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传播学这个“筐”
有人说传播学是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尽管传播学的边界很模糊，但为了把它弄成一个学科，有不少学者作出了努力。施拉姆1949年出版的《大众传播学》创立了传播学。但他在晚年却强调：“我们有时忘记了传播研究是一个领域，而不是一门学科。”传播研究是没有边界的，但传播学有边界，尽管其边界除传播学的发展在不断变化。传播学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跨学科研究的产物。长期以来传播学处于一个边缘科学的位置，因为它一直站在多种学科的十字路口徘徊。
罗杰斯认为三位欧洲大师——达尔文、弗洛伊德和马克思为传播学崛起提供了理论基础。有学者把符号学、现象学、控制论、社会心理学、社会文化、批判、修辞学等纳入传播学的传统。传播学诞生于美国，一般认为，传播学的奠基人有五位：1、 拉斯韦尔提出了传播学5w模式。2、 卢因提出了信息传播中的“把关人”的概念。3、 霍夫兰揭示了传播效果形成的条件和复杂性，开展劝服研究。4、拉扎斯菲尔德把传播学引向了经验性研究的方向。5、施拉姆被认为是集大成者。
传播学是由西方建立起来的，主要阵营是欧洲和美国。欧洲：从批判理论到文化研究；美国：多元研究视野与其合流。中国传播学有着新闻学的传统，从民国的新闻传播到今天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其实，中国的传播思想历史要久远，早在古代祭天就是中国“天人合一”思维中人与天的对话，尽管这是一种臆想中的交流。传播观。而今天的传播学形成了多元话语竞争的平台。进入互联网时代，经典传播学面临着重建与重构。我认为面对新媒体新传播，我们不仅要走进传播学，还要走出传播学。
其实早期的传播学者还是一些社会学家，从欧洲的社会学到美国的社会学，从社会学到其他学科，传播学不断地吸收各个学科营养迅速成长，欧洲的法兰克福学派与美洲的媒介决定论遥相呼应。另一个发展契机是战争，从一战的宣传术到二战的控制论，再到二战后选战民意引发了传播效果的测量和研究，内容分析、系统研究、框架理论等研究方法也随之兴起。i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传播学终于成为独立学科。20世纪70~80年代传播学发展进入新时期，知沟理论、媒介环境理论、议程设置理论、使用满足理论等一批学术成果接踵而至。
进入世纪之交，表面上来看传播学似乎进入大发展的繁荣，一方面传播学分化出各种分支，除了大众传播之外，还有人际传播和组织传播的研究，还出现了政治传播学、社会传播学、人类传播学、国际传播和全球传播。另一方面美国主导的传播学出现内卷化的弊端，只是做得更精细，却少有新的理论建树。由于传播学自身理论的贫乏，使之难以与其他学科对话，除了较为成熟的大众传播学，传播学其他新的分支多是强行的嫁接，并没有取得广泛的学术认同，更不用说近年来刚冒出来认知传播学、计算传播学，都还只是两个学科简单的叠加。
进入互联网时代，年轻的尚未建构完善的传播学面临极大的冲击，一方面经典理论难以很好解释新媒体新传播，另一方面对新事物新问题亟待进行解构和建构。从信息传播到关系传播，从知识传播到公共传播，传播学者们在困惑、反思中努力探索，但一时半会难有突破。与此同时，其他学科却在这一领域取得有意思的发现，也就是说其他学科的研究对传播学贡献也许更大。恐怕需要调整我们的思维方式，对于传播学这个筐，不只是要考虑放什么东西进去，还有另一种可能，我们是否需要换一个新筐？
如同我们把传播学放在新闻学的框架内进行研究，必定会有很大的限制。互联网时代是一个重新定义的时代，传播学研究也要重新出发。首先，人类的传播活动不只有大众传播，互联网的发展促进了人际传播的研究，物联网的崛起促进了组织传播，人工智能和脑科学促进了人内传播，大数据和云计算则这些传播连接在起来，进而形成线上与线下互动的社会化传播。还因此催生了交叉学科和新的领域，传播学在不断切换研究轨道中创新思维。与此同时，更多的传播学研究还会在其他学科中产生。（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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