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美院士库正式上线，抢先体验！
本学者库对当选为“历年在大陆接受教育后当选为美国科学院院士（不含外籍院士）”的人数做了一次统计，并且建立华人美院士库，共26位院士，本文探讨院士们在求学过程中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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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知识分子》曾对当选为“历年在大陆接受教育后当选为美国科学院院士（不含外籍院士）”的人数做了一次统计，共26位。针对这26位院士，洪纬先生做了一番调查研究，主要看看他们当年是如何选择导师的？我们从中又可以得到哪些启示？根据调查结果，这26位院士始终是在结合自己的兴趣，寻找年轻有为的中青年教师，而非刻意寻找头顶“院士”或者“诺奖”光环的导师，进而使得自己的研究取得巨大进展。
对26位院士所研究领域进行探究，共统计到大部分院士均为生物学家，还有6位物理学家、2位化学家、1位社会学家和1位统计学家。当中没有人从事计算机和数学领域的工作，也就不需要去考虑图灵奖或者菲尔兹奖了。为了简化，从众多头衔中，挑选出两个最简单和有分量的指标，即“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和“诺贝尔奖得主”。
这26位学者的头衔频繁呈现“院士”字样，有头衔的导师在比例上超过了50%，少数几人还是“诺奖得主”时。
不过，再进一步仔细比对院士们的求学生涯与导师们获得头衔之间的时间差，获得了另外一种结果。仅有3位院士的博士导师有头衔，也就是说还有88.46%的院士们的导师当时没有获得院士头衔或者获得诺贝尔奖。这3位“院士”分别为叶军、吴皓和高华健，他们分别从事物理学、生物学和固体力学领域的研究。高华健博士毕业后，直接受聘为斯坦福大学助理教授。非常有趣的是，叶军和吴皓二人，在与博士后导师开始合作时，导师均没有“头衔”。可见，他们之所以找到当时的导师，并非因为导师带有多么耀眼的光环。
难道他们当时真的仅仅关注自己的科研兴趣，继而随便寻找一个可以让自己大展拳脚的实验室而左右不顾其它吗？为了找到答案，洪纬先生又考察了一下其余23位院士的博士导师们后来的发展状况。他们当中有11位最后至少获得了“院士”头衔。也就说，至今，头顶光环的导师在数量上已经占据半壁江山了。
下图是这26位院士的人才迁徙地图，有图中可以看到，这些院士均有出国留学的经历且大部分院士辗转在中国和美国之间。65%的学者辗转在中国和美国之间，另外有部分学者有在欧洲等地流转。
本文挑选两位库中的院士，和读者们分享他们在求学路上的故事。
袁均瑛从哈佛大学博士毕业后，便直接建立起自己的实验室，独立开展科学研究。她的导师是罗伯特·霍维茨（H. Robert Horvitz），2002年诺贝尔奖得主。值得一提的是，霍维茨当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和获得诺贝尔奖等，皆发生在袁均瑛毕业之后——袁均瑛1989年博士毕业，霍维茨1991年才当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
非常有趣的是，霍维茨是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从未在哈佛任职，而袁均瑛毕业于哈佛。2017年，《人民日报海外版》曾经对袁均瑛进行过一次访谈。她在访谈中讲述了一段哈佛求学经历。在开展科学研究之前，袁均瑛阅读了大量的原创性文献。她注意到，前辈学者只是观察到了细胞死亡，但却没有注意到以下一连串问题：细胞死亡本身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在疾病中有的应该死亡的细胞没有死亡，而有的不应该死亡的细胞却死亡了？
这促使袁均瑛把“细胞死亡的机理”作为科研主攻方向。在哈佛，她找不到理想的实验室，于是来到了邻近的麻省理工学院，跟着霍维茨进入了细胞死亡研究领域。在霍维茨实验室中，她发现了线虫细胞的死亡基因，这是生物史中发现的第一个控制细胞死亡的基因。7年博士生涯结束了，她毕业了。正是此时，麻省总医院计划成立一个心脏研究中心，他们听说袁均瑛有志于人的细胞凋亡（细胞凋亡是一种高度调控的细胞死亡机制）机理的研究，于是聘请她成立一个实验室。
如果没有敏锐地发现一个前瞻性的科学问题，没有对科研生涯做一个全面规划，袁均瑛也许就在哈佛随性地度过研究生生涯——毕竟，不管将来发展如何，对大多数人而言，“哈佛毕业生”这个标签一直以来都是“神一样”的存在。可是如果那样，她就不会到麻省理工学院，博士论文也不会在霍维茨的指导下完成。
还在北京协和医学院读书时，吴皓便开始研究自身免疫性疾病——狼疮。这项工作使她萌生了放弃从医的想法——她想在免疫学领域里继续摸索前行，攻读博士学位。X射线晶体学虽然更多地属于数学和物理领域，但却能被用在解决生物学问题上。吴皓说，她完全被这个领域迷住了。在1987年举行的一个国际生物化学会议上，她有幸聆听了一场来自普渡大学的结构生物学家迈克尔·罗斯曼（Michael Rossmann）的讲座。罗斯曼正是这个领域的领衔科学家。
讲座结束后，她直接询问罗斯曼是否有可能赴美随他攻读博士研究生的问题。在拿到普渡大学录取通知书后，吴皓放弃了即将唾手可得的医学博士文凭，前往美国。之后，她一直致力于结构生物学研究，利用它攻克免疫学领域里的科学难题，造福人类。
除了杨薇在大三期间转入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就读，其余25位院士均是在中国大陆完成本科教育直至前往海外攻读研究生。仅从他们挑选导师的经历来看，他们对自身的职业发展有明确的规划。最关键的是，他们始终是在结合自己的兴趣，寻找年轻有为的中青年教师，而非刻意寻找头顶“院士”或者“诺奖”光环的导师。
目前大多数海外知名学府和研究所招收科学家的原则是吸纳全世界最优秀的人。然而，“最优秀”的标准不关乎头衔，而关乎他们是否属于有能力进行开创性研究的人群，这与院士们选择实验室、选择导师殊途同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