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台》大评■张文诺：《装台》中的“小世界”与“大境界”——评陈彦的长篇小说《装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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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台》中的“小世界”与“大境界”
——评陈彦的长篇小说《装台》
来源：《安康学院学报》2016年第06期
文/张文诺
陈彦长篇小说《装台》被中国小说学会评为“2015小说排行榜”长篇小说榜首；中国版协推出2015年度中国好书排名文学艺术类获奖图书榜首；中国图书学会评为“2015中国好书”文学艺术类榜首；获首届“吴承恩长篇小说奖”……
继长篇小说《西京故事》后, 作家陈彦又为读者讲述了另一部精彩的“西京故事”———《装台》。《西京故事》讲述的是西京城内农民工的生活, 长篇小说《装台》反映的是西京城内的底层人民生活。《装台》通过主人公刁顺子的职业活动, 把西京城内的三教九流、五行八作纳入笔端, 生活更为广阔, 文笔更为细腻, 节奏更为沉稳。陈彦在想象城市生活时, 没有以一种道德化的眼光把城市先验性地欲望化, 而是以一种超越性的眼光书写城市。“作家没有理念化地将农民工作为简单地歌颂对象, 也没有将城市塑造为欲望都市, 而是站在中立的基点, 在人性的视野内, 审视两者的关系, 以此凸显民族精神在压抑中的延展。”[1]陈彦笔下的城市想象描绘出中国现代城市的真实面貌, 表现出一种城市特有的优美与神韵, 勾勒出中国城市的发展态势。《装台》立足于西京城内的装台这个特殊的职业, 反映了城市底层人民的辛酸与痛苦, 但又没有局限于此, 而是从这里延展开去, 反映出在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人们的心灵变迁与心灵重负, 营造出一种大境界, 渗透着一种大气象。
一、底层人民的小世界
长篇小说《装台》以“装台”这个职业为轴线, 反映了这个由城市底层市民、农民工组成的小世界。刁顺子、大吊、猴子、墩子等从事的装台这个职业, 严格说来不算是一个行业, 它是一个“新兴”行业, 也是一个边缘行业。原来的装台都是由剧团自己的人完成, 后来, 舞台越来越复杂, 就出现了专业装台人。装台是一个下脚料行业, 没有完整的行业链条, 大多数人都不愿意去干。装台又是一个缝隙化行业, 别的行业, 即使是拾荒者也都有固定的时间与地点, 而装台的人则没有。装台必须在两次演出的间隙中进行, 没有白天黑夜之分, 也没有上班下班的界限, 有时甚至没日没夜地连轴转。装台又是一个体力活, 那些装着灯具、电线、铜器、服装的箱子都超过一百斤, 有的甚至重达二百斤, 扛着箱子要爬上爬下, 非常危险。不少装台的工人都落下了身体残疾, 很多原先从事装台的人因为受不了这份苦而去寻找别的活路。长期装台的人因为有病不能及时医治, 都落下了这样那样的疾病。顺子患了严重的痔疮病, 以至于脱了肛, 疼得不能走路;大吊是椎间盘突出, 厉害时连路都不能走;猴子有严重的胃病, 严重时经常吐酸水, 有时用一个硬物压一压, 缓解里面的疼痛。如果说繁重的体力劳动与疾病还算不了什么, 更为痛苦的是这些农民工都远离家人, 他们面临的最大的也是难以启齿的问题是性的压抑, 他们长期得不到异性的爱抚, 身体欲望便旁枝斜出。三皮便欺负自己兄弟的媳妇蔡素芬, 墩子因为排解性的压抑惹出了祸端。性的压抑对他们来说是非常沉重的事情, 沉重的肉身成了他们难以承受的生命之重。