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君与爱国：一种纠缠不清的文化观念

爱国是个时髦的举动，并且经常以高大上的面孔出现。若有人对它稍微露出一点不恭，就会遭到疯狂的攻击。攻击者常常用下流的语言来彰显自己的高尚，可语言本身的下流却很容易让人产生别的联想。好在这世界已经不可能只有一种声音，所以对这种貌似高尚的行径保持警醒，也并非不是一种可取的选择。

其实，对中国人而言，爱国是一个非常晚近的概念。至少在鸦片战争之前甚至直到二十世纪初年，爱国还只是和忠君分别不清的概念。中国古人强调的爱国，和后代的'国家'并无关系，只是'忠君'的同义语。所以在中国历史上的文字表达中，'忠君爱国'连在一起使用的时候，要远比单独使用'爱国'的时候多。

不妨列举一些事例来进行说明。以《清实录》为例，我们把'爱国'字眼出现的次数挑出来：

顺治实录：2次，卷8、卷141，'忠君爱国'连用。

康熙实录：2次，卷120、卷292，'忠君爱国'连用。

雍正实录：6次，卷13（2次）、卷51、卷82、卷95、卷130，'忠君爱国'连用。

乾隆实录：4次，卷136、卷238、卷543、卷1143，'忠君爱国'连用。

嘉庆实录：1次，卷334，'忠君爱国'连用。

道光实录：1次，卷320，'忠君爱国'连用.

咸丰实录：0次。但'爱君'出现了4次。

同治实录：0次。但'忠君爱民'出现了1次。

光绪实录：6次，卷453'忠君爱国'、卷516'爱国会社'、卷557'爱国即以保家'、卷562'忠君爱国'、卷578'忠君爱国'、卷583'明伦爱国'。其中卷516是光绪二十九年，其后出现的提法都是在此年之后。

更令人'兴奋'的是，用《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进行检索'爱国'两个字，得到605个结果。浏览之后，发现绝大部分都是'忠君爱国'连用。间或有几个单独使用'爱国'的，这个'国'要么指中国历史早期的诸侯国或封国，要么就是一种泛称，和后代的'国家'概念更是邈不相及。

这个统计结果并不让人意外。它表明：在中国历史上很长时间内，中国人并无明确的'国家'观念，而只有'王朝'观念。

以'王朝'代替'国家'，虽然并不意味着否认'王朝'自身作为'国家'载体的事实，但毕竟还是有些不同。自'国家'而言，王朝是变动不居的脚色，所以朝代的更换并不能改变'国家'的存在。但自'王朝'而言，'国家'则是它的寄居之所，是将'国家'的抽象符号具体化成一种政权的结果。在政权持续期间，'国家'的存在与王朝的存在是合为一体的，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并不细致地区分'国家'和'王朝'的原因所在。

对中国的古人而言，以'王朝'替代'国家'的结果，就是并不把'爱国'和'忠君'区分开来，'国'只是一个放大了的'家'，而家长正是王朝的君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爱国'是和'爱君'具有同样的含义的。

举两个例子进行说明。明末的嘉定三屠是个惨烈的事件，作为事件主人公之一的黄淳耀，在嘉定组织民众抗清失败，最后自杀。他在死前的遗书中说'进不能宣力王朝，退不能洁身自隐'，故选择以死明志。所谓的'宣力王朝'，表达的是对明政权的忠心，而非对清政权的向往。黄淳耀是经常被后人视为'爱国'的代表，但其实他为之贡献生命却只是一个'王朝'。

再比如，乾隆皇帝的继位诏书中说：'惟我国家受天眷命，太祖、太宗创垂基绪，世祖统一万邦，皇祖圣祖仁皇帝享祚久长，重熙累洽，我皇考大行皇帝绍承大统。'更是典型地以'王朝'替代了'国家'的含义，否则'创垂基绪'就无从解释了。

正因为并不区分'国家'和'王朝'，在家天下的政体中，'爱国'就变成了'爱君'，而'爱君'最具体的表达，就是'忠君'。

我们并无必要苛求在缺乏深沉系统的政治理论探讨的古代，人们能够认识到'忠君'并不和'爱国'具有同样的意义，也无必要苛求中国的古人能够对执政者的变化并不改变国家存在的事实具有清晰的认识，毕竟，对于喜爱诗歌远比喜爱哲学要多得多的古人，让他们去讨论现代问题乃至具有现代意识是不切实际的。但是，我们也要意识到：观念沉淀为一种文化意识，则有可能影响后来社会的走向。

中国人把'忠君'从'爱国'中分离，应该是在清末以后。《宣统政纪》中'爱国'出现了17次，没有一次是和'忠君'连用的，虽然当时的政体依然是帝制。无论如何，这样的改变都是值得纪念的，它除了意味着那个时代中国人可能有了更加清晰的'国家'概念，也意味着当时人可能已经意识到'国家'和'王朝'还是有些指义上的不同——虽然此后的时间里依然时不时露出狐狸的尾巴。

当然，这种区分性的认识，也依然有一些文化上的传统。也是在明末，史可法在扬州抗击清兵，当时有人建议凿开高邮湖放水淹清兵，史可法说：'民为重，社稷为轻。'最终没有听从这个建议，最终被杀。而这两句话，出自战国时代的孟子。真得感谢中国悠久的文化，虽然有些观念从来就未成为主流，但依然会在适当的时候发出它灿烂的光芒。

2020年4月4日于了不了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