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雪莲：明清浙籍小说家研究述略
明清时期浙江产生了很多小说家，对浙江地域人文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根据石昌渝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小说总目》[1]，明代浙籍小说家约90余人，而到了清代达到了200人左右，其中以杭州、嘉兴、湖州、绍兴几个地方出现的作家最多。
《中国古代小说总目》
明清时期很多重要的小说家也来自于浙江地域或与浙江有重要关联，如部分研究者认为，《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与《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的籍贯与浙江杭州有关，虽无定论，但至少这两部元明之际的作品，对明初以后浙江地域的小说产生了巨大影响。浙江又有李渔、凌濛初、陆人龙等著名文人，因此浙籍小说作家群是值得探究的重要群体。
本文所讨论的“浙籍”，是指明清时期出生在浙江地域的小说作者，亦包括寄籍、长期流寓此地的小说作者。对于祖籍两浙或虽为浙籍但是主要活动、创作均与浙江无关的小说作者，本文将根据论述的需要进行参考。
本文所涉及到的浙籍小说家的作品，包括随笔、日记、传记、杂记、墓志铭等，这些创作形式共同形成了浙籍小说家的作品特色。
目前，学界对浙籍小说家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也存在很多缺欠，本文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论述浙籍小说家的研究成就与缺陷。
在上个世纪80、90年代，学界主要关注的是中国小说史的发展进程，关注重要作品、著名作家的考证及版本的刊刻情况，而大量的浙籍小说作者还没有得到关注。
《浙江古代小说史》
直到近年来，部分研究者才在研究过程中，注意到了浙江地域小说发展的情况，如韩洪举的《浙江古代小说史》[2]，对浙江小说发展的阶段性、重要的作家与作品进行了介绍。但因为明清浙籍小说家队伍较为庞大，所以还只是梳理与介绍，并没有涉及具体的考证。
就目前的研究概况来看，明代后期“二拍”的出现，郎瑛的《七修类稿》、胡应麟的《少室山房笔丛》、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等作品，同样推动了浙江以至全国小说的创作与发展，但是研究者们对这部分小说在浙江小说发展进程中的具体作用论述还很少，对于一些以字号命名的作家，也缺少考证或极少论述。
浙籍小说家的考证成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对浙籍小说作者的考证研究。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第一，近年开始研究的作品及存在争议的情况。
如《型世言》，1987年在韩国被发现后，成为明代拟话本中的重要作品，作者陆人龙、成书时间、素材的研究在近年才完全展开，部分研究者认为陆人龙编订了《型世言》，而非作者[3]，这类情况在其他小说中也仍有存在，还需要深入研究与归结。
江苏古籍出版社整理本《型世言》
第二，对小说作者资料、序言的补充。
如《剪灯新话》正是这类作品，作者的资料在不断补充。有学者考证：“关于该书的作者问题，在学界时有异议，围绕这一问题进行讨论，我们以为，肯定《剪灯新话》不是《剪灯录》散佚的部分，十二卷本《剪灯丛话》前面的《序言》是刻者从别处拼凑而来的,《剪灯新话》的作者确定无疑是瞿佑。”[4]
这一结论是对以往研究成果的总结，已逐步为学界所接受，但是还有类似的小说作品，作者还存在诸多疑惑。