陈彦对装台这一行业非常熟悉, 对装台人充满同情, 《装台》反映了底层人民的艰辛与苦难, 提出了一些被别人轻视的重大问题, 表现了作家的人性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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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难是文学永恒的主题, 对苦难的书写很容易赚取读者的眼泪与同情, 也容易获得一种道德优势。苦难是城市底层书写的底色, 底层人民从事的都是一些体力劳动量大、收入比较菲薄的工作, 相对比较辛苦。然而城市书写又不能仅仅满足于描写苦难, 咀嚼苦难。“底层与贫困, 往往相链接, 有时人生只要有一种叫温暖的东西, 即使身在底层, 处身贫困, 也会有一种恬适存在。”[2]陈彦写出了装台人的辛苦与危险, 同时也写出了装台人的幸福、满足与尊严。别人看不起装台, 但他们却热爱这个行业, 因为这个行业给了他们做人的尊严与价值。他们个个技术精湛, 配合默契, 一个眼色, 都能知道同伴需要钳子还是锤子, 是上吊杆还是下吊杆。他们不但负责装台, 还负责控制灯光以配合演出。在他们的努力下, 装台已经成为戏剧艺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们的生活非常辛苦, 但也有快乐的时候。当工作场合只剩下他们的时候, 他们的话就多了起来, 气氛也轻松起来, 说着各种各样轻松的笑话。干完工作分钱的时候对他们来说更是难得的快乐, 他们拿到钱, 心满意足地回到他们暂时的住处, 把钱寄给自己的家人, 他们感到了自己在家人中的地位, 感到了用自己双手创造生活的快乐。装台人虽然辛苦, 社会地位低, 不被人看起, 但在装台过程中他们体会到了自己的存在价值。大吊工作踏实, 技术精湛, 安心干好自己的工作, 目的就是为了给烧伤的女儿动手术, 为女儿换回漂亮的容颜。他的收入微薄, 也不知何时能攒够昂贵的手术费, 然而他没有向任何人提起自己的难处。他不偷不抢, 不想歪门邪道, 只想凭自己的双手挣钱, 最后累死在工作岗位上。大吊的形象表现了人在苦难面前的坚韧与勇敢, 他以自己的双手与苦难抗争, 赢得了人们的尊敬。陈彦的《装台》描绘了装台人的苦难, 但没有把苦难作为小说的终极主题, 而是探讨了生活与苦难、人生与尊严、爱与被爱等多重主题, 超越了单纯的廉价怜悯与同情, 达到了对弱势群体的终极关怀。
要想在装台这个行业有活干, 装台队伍中还需要一个优秀的组织者。刁顺子是西京城最有名气、最成功的装台包工头, 刁顺子领导的队伍基本上垄断了西京城内的装台业务, 他的队伍人员比较齐整固定, 接到的活也很多。刁顺子之所以成为领头人, 首先在于他是一个西京人, 西京人的身份赋予他很广的人脉, 很多剧团相信他。农民工在城市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一个身份认同的问题, 他们来到城市, 必须寻找一个固定的群体, 你在一个群体内, 你才能确定你自己的身份。“寻找所能归宿的群体即意味着寻找身份, 任何人一旦踏入社会空间之中, 便不得不寻找他在其中所处的 (确定) 位置, 这是对一致性与连贯性的一种追求。”[3]顺子是地道的西京人, 不存在身份认同问题。他有城市人的身份但没有从事城里人所从事的工作, 就是靠下苦挣钱。他贩卖过蔬菜, 蹬过三轮, 当过装卸工, 这些都是城里人不愿意干的苦工作。这些工作经历使他对农民工保持着一种情感认同, 形成了他朴素的理念。他带队的诀窍就是老三样:一是带头干, 啥活苦, 啥活重, 他干啥, 不多说话, 不多指挥;二是体贴人, 把弟兄们当人看;三是不贪心, 当头的可以多拿一点, 但不能乱拿, 要有分寸。他的队伍有很强的凝聚力与向心力, 能打硬仗, 能啃硬骨头, 很受剧团的欢迎。应该说, 顺子的管理具有一定的现代因子, 比如说尊重下属的人格, 就符合现代管理理念。然而, 顺子的管理总体上还属于传统管理方式, 靠组织者人格魅力的带动, 靠“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感化。这种传统管理方式具有浓厚的人情味, 很受进城农民工的欢迎。然而, 这样的管理方式也有弱点, 重人情, 不重制度。没有严格的组织与制度保障, 组织者耗力耗神, 非常辛苦。顺子带小分队可以, 带大团体则不行, 并且一旦组织者出现问题, 这支队伍就会垮掉。作者在小说中通过顺子病情的严重, 表达了自己对传统管理理念逐渐式微的隐忧。
