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颂鼎》、《颂簋》、《颂壶》“三颂”铭文书法艺术之我见
西周宣王时期，一位史官名颂者，制做了一组青铜礼器，共计《颂鼎》三器，《颂簋》六器（一说五器），《颂壶》两器。这些器物自清代陕西出土后，流布各地，被藏家分散收藏。如今少量的器物流失海外，大部分已收归国家所有，现分藏在各地博物院（馆）。
难得的是这一组鼎、簋、壶，都刻有铭文，其铭与《周礼》、《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诗经.周颂》等有关记载相契合，可相互勘误甄伪，为研究商周历史提供了真凭实据。其器铸造于西周末代青铜器制造业辉煌时期，其铭铸刻亦属于金文的成熟期，二美合器，弥足珍贵。
这组青铜器铭文内容相同，共152（另说150、151）个字，以不同的章法形式，分别镌刻在鼎的内壁、壶底、簋腹及盖侧等不同的位置。铭文书体俱为金文（大篆），但书法风格並不完全相同，甚至略有差异，这引起了我的兴趣。
三千余年的周宣王时代，是个古老、悠远而充满神秘的年代。据史料记载，此时中国历史才有正确的纪年（始于共和元年，周宣王前十余年）。据有关史料可知周宣王执政了四十六年，不断地对西北乃至东南用兵，有胜有败，既有周朝中兴之兆，又带来民不聊生的惨痛后果。但既然王朝能支撑这么多年，其制度较为完善，周礼也十分完备。从颂礼器铭看，这是一次周王对颂的册命仪式的祥实记载，为后世留下了难得的史料。而此一时期的青铜器铭，记载的重要册命仪式几乎都是这个模式。多亏了金文字的形成、发展，使我们对这个远逝的泱泱王朝，有了一定的了解。
铭文内容属于古文，晦涩难懂，况且网上多见，我不再此录记，仅把约150个字的铭文大略翻译如下：
三年五日甲戌之日，周王在周康邵宫太室，举行了一场册命颂的仪式。宰弘担任傧相，尹氏负责记录，史虢生宣达王的命令。周王命颂管理成周（洛阳）的商贾，并赐他官服、銮旂等礼品。仪式完成后，颂为了感谢天子恩泽，荣耀先父龚叔先母龚姒，而造礼器在祭礼上使用，以表达孝心並祈求国泰民安、王命百岁。
下面我分别对上海博物馆所藏《颂鼎》、山东博物院《颂簋》、台北故宫博物院《颂壶》之铭文的艺术风格，谈点拙见。
上博这件《颂鼎》，应是三器（北京、台北故宫各藏一件）中最大的，高31.4厘米，口径32.9厘米，重9.82公斤。我见到的拓片，是从鼎之内壁拓出，尚属清晰。首先，我觉得这是西周王室所使用的金文标准字体，处于西周晚期金文成熟时的状态。这是一次正规的册命仪式，程序之多、叙事之清、细节之周到应是少见的。应肯定为王室史官、礼官书法高手所书写，如此纯熟而又灵动的书体，字里行间透出庄重、大方、美观、工整等美的元素，整体气势恢宏，气象庄严，颇具王家之范。
二是分布疏朗，线条匀称，结体美观，字势统一。全篇书体姿态多姿，欹侧变化，错落有致，平实之中见灵动，整齐之中有异变，不但没见篆书的任何呆板，反而蕴含律动，真想像不到金文也能有此活泛的笔致。
再就是章法之奇特。看上去行与列不很齐整，对应不甚严密，字体并非那么规正，但整体而言，不齐而齐，不正而正，一种天然拙朴之气扑面而至，奇趣逸出，犹如精神抖擞的士兵，雄纠纠，气昂昂，生机盎然。
山东博物院所藏《颂簋》，高30.1厘米，口径24.2厘米。难得的是簋与盖齐全，二者都刻有铭文，属于“对铭”。铭文分别刻于簋底及盖的反面。让人惊奇的是，这个颂簋先是刘喜海收藏，又经李山农、再经丁树桢之手，均为山东籍的清朝官员、巨贾、金石收藏家，一二百年，几易其手，历经波折。新中国成立后，由丁家后人捐献给了山东博物馆收藏。
我看此簋铭文显得更为理性一些，工稳一些，像金文中的“稳健派”，用来书写王室文字合乎“身份”。由此想到成熟的“汉隶”，居庙堂之尊，也似这样庄重威严。其簋铭排列整齐，字体大小虽有差异，但横行竖列分明，整体成正方形状，字的结体也相对理智理性，让人想像周王朝的秩序森严与赫赫威严。
最后聊一聊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藏品《颂壶》。这件《颂壶》器、盖齐全，而北京博物院所藏《颂壶》只有器身而无器盖。海峡两岸分藏的二壶，形制几乎完全相同。
台北故宫博物院《颂壶》相当完美，通高63厘米，口径21.2x16.9厘米，底径24.3×31.7厘米。尤为称道的是，其壶身口沿内壁、盖口外壁四周都刻有铭文，各152字。
壶铭刻写得灵动多姿，字字蕴含变化，字形欹侧，字势活泼。尤爱壶身盖铭，虽每面空间位置不大，但布局结体并无不适，甚至可说写出了宽绰活泛，字体虽说不大，但看上去精到、雅致。我比较后认为，此颂壶铭与鼎、簋铭相比，更为率意自由，不少字结体修长隽朗，峻利爽快，甚至带有远古原始的一种野性，有的字写的硕大，有的写得很小，不规范中灵性可见，“原生态”乍现，可称金文之佳品。
青铜重器颂之鼎之簋之壶，加之“三颂”精美之铭文，为金文宝库添加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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