第三，作者被接受和认可需要一个漫长的考证过程。
《西游补》是其中的一个典型，这部小说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就引起了学者们的研究兴趣。如高洪钧的《〈西游补〉作者是谁？》一文，通过结合《西游补》的内容、董说的生平以及董说的经历、学识，提出《西游补》的作者并非董说，并由“静啸斋主人”的署名推断出作者应为其父董斯张（浙江湖州人）。[5]
《西游补校注》
而多数学者还是逐步接受了《西游补》的作者为董说，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赵红娟的《<西游补>作者董说新证》，该文主要从短语、句式、情节、口吻、思想等方面切入，断定《西游补》的作者为浙江乌程人董说[6]。而后董说为《西游补》作者这一结论逐步为学界接受，但因文献资料不足，对于董悦的考证仍存有疑惑。
对于部分小说作者生平的考略，如批评家兼小说家胡应麟的生平、俞樾的信札与手迹等，都存在逐步发现与接受的过程，也体现了作者考证的难度，但是被学者们考证出的作者也还需要时间及资料的检验。
其次，对以笔名命名的作家考证。
以笔名命名的浙籍作家如天花藏主人、烟水散人、鸳湖渔叟、云游道人、西湖渔隐、西湖香婴居士、小和山樵等，共计20多人。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这些浙籍作者就成了考证的热点。
退思堂刻本 《合刻天花藏七才子书》
其中天花藏主人、烟水散人作品较多，天花藏主人又是明末清初通俗小说作家中的重要人物，《玉娇梨》《平山冷燕》又为其代表作，因此天花藏主人身份的考证成为了80年代学者们讨论的热点。
大陆学者认为天花藏主人是嘉兴张匀或张劭。根据当时发现的资料，台湾学者胡万川推断，天花藏主人为嘉兴张匀，但还未知张匀与张劭为父子关系，可能由于该论文初撰于80年代初期的原因[7]。另有，周建渝的著作《才子佳人小说研究》中认为：“相比之下，似乎张匀父子作此书可能性较大。”[8]
21世纪，学者们又提出天花藏主人为“女性”“冯焴”“侯慧卿”等，但根据目前的资料，多数学者认为天花藏主人应该是嘉兴秀水张匀[9] ，但是还没有更确凿的材料出现。
与天花藏主人类似的是烟水散人，也同样被学界关注，根据烟水散人题署的小说，多数学者认为烟水散人为嘉兴徐震。
近年，杨琳在《烟水散人生平著作考述》中，总结了前人的研究，对烟水散人的生平经历与著述情况做了探讨，亦认为烟水散人即嘉兴徐震，约生于1607年[10]。但是还没有更新、更有说服了的资料出现。
聚锦堂刊本《合刻天花藏才子书》
第三，题署混乱的问题。
署名混乱也为作者的考证增加了难度，例如天花藏主人与烟水散人是同一时期的浙籍作家，且都是才子佳人小说作者，于是出现了题署经常混淆的现象。如二人的笔名共同出现在一部小说里，或不同版本署名不同，或序言增删的变化，使研究者一头雾水。
如《鸳鸯配》（《鸳鸯媒》）版本多署“槜李烟火（水）散人编次”[11]，但美国哈佛大学所藏本内封题《鸳鸯媒》，署“天花藏主人订，槜李烟水散人编次”。根据其写作特点，这部小说已经被大多数学者列为烟水散人徐震的作品，之所以题“天花藏主人述”，“则可能只是藉天花藏之名为广告”[12]，这类题署混乱的问题，造成学者们对这类作品的归属仍存有疑惑。
再如《醉菩提》版本很复杂，既有天花藏主人题名版本，又有“西湖墨浪子偶拈”版本 ，虽有学者考证了版本之间的关系[13]，但目前我们还不知道西湖墨浪子是何人。而《西湖佳话》又署“古吴墨浪子”，陈美林等人在《墨浪子及其西湖佳话》一文中认为：“或以为此‘西湖墨浪子’与作《西湖佳话》之‘古吴墨浪子’即为同一人，但亦尚待进一步考辨认定。”[14]而这一类问题在其他以笔名题署的小说中也普遍存在。
第四，目前仍存疑的小说作者还有很多。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整理本《欢喜冤家》