更为难得的是, 陈彦在《装台》中展现了城中村这一特殊的城市空间, 揭示了中国城市化道路面临的特殊问题。“所谓‘城中村’, 就是只在繁华的城市里或城乡结合部, 那些没有或只有很少农田, 村民已经基本不务农, 村民部分甚至全部转变为城市居民, 但依然保留农村管理体制的社区, 也被称为‘都市里的村区’。”[4]城中村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特有的产物, 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 城市蛮横地蚕食着农村, 城市用高楼大厦、宽阔马路把一个个农村圈在自己的躯体内部, 形成了城中村这一独特的空间世界。城中村属于城市的一部分, 但保留着农村的管理方式。城中村已经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村子了, 城中村“代表了一种不公平的竞争方式和落后的经济模式、生活方式”[5]。在城中村, 谁有权势、谁横, 谁就能获得更多的利益。刁顺子住在西京尚义路附近的城中村内, 他性格软弱, 胆子较小, 没有在自己的二层楼上加盖房子;邻居大宝不顾上边的禁令, 在他的房子上边又摞了几层, 有人来管, 他就拿斧子拼命。等到顺子再想盖的时候, 周围的人全都摞上了好几层, 别人以各种理由阻止他加盖楼层。城中村的恶性竞争形成了城中村特有的缝隙化空间, 城中村处在高楼大厦之间的缝隙中。城中村内的小巷子弯曲、狭窄;村子的上空密布着各种各样的电线, 形成了蜘蛛网;城中村内的楼房没有任何规划, 各个楼之间没有任何空间。城中村不仅是一个空间概念, 也是一个社会概念。任何一个空间都不是客观的、中性的容器, 而是充满意义的。“空间是政治性的、意识形态的。它是一种完全充斥着意识形态的表现。”[6]空间充满了政治、权力与意义, 它必然会对生活于其中的个体形成强大的规训与控制。“空间对个人具备一种单向的生产作用, 它能够创造出一个独特的个体。对个人而言, 空间具有强大的管理和控制能力。”[7]城中村是城市里的农村, 里边住的村民既是市民, 又是农民, 他们是城市中的农民。城中村的村民不用干活, 单靠房租与地的租金就可以衣食无忧。这是一群典型的食利阶层, 依附于房屋租金和土地权益获取利益。这些村民户口本上写的是市民, 但没有现代城市市民所具有的素质。他们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谋生手段还停留在以前的状态, 与现代城市文明格格不入, 具有很强的野蛮性与原始性。他们的价值观扭曲, 道德观混乱。刁顺子用双手谋生, 辛勤劳动, 却遭到了全村村民及其女儿的嘲讽与鄙视;刁大军胡吃海喝;疤子叔开设赌场, 却受到村民的尊敬与仰视。城中村的青年男女贪图眼前利益不愿意外娶, 不愿意外嫁。陈彦非常熟悉城市生活, 他既反映了大城市外表光鲜亮丽的一面, 也揭示了城市内部丑陋阴暗的一面。他冷峻地揭露了城市居民的精神异化问题, 他们虽然衣食无忧, 但他们的精神却非常痛苦与空虚, 传达出人们在城市化、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精神危机。
二、人间趣味
