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迷恋的“黄色歌曲”
都说学音乐要有音乐细胞，缺五音少六律，趁早别往音乐圈里扎。至今也不知道我的音乐细胞在哪，但我绝对有。
我从小就喜欢音乐，那时候不像现在家里条件那么好，万八千的钢琴说搬就搬一台，谁家要是有把二胡，提琴什么的特让人羡慕。家里收音机和附近学校、工厂的高音喇叭播放的那些歌，听几遍我就会唱。谁家的收音机里要是播放新歌，我能站在他们家门口把歌听完再走。
“文革”前，小学里的音乐课叫唱歌课。一到唱歌课我就特别激动。歌学得最快，唱得最准，记得最牢。逢年过节，学校里演个节目，打个拍子，领唱独唱，都是我的活，“文革”当中那些“红色颂歌”“语录歌”和“样板戏”几乎没有不会的。那时候没人教过我乐理，我就拿着歌谱自己琢磨，开始是试唱一些熟歌的谱子，找着点窍门就再试试不太熟的歌。有些比较简单的乐理常识，我也得琢磨几个月，再不懂就去问老师或者大人，就这样，凭自己的天份和执著，硬是学会了识简谱，还学会了拉二胡和吹笛子。也许就是那些音乐细胞起了作用。
记得那是1970年左右，我刚刚上初一，当时没什么书可念，几位同龄的伙伴不知从哪弄来一本破旧的《外国名歌二百首》，他们读天书般的谁也看不懂，而里面那些“黄词”光念实在是不过瘾。他们知道我会识谱，就找我，让我教他们唱，那是我第一次看这些歌，《红莓花儿开》、《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含苞欲放的花》、《宝贝》等等，真是个个“黄”得可以。而那些极富情感的语言和柔美动人的旋律却令我怦然心动。
于是，涉世未深的我就勇敢地承担起了教唱这些“黄色歌曲”的任务。我们常常在晚上，借着昏暗的路灯，悄悄地，一句一句地学唱。那时候晚上没有电视，更不像现在娱乐活动那么多，吃完晚饭，几个人聚在一起(当然是找个僻静的地方)，唱唱老歌，学学新歌，真是其乐融融也。再后来，我用省下的早点钱买了个口琴，也真神了，没人教，拿起来我就会吹。有了音乐伴奏，那歌唱得就更有味道了。当时大人们不是挨整，就是在轰轰烈烈地搞运动，学校也不好好上课，无所事事的我们仿佛在这些歌曲中找到了精神寄托。
这些半大小子悟性极高，学得特快。我不但教会了他们当时被绝对禁止《敖包相会》、《九九艳阳天》、《草原之夜》，连《花儿为什么这样红》里极难把握的变化音，他们也都学得特准。
慢慢地，不断有人加入我们的队伍，最终还是惹出了麻烦。不知是内部出了“叛徒”，还是我们“得意忘形”时走漏了风声，这“阶级斗争的新动向”让居委会大娘们发现了。她们警惕性很高，说这些“黄歌”是资产阶级在和无产阶级争夺接班人，把我们叫去狠批了一顿。结果是唱歌行动迅速转入了“地下”，同时，我们也开始“清理阶级队伍”，使唱歌活动更加隐藏了。
在那个畸型年代，这些歌曲如清泉一般，滋润着少男们干渴的心灵，带给我们许多快乐。三十年过去了，每当听到这些歌曲时，我仍然能够清楚地忆起那段美好的往事。现在年轻人不大喜欢这些歌了，觉得它们简单、陈旧，缺少现代节奏，然而，我坚信，这些歌曲的确是中外当代最为优秀的歌曲曲目，而且将来永远会是。它不但激励和感染着我们的父辈，还在那个扼杀艺术的年代里让我们有幸去品尝它，欣赏它，珍爱它。如今，当年的伙伴们都已时届中年，各奔东西了，我也凭着那点“音乐细胞”成了一名专业音乐工作者。还创作了不少类似的“黄色歌曲”，只是没有那些歌曲优秀罢了。那段唱“黄色歌曲”的历史，永远让我难忘。
六零后订阅号“黄色歌曲”回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