明代短篇小说集《欢喜冤家》的作者“西湖渔隐主人”还有待考证，徐凌云在《<欢喜冤家>的作者》中指出其作者是钱塘人高一苇。[15]但学界对这一看法还没有达成共识。
再如《豆棚闲话》的作者“艾衲居士”，学界多认为他是杭州人，而李金松的《〈豆棚闲话〉作者艾衲居士考》一文中认为，作者为清初江苏镇江人张九征[16]。因此，对艾衲居士的身份意见不同，需要继续考证。
《蜃楼志》的作者是何人，也存在分歧，作者题为“庾岭劳人”，石昌渝先生《中国古代小说书目》（白话卷）中认为其为浙江德清人，却生长在广州[1]325。但葛永海的《晚清广东题材小说的文学新变及文化反思》一文中，根据地理位置和序言，认为“庾岭劳人”为广东籍作家。[17]到目前为止，对于“庾岭劳人”的籍贯还没有定论，究竟是何人还没有学者继续考证。
另外，《浓情快史》的作者“嘉禾餐花主人”、《昭阳趣史》和《玉妃媚史》的作者“古杭艳艳生”，均有待于进一步考证。
对于西湖墨浪子、西泠野樵、云游道人、鸳湖渔叟、钓鸳湖客、珠泉居士等，或没有考证或考证还远不深入。根据目前学者们提出的种种看法，还需要对重要的浙籍作家的生平资料以及身份进行考察与确认，或者尽可能对部分作家的身份资料进行补充。
醉月轩刊本《浓情快史》
再有，还需要明确一部分小说家与作品之间的关系，尤其留存作品较多的作家，也只有明确作者与作品的关系，才能明确浙籍小说作家与小说创作时代、环境之间的联系，同时强调文本置于特定时空坐标下会产生的地域性关联等。
近年来，随着地域文学被广泛关注，研究者更为注重横向的比较，尤其对江南地域作家、太湖流域的作家极为关注，浙江地域自然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热点。
就浙江地域而言，“西湖小说”以浓郁的地域特色在浙江小说史上独树一帜，就文学地理研究而言，它在古代小说中也同样具有特殊的地位。尤其在明末清初时期，大量以“西湖”为描写对象的小说开始出现，很多小说作者也直接以“西湖”来给自己取名，因此以“西湖”为中心的考察具有文学地理研究的独特价值。
首先，90年代末以来“西湖小说”引起了学者们的重视。
学界对《西湖二集》《西湖佳话》《西湖拾遗》《豆棚闲话》，以及《集咏楼》《鸳鸯配》《麴头陀传》等作品，都有一定的关注与研究成果，而《西湖游览志》《西湖游览志馀》《西子湖拾翠余谈》等文献性的作品，又给予这些小说创作的素材。
《话本小说叙论》
刘勇强先生在《西湖小说:城市个性和小说场景》一文中，较早论述了“西湖小说”，认为“西湖作为小说场景的运用，则是中国小说叙事传统的一个生动体现”[18],引起了学界对“西湖小说”的关注.
而后刘勇强先生又在其著作《话本小说叙论：文本诠释与历史构建》中，谈到西湖小说的艺术特征，认为人文色彩在西湖小说中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对西湖山水的颂扬，是有关作品的共同倾向；其次，在文人笔下，历史题材更受重视；第三，用世热情与道德教训在一些文人创作的西湖小说中却有增强。[19]这些观点同样得到了学界的认可，但还没有其他学者在这些方面深入挖掘与研究。
而后“西湖小说”以及西湖作家群体逐渐得到了研究者的关注，孙旭在《西湖小说与话本小说的文人化》一文中认为：“西湖小说表现出与众不同的文人化特点，主要是：思想上关注文人自身的精神世界，艺术上多用意境描写，并分析了它们在话本小说史上的意义。”[20]该文主要强调了西湖的自然与人文色彩在小说中的体现，可见《西湖二集》《西湖佳话》的“人文化”特色已被学者们接受与认可。
“西湖小说”无疑寄托了作者们的价值观念与人生理想，蕴含着西湖文化精神与文化价值的推崇倾向。
目前，学者们对“西湖小说”以及西湖小说与话本小说、西湖的文化精神与内涵等，皆有所阐述，但对西湖作家的群体性特点以及“西湖小说”的地域性价值还需进一步探讨。