陈彦非常熟悉城市底层小人物的生活, 善于构筑他们的小世界, 通过小人物的小世界传达出我们都很熟悉的人情世态, 表现出一种醇厚的人间趣味。《装台》中在写西京底层市民刁顺子的生活时, 通过刁顺子与刁菊花、蔡素芬、刁大军、韩梅、朱老师、疤子叔的交往写尽了西京城的人情世态。鲁迅在评价《金瓶梅》时说:“作者之于世情, 盖诚极洞达, 凡所形容, 或条畅, 或曲折, 或刻露而尽相, 或幽默而含讥, 或一时并写两面, 使之相形, 变幻之情, 随在显见, 同时说部, 无以上之。”[8]陈彦对于人情世态的深刻体验, 使他写出了人情社会中我们平时不太注意的一些深层次内容, 揭示了人情世态的复杂与微妙, 表达出作家对社会、对人性的深刻理解。李泽厚评论说:“一部《红楼梦》之所以为中国人百读不厌, 也就因为它让你在那些极端琐细的衣食住行和人情世故中, 在种种交往活动、人际关系、人情冷暖中, 去感受那人生的哀痛、悲伤和爱恋, 去领略、享受和理解人生, 它可也是一点也不寻常。”[9]
张嘉译饰演《装台》中的“刁顺子”
刚开始读《装台》, 一看主人公是个小人物, 原以为又是展示人生苦难之作, 有心放下, 可读了几页之后便不忍释卷, 原来书中充满了世间百态, 人生况味。作家通过几个人物的遭遇, 阅尽了人生冷暖、世态炎凉。刁顺子一生最尊敬的人是他的小学老师朱老师, 朱老师教给他很多做人的道理。朱老师没有把他作为一个下等人看待, 而是把他当作一个平等的人。朱老师一生桃李天下, 他的很多学生都在社会上有很高的地位。但当朱老师患病时, 竟没有一个学生来看望。朱老师把自己的房产捐给了他所任教的学校, 当为朱老师举行葬礼时, 刁顺子认为葬礼可能比较隆重, 然而大厅里一共只站了十几个人, 只有一个学校领导, 学生只来了四五个人, 刁顺子通知的几个同学一个都没有来。作者通过顺子的眼睛写出了葬礼的冷清与凄凉, “他以为, 今天会来不少人呢, 没想到大厅里会是这么一副凄凉景象。他看着老师瘦得只剩下二指宽的脸颊, 还有那满头白发, 就哭得难以自持”。刁顺子一生坎坷, 经历了不少人生苦难, 对世态炎凉有着深切体会。“世态炎凉, 古今所共有, 中外所同然, 最稀松平常的事, 用不着多伤脑筋。”[10]世态炎凉是人们趋利避害的本性使然。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 特别重视人情, 注重礼尚往来。但中国社会注重的礼尚往来基本是建立在双方条件相同的基础之上的, 如果双方条件不同, 礼尚往来不到三年便进行不下去了。换言之, 一旦你对别人没有实际利益时, 礼尚往来便顷刻间崩塌, 从以前的门庭若市到如今的门可罗雀, 自然就让人感到特别辛酸。陈彦通过朱老师葬礼的冷清来勾勒世态炎凉, 含蓄而尽相, 曲尽而动容。
陈彦不仅尽现世态, 而且善写人情, 他揭示了人的自尊心与虚荣心对亲情的伤害。小说多次写到刁菊花与韩梅小时候的幸福快乐生活, 小时候, 她们的父亲刁顺子用三轮车拉着她们到处转。那时, 她们特别喜欢坐爸爸的三轮车, 她们的爸爸蹬得飞快, 有时能撵上汽车。菊花长大以后, 再也不坐三轮了。韩梅小时候特别喜欢坐三轮, 顺子成为他的爸爸后, 三轮成了她最重要的玩具与出行工具, 虽然继父的三轮换了好几辆, 但她对每一辆都非常熟悉, 哪儿缺了一块漆皮, 哪儿碰了一个窝, 她都了如指掌。继父每天都用三轮接她上学放学, 这让她感到特别优越。直到考大学的那天早晨, 继父把她送到考场, 不过远远的, 继父就让她下来了, 说:“人家都是拿小汽车送, 我女儿坐三轮来, 丢娃的面子”。可那时, 韩梅真没有那种感觉, 因为她那时以感恩的心态对待自己的继父。上大学后, 每次去车站, 都是继父拉着她;每次放假回来, 只要她给继父发信息, 哪怕再忙, 继父都蹬着三轮去车站接她。而韩梅这次回来, 也不愿意坐三轮了, 韩梅这次感到不一样了。“可不知咋的, 今天再坐在这个三轮上, 穿过再熟悉不过的长安路, 就觉得道路两旁的眼睛, 如芒刺扎背了。她先是低下头, 尽量不与路人的眼睛相遇, 可走着走着, 还是觉得坐不下去了, 屁股也颠得有点痛, 她就让继父停了下来。”过度的自尊与虚荣让她们的内心迷失了, 她们不再觉得这是一种亲情的表现, 而认为这是一种羞耻与负担。长大的过程就是人们抛弃自己纯洁内心、亲情淡化的过程。当儿女们小的时候, 他们需要父母的关爱, 他们不会觉得父母贫穷, 不会嫌弃父母, 不会感觉难为情, 当儿女们长大以后, 他们不再需要父母的呵护, 父母的贫穷与无能可能会被无限放大。作家陈彦直逼人物的内心世界, 写出了人物在亲情与自尊之间的纠结, 展示了人性中的自私与冷酷。
