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陈迹中寻找理性，谈电影《轴心莎莉》 / 开普饭

本文导读：

理性不是靠嗓门、枪声、舆论压服别人夺取的，而是依靠冷静客观主动担当被赋予的。

美国电影《轴心莎莉》的全名叫《美国叛徒：审判轴心莎莉》，可见这既是一部取材“二战”的历史传记片，又是一部以法庭庭审现场贯穿故事的法律题材片。在老牌好莱坞影帝艾尔·帕西诺的倾力加盟下，这部电影显然就具备了最大亮点，而影片最值得称道的理性光芒，自然也由帕西诺饰演的辩护律师拉福林先生负责呈现。

影片中的女主角，在战争期间被称为“轴心莎莉”的美国播音员吉拉斯女士是个真实历史人物。她出生于美国缅因州，是不折不扣的美国公民，不过她童年不幸少年坎坷，大学毕业后换了很多职业也没找到出路，就和自己入了德国国籍的未婚夫一起，去了战前的纳粹德国。

1940年，吉拉斯凭借自己的歌唱表演功底和美国侨民身份，进入德国国家电台担任英语播音员。当1941年12月德美两国进入战争状态后，她没有回国，而是加入了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策划的“心理战”计划，成为专门负责用英语进行反美宣传的播音员，在战争期间拥有多个国家上千万听众，成了大名鼎鼎的“轴心莎莉”。

在由纳粹宣传部门编辑制作的节目中，吉拉斯曾经假扮红十字会护士采访被俘美军官兵，把访谈录音剪辑成同情纳粹反对战争的论调，甚至还通过广播剧向美军士兵散播反战思乡情绪，攻击罗斯福总统，赞美纳粹德军，引起美国国内高层的痛恨，被斥为美国的叛徒。

据说“轴心莎莉”一直正常播出到战争结束前两天。战后吉拉斯本人被美军抓获，并于1947年被押回华盛顿。等待这个美国叛徒的，将是最高到死刑的审判，而外表邋遢不拘小节的资深律师拉福林，则不情愿地被指定为她的辩护律师，硬着头皮去打这场必输无疑的官司。

面对检察官代表政府为吉拉斯定下的叛国罪等八项罪名指控，法庭庭审几乎是一边倒，大家群情激愤，要求处决这个为虎作伥帮助过纳粹的女人。而深陷绝望的吉拉斯，面对拉福林在法庭上的敷衍应付，对着一瘸一拐前来传话的律师助手比利大发雷霆，“我知道你们都不想帮我辩护，你们只想走过场看我被绞死！”

当然，拉福林只是表面上玩世不恭，他要忠于自己辩护律师的职守，克服舆论和名誉给自己带来的压力感。他对比利说过，强队总担心输球，弱队总担心遇到强队，富有盛名的律师则担心输掉名声。而他认为，律师就应当钻研案情找到突破点，而不是左顾右盼患得患失。他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体现了一位律师的理性客观。

经过深思熟虑，拉福林抓住了两个利害点展开辩护。一是全力把吉拉斯本人与“轴心萨莉”区别看待，强调吉拉斯当初是受到纳粹警察威逼，是被恐惧和死亡胁迫才按照剧本扮演了一个傀儡，而不是主动犯罪；二是当时官方无法证明，“轴心莎莉”的反美宣传到底对美军的行动造成了多少实际伤害。如果士兵们听听“轴心莎莉”的节目就叛逃或者反战，那只能证明是军队内部出了问题，不能怪罪到吉拉斯这个可怜的女人身上。

本片的高潮出现在结尾，也就是吉拉斯一案结案陈词时。充满理性的拉福林律师先后引用了罗斯福总统夫人和海明威先后说过的相关名言，强调所谓“永远不要认为战争有多么的正义”的说法并非吉拉斯本人为维护纳粹所创。这场战争使每个人都深受其害，每个人都想复仇伸张正义，但即便清算也要从思想上、体制上进行清算，而不是剥夺一个女人的生命和自由。最后，拉福林对陪审团成员字斟句酌，“爱国主义最容易掩盖私刑暴民的罪行，我们不能去处决一个用尽全力才幸存下来的女人！”

