频次（4231次）和总下载频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综合指数3429，遥居第一，是经济学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