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薅头发的孤女，怎么就能过关斩将呢？

10月23日，Netflix力推了一部张力十足、风格凌厉的迷你剧集《后翼弃兵》（Queen's Gambit），国内又译为《女王的棋局》，一经播出迅速风靡全球，吸引我国一众美剧迷们争先抢看，乐死不疲地转发热议。在全剧七集播出完结之际，一举斩获9.0的豆瓣高分。

在马上就要展开年终电视剧大比拼的节骨眼儿上，该剧至今占据着2020年度欧美剧的热播榜首，可谓是一匹不容忽视的黑马。收官虽已数日，但是，《后翼弃兵》的播出频次和业界内外的有关议论依然有增无减。从众多的影评或豆瓣短评中不难看出，绝大多数网友对该剧的评价集中于“爽感”“女权主义”（或“女性主义”）和“大女主剧”等硬词儿上。说实话，这些概念性语汇说起来顺口，实则具有明确指向性。细细想来，若是扣在《后翼弃兵》的头上，恐怕是经不起推敲的。

一、没有撕逼的戏码，“爽”在何处？

与大多数“爽剧”一样，《后翼弃兵》看起来是在讲述一个核心人物如何由弱变强、怎样策划步步为营的博弈对决、不断完成升级打怪的硬核故事。

是。但它——也不全是。

的确，《后翼弃兵》预设了一个前置背景。即，女主人公贝斯·哈曼（Beth Harmon）的多处童年创伤。

一是被原生家庭抛弃的伤痛记忆。哈曼既不曾体验过父爱的关怀，还险些在生母的自杀式车祸中丧生。

二是生母精神欠佳的遗传基因。生母虽然聪慧过人，握有数学博士的高智学位，但依然逃不过被男人抛弃的境遇，时常处于精神不稳定的状况。博士妈妈游离恍惚的精神状态，是哈曼不安定感的潜意识来源。

三是孤儿院严苛而阴郁的环境。

在管理几近苛刻的孤儿院中，哈曼再次陷入无所依靠的困境，所幸偶遇地下室的棋盘和象棋启蒙老师——校工萨贝。

如上哈曼被抛弃的童年遭遇，此为“大落”。

意外发现的国际象棋禀赋，成为哈曼的生命转折。

从总体上看，该剧在前置背景的基础上，架构了一个完满的后置结局。

哈曼通过努力，从孤儿院的地下室、高中棋社到肯塔基州、全美国，再到欧洲，一路披荆斩棘，最后在苏联争霸国际象棋的世界冠军。

此为“大起”。

大起大落的故事逻辑，以及由此带来的先抑后扬的情绪张力，完全符合以往所谓“爽剧”的叙事节奏。

但是，这个看似是过关斩将的爽剧，实际上因循着主人公哈曼由“落”至“起”的人物成长逻辑。

也就是说，这种“爽感”不是角色之间的激烈对撞，而是通过成长型叙事建构女孩哈曼完满的人物弧线。

所谓“弧线”，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大多数次要人物往往转化成哈曼的帮扶者，而不是对手（“撕逼”的对象）。

比如：哈曼首次参赛的对手女孩，毫无保留地帮她熟悉比赛常识（计时器、如何记录），甚至见证她的初潮。

前州赛冠军贝尔迪克，这位赛场对手与昔日同居者，一度成为哈曼冲刺欧洲赛场的陪练教练。

全美冠军赛的实力对手班尼，最终成为帮扶哈曼冲鼎世界赛事的智囊团召集者。

可以说，这些人即使在棋局赛事上是哈曼的竞争对手，但是在生命历程中却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成长助力者。哈曼与他们的棋局对决，对标着精神世界的不断充盈，赛事对手成为哈曼生命晋升的步步阶梯。