《明末清初西湖小说研究》，胡海义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9月版。
其次，对“西湖小说”叙事特征的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
胡海义在《科举神的流转与西湖小说的文学地理研究价值》一文中认为：“从科举风俗的变迁来看，西湖小说对文学地理研究具有较高的地域文献价值、研究方法价值和景观研究价值。”[21]
该文从文学地理学的角度进行考察，表明“西湖小说”的文学地理研究价值在于它不但描绘了地域性的湖光山色，而且将其建构成叙事场景，通过曲折动人的故事情节来展现自然景观，探求了最终自然景观转化为人文景观的思维轨迹。从这一角度深入发掘，无疑有助于探究“西湖小说”的地理研究价值与内涵，但目前从文学地理学研究的论文还极少。
也有研究者注意到了这类小说中人物形象的构建以及诗词歌赋的引用与创作，这些小说中的“诗词”多是借助描绘自然景观来传递作者的情感，同时经过小说作者的描绘达到了对“物象”多层面的呈现、对历史景观的重构，小说中的人物正是借助作者的感悟与重构，来向读者呈现对自然与历史的感悟，让读者身临其境。
但从这一叙事角度切入的研究成果还很少，如果研究者能从叙事理论、文化功能、文献资料方面继续寻求路径，多重探索，相信会发现更多有价值的问题。
蔚文堂刊本《西湖佳话》
再次，遗民意识在“西湖小说”中有鲜明的体现。
因大多“西湖小说”出现在明末清初时期，作者基本是由明入清的，因此他们在小说中表达了故国之思、隐世的情怀、对现实的感慨等。胡海义在《论明末清初西湖小说人物形象的移民化倾向》一文中认为：“明末清初西湖小说具有浓郁的地域色彩，但人物形象却呈现出鲜明的移民化倾向”。[22]
“西湖小说”中对明王朝的怀念之情，对明末历史的回顾，对现实的回避与遁世情怀等往往多有体现，并借助西湖的文化氛围加以实现，只可惜这方面的论述也非常少。很多景点、古迹的叙事功能与文化意义，以及杭州地域民俗的叙事作用，还没有被深入挖掘。
同时，作为叙事文体的“西湖小说”的相关文献和研究还属于缺失状态，所以今后从这一角度入手研究还有很大空间。
另外，对于其他地域，如嘉兴、绍兴、湖州等地的浙籍作家及小说发展的情况，还没有学者进行整体性的把握与专门的论述。
笔者认为，浙江地域的小说体现了当时文人特殊的历史观与价值观，但不应该只有“西湖小说”，还有其他文化圈，如湖州、海盐、秀水等地的小说作家、作品也很多，研究这些具体地域，不仅可以探知浙江小说的产生，刊刻热度和流行广度，还可以对作家群进行把握与研究，但目前学界对此还没有关注。
大文堂刊本《西湖佳话》
根据目前查到的资料，港台、国外在这方面的研究涉及极少。需要注意的是，著名的小说作者如李渔、瞿祐、凌濛初、天花藏主人、烟水散人等作家的小说，虽然没有以“西湖”命名，但小说中多有对西湖风物、人群、文化的描写，也是需要关注的现象。
再有，在传统文学批评的历史中，以往研究者对地域性小说的文学价值、外在形式以及美学表现等还存在着一定的偏见，从而忽视了文学的流行性和适俗性。而浙江地域的小说不论是在文体形式或思想文化观念的选择方面，还是小说创作本身、价值取向等方面，都在继承与创新之间显现了当时文人特殊的价值观念，因此浙籍小说家笔下的地域性以及凸显的群体性特点，仍有其特殊的意义。
浙籍小说作者的小说理论成绩斐然，亦引起了学界的关注，与当时的时代文化背景密切相关。
明代中叶以后，因商品经济繁荣与市民群体日益壮大，市民意识渗透到小说中，也促使士大夫的审美观念发生了变化，他们开始重视被正统文学歧视的小说，或直接去从事小说创作、整理、评点的工作，于是大量的小说理论家由此产生。
《浙江籍小说理论家研究》