作家通过刁顺子与刁菊花、韩梅的亲情关系写出了亲情的韧性与脆弱, 传达了爱与被爱的矛盾与两难。刁菊花是刁顺子的亲生女儿, 因为相貌丑陋, 年届三十仍未找到对象。她找不到对象不从自身找原因, 而认为她父亲的社会地位低影响了她。她把恶气出在父亲刁顺子身上, 刁顺子找了一个妻子蔡素芬, 蔡素芬的年轻、漂亮、风骚、窈窕刺激了刁菊花的嫉妒心, 刁菊花不能容忍蔡素芬的存在, 无所不用其极, 赶走蔡素芬, 肆意糟蹋刁顺子辛辛苦苦挣来的钱, 她拼命伤害刁顺子, 她总是向刁顺子最脆弱的部位“捅刀子”。韩梅忍受不了刁菊花的伤害与折磨, 离开了西京, 与这个家彻底决裂。当刁顺子在学校找到她时, 她与那个爱她的继父已经形同陌路。她不愿意在校园内与继父见面, 而是选择在学校外面与其相见, 她也羞于认刁顺子为继父, 也没有留下继父给她的钱。韩梅的拒绝没有丝毫商量的余地, 那种冷冷的态度让刁顺子的心凉了一大截。他感到, 这回是彻底把娃的心给伤了, 同时他觉得自己的心也被伤透了。他来时, 给韩梅带了几千块钱, 他掏给她, 但她拒绝了, 拒绝的态度, 也是没有丝毫回旋余地的那种, 让他觉得, 拿钱的手, 都没法往回收。作家描绘了刁顺子那种难以名状的心情, “他走了, 为了韩梅, 他来过几次商洛山, 过去留下的印象都那么好, 这一次, 却阴沉沉, 灰蒙蒙的, 连路边的山石, 也多了几分看不清面目的乖张和尖利”。韩梅虽然是冲着刁菊花来的, 但实际上也有对刁顺子的决绝。韩梅被赶走固然有刁顺子的责任, 但韩梅对继父如此无情还是让读者感到亲情的脆弱, 因为继父对她毕竟有十几年的抚养之情, 这十几年的抚养之情顷刻间土崩瓦解, 表明了没有血缘维系的亲情的极端脆弱。爱不能企求回报, 你给与别人很多的爱, 而别人有可能把这种爱看得很轻或者认为是你应该尽的一种义务, 如果一旦出现误会, 这种爱极易化作恨。鲁迅在谈到爱与不爱时说:“在生活的道路上, 将血一滴一滴地滴过去, 去饲别人, 虽自觉渐渐消瘦, 也以为快活, 而现在呢, 人们笑我的瘦弱了。我听得甚至有人说:‘他一世过着这样无聊的生活, 本早可以死了, 但还要活着, 可见他没出息。’于是也乘我困苦的时候, 竭力给我一下闷棍, 然而, 这是他在社会除去无用的废物呵!这实在使我愤怒, 怨恨了, 有时简直想报复。我并没有略存求得称誉, 报答之心, 不过以为喝血的人们, 看见没有血喝就应该走散, 不要记着我是血的债主, 临走时还要打杀我, 并且为消灭债券计, 放火烧掉我的一间可怜的灰棚。我其实并不以债主自居, 也没有债券。他们的这种做法是太过了。”[11]韩梅把继父的十几年的亲情轻轻抹去, 而刁菊花则是拼命报复十几年的亲情。“他们却被自己所处环境, 被生存、被爱、被血缘亲情压抑和绑架。”[12]人们被亲情所绑架而不能自拔, 亲情成为一个难以支撑的十字架。