当然，受到舆论压力的不仅有拉福林律师和被告吉拉斯，还有众目睽睽之下的陪审团。经过艰难的讨论，陪审团最终裁定八项罪名中七项不成立，但最后一项“参加敌对组织”成立，因此判处吉拉斯30年监禁。吉拉斯本人后来在1961年获释，作为音乐教师度过余生……

电影《轴心莎莉》的精神实质，终究还是为了提炼标榜美国自恃的公平理性，为了突出这个特质，影片主创就必须在剧本上做一些对历史原型的修改，否则不足以突出吉拉斯女士加入“轴心莎莉”的被迫性，更不足以支撑拉福林颇具理性光辉的陈词。

比如，吉拉斯女士在1941年并非如影片描述那样，被收走护照剥夺自由，甚至被盖世太保拿枪顶住脑门，真实情况是她自己选择了留下；又比如影片中为了表现她受到的屈辱迫害，演绎过她曾被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性侵。但如果留意下影片中戈培尔与她的对话就不难发现，相貌平平的吉拉斯出生于1895年，担任“轴心莎莉”成员时已经年近五十，显然不太合情理；再比如影片中的吉拉斯口口声声说自己是为了和电台制片人施莱维彻的爱情才留在了德国，而真实的吉拉斯未婚夫早已死于俄国前线，就算她与施莱维彻在电台供职期间成了职场情人，那时间线也明显对不上……

如果把这些改动弥合到剧情中，我们就可以发现，吉拉斯本人并非如影片中展示的那般，是无辜受胁迫的小白兔，而是的确有罪。整个影片之所以成立，原因就在于先有了立论，即展示美国司法尤其是拉福林律师身上的理性，然后再拿这个案件往上套。

如此看来，拉福林律师当时的立论根据，算是有抓住检察官团队武断粗鲁妄图一气呵成的漏洞之嫌，左右了陪审团的判断，也不是完全站得住脚。如果被胁迫犯罪就可以量刑从宽法外容情，那岂不是更多帮凶刽子手可以用这个借口逍遥法外？英美法系几百年来以非司法出身的平民代表随机组成陪审团的制度弊端，也再一次得到印证。这就像影片《失控陪审团》展示的那样，十二个陪审团成员也是人，也容易受到情感支配，所以才会最终给了吉拉斯相对温和的判决。

不过我认为，本片最大的亮点不是吉拉斯扑朔迷离的经历，而是拉福林律师身上的理性。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一旦吉拉斯成了倒台纳粹的余孽，就只有上断头台为旧主殉葬的份儿。看看欧洲各小国在“二战”后对曾和德军官兵生下混血儿的女同胞的“复仇壮举”，我们就只能认为吉拉斯实在幸运至极。但吉拉斯的幸运不是美国的民主，而是拉福林个人的理性。只要拉福林默不作声和其他渴望伸张正义的复仇者保持一致，自己完全没有损失，只有吉拉斯会死。但拉福林却依靠职业操守和道德良知为她据理力争，这也是他之前表明职业操守的根本目的。而他的职业理性，也感染了年轻稚嫩的助手比利，使他也成长为职业律师。

说到底，拉福林的理性，正是西方英美国家最引以为荣的立国之基、文化之根。这种理性既现在亚当·斯密通过《国富论》对自由贸易公平交易的倡导，也体现在美国《独立宣言》中对“人人生而平等”的诠释，既体现在罗斯福总统通过《大西洋宪章》《开罗宣言》《联合国宪章》对未来世界和平的许诺，也体现于美军在“二战”各个战场为反法西斯战争而付出的40万条生命。也就是说，美国的大国自信，就是源自几百年形塑而来的理性沉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