韩洪举的专著《浙江籍小说理论家研究》，对六朝直至现代小说理论家进行了概述[23]，其中对明清时期的小说理论家瞿祐、胡应麟、凌濛初、蒋大器、袁枚、李渔、汪象旭、张竹坡、陈其泰、姚燮、俞樾的小说理论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述，是目前研究浙籍小说理论家的唯一专著，但主要是针对小说理论家自身的研究。
就小说理论的研究成果而言，很多浙籍小说理论家已经得到了研究者的重视。在明代的浙籍小说理论家中，胡应麟是集大成者，他既是小说理论家又是小说创作者。
目前，对他的生平、小说理论、文体观念均有一定的研究成果，尤其他的《少室山房笔丛》引起了很多研究者的关注，也集中体现了胡应麟的小说观念，被研究者看成是“明代古体小说观念的继续开拓”[24]。
另外，胡应麟的小说《甲乙剩言》也有学者开始关注，这部小说主要记述人物轶事、博物趣事、考辨，内容丰厚又较为驳杂，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其小说价值观，“突破了历代以来人们以为小说虚妄不实难以证史的陈旧观念，这在当时是一个了不起的认识，在古代小说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25]。
《甲乙剩言》
但对于胡应麟小说理论的定位及对其他小说家和后世的影响，探讨得还不深入，或者说还需要在不断研究中对其准确定位。
明清时期小说家存在一个普遍的特点，即他们通过小说序跋体现了自己的创作理论。如瞿祐在《剪灯新话·自序》中表达了自己“劝善惩恶”的创作主张，对后世影响较大，但专门论述瞿祐创作理论的论文较少。
在此时期，凌濛初写了《拍案惊奇·序》，他提出了“尚奇”的小说创作理论，学界对凌濛初的“尚奇”理论阐释相对较多，如傅承洲先生认为：“主张小说写耳目之内、日用起居中的新奇之事，反对写耳目之外的荒诞不经之事，凌濛初的尚奇观在小说批评史上极富理论价值和创新意义。”[26]但是，这一理论还没能与其他作家的小说理论联系起来，形成系统的观念。
再有，只有小说理论贡献的“作序者”也需要关注，如明代评点者蒋大器，他在《三国志通俗演义·序》中对通俗小说创作提出了很有创见的看法。被认为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通俗小说专论。
而蒋大器并非小说家，但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在具体研究中可将这类小说理论家与凌濛初、汪象旭等人的小说理论进行对比，以期找到新的研究路径。还有很多浙籍小说家在自拟的序跋中传达了创作的缘由，并具有一定的理论色彩，也是今后我们值得关注的问题。
《三国志通俗演义序》
还有一类浙籍小说评点者，与凌濛初较为类似，既有编撰，也有评点成果，如清代小说家汪象旭。
汪象旭编撰了《吕祖全传》，又评点了《西游证道书》百回，《西游证道书》在《西游记》版本史上的意义已被学者们认可，但目前学术界对该书的笺评者到底是汪象旭还是黄周星，或是两者合作完成，还有争议。
清代《西游记》的研究者在谈论《西游证道书》的评点者时，都只提汪象旭而不涉及黄周星，后世学者也不断探究这一问题。如张莹在《〈西游证道书〉评点者辨析》一文中认为：“《西游证道书》最先是由汪象旭评点，后来请黄周星在此基础上再进行评正(评点和印正)，其中一些评点文字则是二人商讨后的共识。”[27]
而这一观点也早已被部分学者认同，因而需要更新的证据来补充。再有，部分研究者认为汪象旭的评点有自己的特色，也有一定缺陷，还有待学界探讨。
既重视创作，又重视小说创作理论的杰出文人当属李渔，他在小说创作与理论方面都取得了重要成就。他创作了拟话本《无声戏》和《十二楼》，其小说理论体现在《闲情偶寄》及一些序跋文章中。
《李渔话本研究》
自上个世纪末以来，李渔小说戏曲理论研究逐渐成为了研究的热点，学界对李渔小说戏曲理论中“结构第一”理论、相关比较研究、缺陷不足以及对其他小说的影响均有探究。