《装台》还善于揭示人与人之间的那种复杂微妙的关系, 揭示名利对人的诱惑、对艺术的戕害, 展示人与人之间那种无所不在的嫉妒。秦腔剧团的两位明星演员因为《人面桃花》一剧的主角问题争夺激烈。谁都想当第一主角, 谁都想把自己的名字排在第一位, 两人都有自己的正当理由。因为争执不下, 二人罢演, 气得靳导大骂世风日下, 名利把艺术污蔑了。瞿团对两位主演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但二人拒不退让, 气得瞿团把宾馆的杯子摔得粉碎。团里其他人的心态很微妙, 他们幸灾乐祸, 隔岸观火, 巴不得事情闹大, 他们内心盼望这两位主演罢演, 闹出大事, 让上级把二人连根薅了去。人们往往嫉恨与自己在地位、成就、名气差不多的同伴的成就, 如果同伴的成就远远超越自己时, 人们不再是嫉恨, 而是羡慕与仰视。梁启超说:“人之恒情, 于其所怀抱之想象, 所经阅之境界, 往往有行之不知, 习焉不察者;无论为哀为乐, 为怨为怒, 为恋为骇, 为忧为渐, 常若知其然而不知所以然。欲摹写其状, 而心不能自喻, 口不能自宣, 笔不能自传。有人焉, 和盘托出, 澈底发露之, 则拍案叫绝曰:‘善哉善哉, 如是如是。’所谓‘夫之言之, 于我心有戚戚焉’, 感人之深, 莫此为甚。”[13]一般人都能体味到人情世态, 也能了解人性人情, 但难以表达出来, 或者不能用恰当、生动、形象的语言描绘出来。而文学可以将人们习焉不察的日常现象描绘出来, 让人们麻木的心灵以警醒。陈彦用生动的细节、形象的语言描绘了世态人情的真谛, 揭示了人与人之间那种微妙的关系, 回应了人类深层的心理结构, 让读者体味到人生的无穷意味。
三、大境界
在《装台》中活动的都是一群小人物, 我们读了《装台》之后, 却感到里面弥漫着一种大气象、大境界, 体味到其中的突兀与峭拔之气。“在根本上, 《装台》或许是在广博和深入的当下经验中回应着那个古典小说传统中的至高主题:色与空、戏与人生、幻觉与实相、心与物、欲望与良知、美貌和白骨、强与弱、爱与为爱所役、成功和失败、责任与义务、万千牵绊与一意孤行……”[14]这部小说回应了文学中的一系列至高主题, 表现了作家对形而上品质的追求。
这部小说在揭示人性的复杂方面达到很高的成就, 作家没有把任何一个人物形象理想化, 每个人物都有自己的个性, 都有自己善的一面, 也有恶的一面。“凡是人的灵魂的伟大审问者, 同时也一定是伟大的犯人。审问者在堂上举劾着他的恶, 犯人在阶下陈述他自己的善;审问者在灵魂中揭发污秽, 犯人在所揭发的污秽中阐明那埋藏的光耀。这样就显示出灵魂的深。”[15]刁菊花这个形象非常丰满, 达到了一种灵魂的深度。刁菊花是一个恶魔式的变态人物, 她的恶劣、残忍、破坏性令人发指。情欲的压抑让她的心理扭曲, 她看什么都不顺眼, 她认为周围的一切美好、幸福的人或事都是对她的冒犯。“至于因为不得已而过着独身生活者, 则无论男女, 精神上常不免发生变化, 有着执拗猜疑阴险的性质者居多。欧洲中世的教士, 日本维新前的御殿女中 (女内侍) , 中国历代的宦官, 那冷酷险狠, 都超出常人许多倍。别的独身者也一样, 生活既不合自然, 心态也就大变。觉得世事都无味, 人物都可憎, 看见有些天真欢乐的人, 便生憎恶。尤其是因为压抑性欲之故, 所以于别人的性底事件就敏感, 多疑;欣羡, 因而妒忌。其实这也是事所必至的事;为社会所逼迫, 表面上因不能不装作纯洁, 但内心却终于逃不掉本能之力的牵掣, 不自主地蠢动着缺憾之感的。”[16]蔡素芬的美丽、漂亮、风骚让刁菊花难以容忍, 认为自己受了天大的侮辱与冒犯, 必欲驱逐而后快。韩梅天真烂漫、年轻漂亮、学有所成, 而且找到一个很帅的男朋友, 这给了刁菊花莫大的刺激, 让刁菊花感到如鲠在喉, 憎恶之感难以言表, 必须从眼前消失才遂其意。但作者没有把她简单化, 作者挖掘了她心理变态的心理历程。小说既写了刁菊花内心阴鸷、歹毒的一面, 也写了她心灵中善的一面, 把她的变态心理写得曲折细腻, 真实可信, 显示了心理描写的深度。刁菊花、虎妞、曹七巧都是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艺术形象, 她们因为自己的情欲不能满足而心理变态。三人都具有一种恶魔因素, 具有很强的破坏性, 曹七巧比较阴森恐怖, 虎妞比较泼辣粗鲁, 刁菊花比较冷酷狠毒。作者对刁菊花既有同情的一面, 又有谴责的一面, 刁菊花这个形象的塑造显示了作家在人性探索方面达到的深度。