另一方面，推动哈曼成长与蜕变的主要动力是自知天赋异禀的哈曼近乎固执般的骄傲、自信与不服输的性格，即使有情感情绪的低潮，也能通过国际象棋这一抓手重拾激情。

再强大的外力，一旦内心垮掉，终将无济于事。

同样，哈曼对国际象棋的睿智是一种不可复制的独到天赋。这种激情般的投入也是支撑哈曼的唯一精神依靠与自我存在的指认。

这样看来，观众所说的观剧“爽感”，其实来自于见证并经历核心人物传奇般的成长过程。

二、没有尖锐的权斗，是女性意识吗？

许多影评纷纷将该剧定位为“女性主义的”或具有“女权色彩”的剧集。

若说是“女性题材”，倒是无可厚非。毕竟，这是一部以女性形象为主要人物和叙事重心的剧集。

但是，无论是主要矛盾和戏剧冲突的结构层面，还是在人物形象和主题基调的内容层面，《后翼弃兵》显然没有任何可以称得上具有女权斗争倾向的或尖锐或激烈的桥段。

其一，它是以哈曼第一人称的视线来展开叙事，视线的重心在于表现包括棋盘推演幻象和童年回忆等哈曼的内心世界。

在影视镜头表达中，有关女性身体的镜头，往往有一定的隐喻意味。

要么是在男权掌控之下，展现被窥视的丰盈体态；要么是模糊或弱化性别差异，以飒爽英姿的中性扮相刻意遮蔽女性体征。后者，成为具有女性意识的惯常造型表现。

但是，从全剧的七集容量中观众可以看到哈曼逐渐成熟的女性身体特质，这是一种基于自我指认和价值肯定的自信表达，反而散发出独立而坚定的气息。

其二，《后翼弃兵》已然更新了以往所谓“女性意识觉醒”或“女性个体独立”的桥段剧情，转而立意表现“摆脱依赖”之人生命题。那些旧桥段常常遭遇“花木兰式蜕变”——女性独立必将化妆成为男人去表达、去战斗，反之，便是“还我女儿身”的沉默不语。

但是，哈曼所要克服的是自己内心深处的阻力，它们便是对镇静剂、大麻、酒精，甚至亲人情感的极度依赖，以掩饰从童年和潜意识涌荡而出的不安全感和无措感。

社会性别的不公对她来说，的确是现实的存在。但是，性别问题在克服自身心理阻力的基础上自然迎刃而解。

诚然，有人一定会指出养母爱玛的角色：“难道不是女性意识的觉醒吗”？

爱玛是1960年代美国典型的家庭主妇：没有独立的经济来源，家庭日常开支全部仰赖在外工作的丈夫，在家毫无话语权，也终于等到被丈夫遗弃的那天。于是，成日靠酒精麻痹似乎成为正当理由。

她的变化来自于哈曼的棋艺日益攀升。

看似爱玛摆脱了对丈夫的依赖，生活已经有所改观，但是为何越发酗酒，直至因过度饮用酒店的劣质酒而致死呢？

显然，走出男权家庭的爱玛依然没有真正地摆脱“依赖”。

尽管她在改变：“我不再是别人的妻子，我仍然可以学着做一位母亲”。

其实，爱玛是将对丈夫的依赖，平移到对养女以及对墨西哥回眸初恋的依赖。这或许是爱玛的脸上至始至终挂着扫荡不开的忧郁之因。

消解忧郁的策略，恐怕就不仅是平等性别或女性权力的问题了。

三、“大女主”是个伪命题

如果不是女权，那《后翼弃兵》想要表达什么呢？或许，退一步而言，该剧不全然关注于女权问题。

正如多数人在哈曼身上看到了许多表现类似女性意识的细节，似乎是女权意识的表达。

譬如，孩童时期的哈曼对高中棋社老师赠送的洋娃娃不屑一顾；

刚入中学诧异女同学的拉帮结派和千篇一律的衣着打扮，又被旁人嘲笑；

对记者刊登的采访内容过于关注女性身份感到不解等等。

这些细节，确实能够说明哈曼的性别意识正在苏醒。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哈曼所极力追求的是女性的社会身份，并就此将该剧定为“大女主”。

只需我们看看那些被忽视的角色便能领悟其中的深意。

常年生活在孤儿院地下室的校工萨贝，不善言辞却默默付出的底层阶级；

黑人女孩乔琳，一直很努力，极力表现自己率真的性格，却因肤色未能被收养；

本属于竞技运动的国际象棋也被卷入美苏正版的冷战池。因棋艺高超的哈曼却在政治对立国的苏联，受到异国他乡的棋迷群众所拥戴。

夺冠后的哈曼，不顾美国国务院派出的安保人员的劝阻，悠然自得地在公园的人群中坐下，与一位普通苏联老头切磋棋艺。

这是一群“其他人”的画像与故事。正是有这般常被边缘化的社会群体，才更加呼应了“后翼弃兵”的棋法和片名——牺牲小部分，才能关照大全局。

这样看来，《后翼弃兵》所要传达的就不再是单纯的“女权”问题，更不是“大女主”的话题。

事实上，哪有什么“大女主”！

基础的剧作知识曾经告诉每一位电影爱好者，叙事结构中主要有两类人物形象：主要人物和次要人物。其中，主要人物是该影片着力表现的叙事重心，其他次要人物是以他/她为核心，从不同侧面表现关于他的故事而生发的主题思想。

本片所要做的，只是挑选一个天赋异禀，但有明显缺陷的女孩，让她在观众认同的观影趣味上，逐渐完成自我成长，慢慢产生与社会和人的链接。

换句话说，一部备受瞩目的影视剧，并非是编导者预先套用某一热门概念，或循规蹈矩地照搬成型模式，以流水线式的编程来迎合市场口味。相反，它的出彩恰恰是对已有类型或创作惯性的更新，甚至是反叛。因此，在热度和标签的背后，的确有必要对该剧和该类型模式进行一番“冷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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