徐大军在《李渔“结构第一”理论的思路与内涵新探》一文中论述：“而事奇、文奇的内涵又表现出了李渔‘结构’论的理论渊源，它与此前小说、戏曲批评中所倡导的事奇、文奇原则有着精神上的相通和明显的承续关系。”[28]
足见研究者已对李渔小说戏曲理论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探索，并且联系到了此前的小说理论。但很多研究者在李渔小说理论的思想建构方面论述得还不够深入与明晰。
同样，对袁枚小说理论的研究也存在着与李渔类似的问题。袁枚的小说理论集中体现在《子不语·序》中。袁枚重视小说的“自娱”功能，既自娱又娱人，又强调“戏编”为主的创作方法，相对于李渔的小说理论，袁枚的小说理论还较为零散，但也显示出一定的系统性。
部分研究者对袁枚“自娱”、“戏编”理论已经有了一定认识，也认识到了其理论上的缺陷，如有学者认为，袁枚的“性灵”理论对其小说思想的形成有重要影响，而“性灵说”理论上的缺失也导致了其小说思想存在着不足[28]。
叶衍兰绘袁枚造像
同时，袁枚的小说理论并不丰厚，目前的研究也存在着理论成就定位不清的问题，日后或可放置在小说理论的发展进程中继续研究。
另外，清代文学家俞樾的小说理论也得到了学界的重视。其小说《春在堂随笔》《九九销夏录》《茶香室丛钞》《茶香室续钞》《茶香室三钞》《壶东漫录》等，提到了《金瓶梅》《水浒传》《红楼梦》等二十余部名著，有学者认为：“俞越还梳理了平话和话本的缘起和演变。《九九销夏录》卷一二《平话》一条，可能是有关宋元平话最早的考据之一”[29]，《重编七侠五义传》序言也体现了俞樾的文学见解，他对《红楼梦》本事考证也有贡献[30]P196-199。
再有，李日华《广谐史·序》、郎瑛的《七修类稿》、沈德潜《万历野获编》、平步青的《霞外捃屑》都体现了一定的小说理论。
还有，著名的专业评点家张竹坡、陈其泰、方舒岩等人，与小说作家们共同形成了理论家群体，他们均对小说名著的宣传起到了推动作用，也奠定了名著的历史地位。并且这些小说理论家与专职小说作家相互影响，不仅标志浙江小说理论的成熟，也形成浙江小说史发展的特色，因此还有于进一步梳理与探究，给予浙籍小说理论家重新定位。
《明清浙籍曲家考》
目前，对于浙籍小说家的研究，还并没有专著出现，只有汪超宏先生的《明清浙籍曲家考》[31]，涉及到李渔等个别小说家兼戏曲家。因此，对于浙籍小说家的考证、浙江小说书坊考述、重要作品版本的考察以及这些作品在浙江地域的分布的研究，仍然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研究方法上，也需要不断探寻新的路径。明代话本小说集如洪楩的《清平山堂话本》，拟话本如凌濛初的《拍案惊奇》、陆人龙的《型世言》、周清源的《西湖二集》等，亦可在横向对比中探究浙籍小说家的作品特色。
同样，明清时期浙籍作家的笔记小说与文献性的作品也需要继续探究，为其他方面的研究补充资料，如陶宗仪编纂的《说郛》、瞿佑的《剪灯新话》、田汝成的《西湖游览志馀》、梁绍壬的《两般秋雨庵随笔》、吴炽昌的《客窗闲话》等作品，亦可归结出浙籍小说家对明清小说的影响及其小说史的地位。
并且可以将这些小说家与其他地域的小说家进行对比，在此基础上探究浙江地域小说蓬勃发展时代因素、地域文化因素，以及对清初以后世情小说、英雄传奇、才子佳人小说、《红楼梦》的出现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光绪二十二年钱塘丁氏嘉惠堂刻本《西湖游览志余》
总体来看，浙籍小说作家群体庞大、小说种类繁多，传播与影响广泛，因此具有一定的开拓空间，如能在具体研究中切实将小说文本、小说理论的研究与文献的考察结合起来，将为古代文学研究者提供新的文献资料与新的探索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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