【陈彦长篇小说《装台》黑白版画】（微风读书会 创意策划，著名版画家，北大荒版画家，中国美术家协会藏书票研究会 会员 郭伟利 制）
陈彦总是把人物作为一个生动独立的个体来对待, 他笔下的人物都有自己的个性, 鲜明丰满。普通人如刁顺子、大吊、猴子、墩子等, 有人性的弱点, 也有人性的光辉;艺术家如瞿团、靳导、丁大师等, 有高雅超拔的气质, 也有粗俗急躁的情状。丁大师在灯光技术方面堪称一流, 但此君恃才傲物、忘乎所以, 令人作呕。剧团的人在生活中特别粗鲁, 稍有不顺就骂脏话。《装台》不仅写了人性的冷酷与阴鸷, 也写了人性中善的一面。《装台》挖掘了每个人心中那种最软的一层, 歌颂了人性的善良。刁顺子的心很软, 用小说中人物的话说, 顺子最大的缺点是心软。女儿刁菊花对他任意辱骂, 他只是说一句“啥东西”;他每年给朱老师拜年, 帮朱老师料理家务, 处理后事;墩子给他惹了祸, 他让墩子逃走, 自己替墩子受罚, 看在墩子家有老娘的份上, 没有开除墩子;他哥刁大军骗他的钱, 他没有怀恨在心, 当刁大军病得穷困潦倒时, 他把刁大军接回了家, 让刁大军安静地走完了人生最后一程。蔡素芬与韩梅的出走让他萌生退意, 但是大吊、猴子、墩子等一伙兄弟的期待又让他重新出山。秦腔剧团的瞿团是剧团的领导人, 他是一个好心肠的领导, 面对团里几个明星之间的矛盾, 他没有采取强硬手段, 而是在三十几岁的娃娃面前低三下四, 以至于很多人批评瞿团没有原则, 是“清政府”“慈禧”“李鸿章”。戏疯子靳导热爱艺术到了疯狂的程度, 谁要是犯在她手上, 她会把你骂得狗血喷头, 不留任何情面;但靳导的心肠特软, 猴子受伤住院, 靳导排演结束后马上去医院看望猴子, 并拿出了她随身携带的全部两千多元。她对瞿团说:“猴子是为这个戏丢了一个指头, 我作为导演, 有一种罪恶感。老瞿。”大吊死后, 靳导拿出了一万元, 并且反复说, 大吊的死与劳累有关, 处理后事时, 不可不考虑这个因素。演崔护、桃花的演员不仅捐了钱, 还亲自为大吊送行。全团人都为大吊捐了钱, 连那个狠角色寇铁也捐了二百元钱。刁大军吃喝嫖赌, 作风放荡, 但良心未泯, 对初恋情人一往情深, 对自己的弟弟不乏亲情。
刁菊花的疯狂与绝望给她的父亲刁顺子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烦扰, 刁顺子一生坎坷, 活得很卑微, 在别人面前唯唯诺诺, 窝窝囊囊。刁顺子一生起早贪黑, 却一辈子没有光鲜过。老婆被人拐跑, 女儿找不到对象, 没有体面工作, 干着下力活, 让别人喝来吆去。他被周围的人压得直不起腰, 然而他很顽强, 他每次都能摇摇晃晃地站起来, 他虽然卑微狼狈, 却也踏实坚韧。刁顺子这个形象犹如希腊神话中搬石头的西西弗斯, 宙斯用恶毒的手段惩罚他往山顶上搬石头, 今天把石头搬上去, 第二天石头又滚下来。当别人认为这是一种无法承受的痛苦时, 而西西弗斯却把这看成是一种生活, 心安理得地搬起石头, 宙斯看到搬石头起不到惩罚的目的, 只好放弃了惩罚。刁顺子把苦难看成是生活的一部分, 他活得很累, 有时也发发牢骚, 别人看不起他, 但他自己认为他活得很有存在感, 他感觉到他是那个队伍里不可或缺的一员, 这使他感到有些得意洋洋, 他的生活已经超越了苦难与劳累。作者把刁顺子的回归写得很有意思, 刁顺子的回归体现了人的一种责任与担当, 对刁顺子心理刻画抵达了人物心理的幽暗之处。贾平凹认为:“作品要写出人类性的东西, 要有现代意识, 就是人类意识。”[17]人类意识就是对人类存在的关注与叩问, 对弱势群体的关怀。陈彦通过刁顺子的生活方式表达了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叩问, 体现了一种超越精神与哲学意味, 呈现出一种深刻的人类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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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诺, 男, 山东阳谷人, 商洛学院语言文化传播学院副教授, 文学博士, 主要从事文化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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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郭伟利：陈彦“小说三部曲”（《西京故事》《装台》《主角》）黑白版画欣赏
追剧■“二叔”张嘉译回西安“蹬三轮”“坐电动车”“逛菜市场”“吃大碗面”（视频） 给力演绎《装台》中的“刁顺子”……
荐读
陈彦深谙中国戏曲，他把这部小说写成了一部中国戏曲的“苦情戏”，陈彦借此对中国普通百姓的人生哲学进行了重新阐释。他所写的主人公刁顺子并不因此而对人生失去希望，不会因此而悲观消沉。即使生活多艰苦，他遇到了心仪的女子，该娶回家照样娶回家。于是，苦情戏不再是对于不幸的哀怨和宣泄，也不仅仅是对于世俗不公的控诉，而是对于生命坚毅性的探询和感叹。
——贺绍俊
《装台》，朴朴素素，鲜活灵动，讲的全是寻常百姓的忧乐，拿起来竟放不下。《装台》打开了一个我们也许闻所未闻的世界——装台人的世界。我们只知道戏好看，却不知这台上台下，戏里戏外，还有许多我们完全没注意过的严酷生存。
——雷达
《装台》是生活末端的人间大戏， 《装台》是一部好看又好读又意味深长的小说！陈彦的长篇小说《装台》充满了人间烟火气，说它是民间写作、底层写作都未尝不可。重要的是，《装台》的确是一部好看好读又意味深长的小说。“装台”作为一个行当过去闻所未闻，可见人世间学问之大之深。
——孟繁华
如果说2013年出版的长篇小说《西京故事》，标志着戏剧家陈彦向小说家陈彦成功转型的话，那么，《装台》就不仅把陈彦提升到了当代实力派小说家的前锋行列，而且突出地显示了他在文学写作中长于为小人物描形造影的独特追求。
——白烨
在陈彦的讲述之前，我们竟从不知道世上还有这样一群人。刁顺子是这群装台人的灵魂人物，是带头人。他领着弟兄们奔走在各个地方，装了无数的台，下苦，也奔命。他本是西京城的老门户，算是城里人，却蹬了三轮，给人家唱戏的拾了鞋带，活的下作。
——孔吕磊
陈彦，1963年生于陕西镇安。一级编剧。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创作《迟开的玫瑰》《大树西迁》《西京故事》等戏剧作品数十部，三次获“中国曹禺戏剧文学奖”“文华编剧奖”，作品三度入选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十大精品剧目”。曾创作 32 集电视剧《大树小树》，获中国电视剧“飞天奖”。著有长篇小说《西京故事》《装台》《主角》，其中《装台》被中国小说学会评为“2015 小说排行榜”长篇小说榜首，被中国图书学会评为“2015中国好书”， 2018年1月获首届吴承恩长篇小说奖。《主角》获第三届“施耐庵文学奖”，第三届长篇小说年（2018年度）金榜作品，2018中国出版30本好书“文学艺术类”榜首……出版有《陈彦剧作选》《陈彦词作选》《陈彦西京三部曲》，散文集《必须抵达》《边走边看》《坚挺的表达》《说秦腔》等著作。多次获得全国“五个一工程”奖。为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首届“中华艺文奖”获得者。现任中国戏剧家协会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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