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省闻名的京山一中，这位校长功不可没……
活在我们心中的周克强校长
——写在2003年京山一中60周年校庆之际
程义浩
老京山一中实验楼
身穿背心、短裤，满脸灰土热汗……在篮球场上奔跑、投篮，在学生中间指挥、呼喊，那并不矫健的身体显得特别投入，活跃。同学告诉我，这就是我们的周克强校长。这，也是我1964年进入京山一中高中部后对他的第一印象。在以后4年的高中生活中（1966年文革开始，本应1967年毕业却延至1968年11月），我才逐渐熟悉了周校长。近来，我通过走访一些熟悉他的人，并查阅了有关资料，对这位活在我们心中的校长又有了一些新的了解。
勤勉进取，二十六年没回老家
周克强校长1930年2月出生于我省公安县，18岁就参加了教育工作。1951年8月，他在荆州干校师训班学习结业后，这位热血青年以家庭独子之身，毅然告别鱼米之乡，主动要求来到荆州地区当年的“西北利亚”京山县从事教育工作。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一别，竟有26年难以回到仅几百里之程的老家。直到1976年，那在旧社会做长工短工哺养他的父亲病逝，他都舍不得离开工作岗位回老家奔丧，在夜里痛哭一场又一场后发回了唁电，汇了一笔钱以尽孝。直到春节初一他才匆匆回家，为父上坟，守护老母亲一、二天。
他始任县文教科副科长，1959年下到永隆三中任校长。1960年，他调京山一中任主持日常工作的副校长。
那时候的京山少有汽车，连自行车也很少，每年分配来新教师，他只要在家，总是亲自拖着板车去车站迎接，安排食宿。在日常教学中，他经常同任课教师一道研究教案，深入班级学生中抽查作业，了解学习效果。他不懂俄语，就拜俄语教师为师，下决心刻苦自修。为了钻通古典文学，他经常同黄国振副校长一道研究到深夜，太累后倒在黄校长的床上稍作休息，又爬起来苦学。他亲自担任高中部政治课教学，总是一丝不苟地备课、讲授……
每年春节是全家团园的日子，可周校长是怎样度过的呢？每年年关，他总是把爱人和孩子打发回老家，自已则在大年三十和正月的假日，请人反锁着房门，一个人在房内专心攻读马列、毛主席著作，或钻研学校教材、教育理论，或制定新年的工作计划，到开饭时才叫人开锁弄点吃的。
在一中期间，李毅校长常抽出下乡住队或从事其它中心工作，日常由周校长抓学校的全面工作。他大胆领导全校师生共同奋斗，一方面狠抓教学质量提高，一方面大抓勤工俭学、生产自救，既全面提高了教育质量，又顺利地度过了三年自然灾害困难时期。
上世纪六十年代前期，京山一中学校面貌日新月异，教学质量在荆州地区以至全省闻名暇迩，高考成果也很突出。这其中，周校长付出了多少心血和汗水啊！
艰苦朴素，节衣缩食扶危济困
他一生艰苦朴素，从不讲享受和排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他作教育工作时，他用爱人的收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而把节省下的钱、粮、油几乎都用来接济了一个又一个困难的教师和学生。他从来没有什么高档服装，习惯穿廉价的外衣，而内衣总是补丁加补丁。
人们记得，三年困难时期，周校长带领师生开辟南瓜山、沙钵大堰、滴水寺等劳动基地，垦荒种粮、种菜，以补充师生生活之需。他身为副局长、副校长，干起农活来样样出色。有这样一个笑话：一次耖田时，他去借了一户农民的耖具，农民到田间寻找时，同事们问农民是谁人所借，农民回答说：“准是你们的一个工友，那人象个河南老乡的打扮。” 同事们一听，全都笑了，告诉农民：那个人不是工友，也不是河南老乡，而是我们堂堂的周校长……
一中的老校工郑伯是一位孤人。1961年冬天的一天，天未大亮，人老眼花的郑伯起床散步，掉进了状元池，大喊救命。周校长闻声赶来救起了老人，背回房里脱掉湿衣，又赶回自已房里拿来他仅有的一件过冬棉衣送给了老人，郑伯逢人就说：“我这条老命是周校长救回来的。”
“文革” 中，他虽然身陷囹圄，全身伤痛折磨得他走路都撑不直腰杆，可他心里时刻挂念着同志。京山三中（原永隆中学）的老校长构荣耀同志被“造反派” 打成重伤，到武汉医治，他知道后让老伴买了10斤鸡蛋，偷偷到武汉看望后又连夜赶回京山。构终因不治而亡。他为这位教育岗位上的好同事悲痛万分。
1967年，作为一中 “当权派” 的他在县招待所“劳动改造”。他结识了一位从河南流落到京山的青年人李中岳。小李出身世代医家，对中医颇有研究，其父被打成“反动权威”，他亦受株连，对人生前途很悲观，甚至想轻生。周校长细心安慰他，鼓励他，劝导说：“只要有共产党的领导，中国一定还有希望，动乱的日子不会很长。你家祖传的医学一定能够为人民服务……” 他的关怀使小李看到了光明。周校长又设法把他安排到杨集工作。后来小李回了老家，成为很有造诣的中医，担任河南新蔡县中医院院长。1986年春节他给周校长来信写道：“鄂豫相隔千里之遥，佳节将临，念亲之心，目视长空……难忘您难中救难之诚心……”
磊落坦荡，不计荣辱信念坚定
周校长工作认真，原则性强，其心胸开阔，襟怀坦荡，常为人们称道。1959年反“右倾” 时他任文教局副局长，因坚持实事求是说了真话，反而受到不公正的批判，被罢了官，一度下放到山区天王乡一个落后队当队长。为调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他带领群众实干苦干，甚至生病高烧40度也不请假、不看病、不离队，硬把一个落后队改变成先进队。
他后来到三中当校长，到一中当负责人，也不悔初衷，一如既往。有人问他：为什么要这样？他说：“为什么呢？为了党的事业发达。人受整，整错了可以平反；事业受到损失，就无法挽回。”
十年“文革” 动乱之始，他首当其冲成为执行17年所谓文化、教育“黑线”的“当权派”，经受了一番又一番的批判、斗争，但他心中有底数。1967年正值文革” 高潮之际，恶云翻滚，人人自危，在武汉发生震动全国的“7.20事件”的非常之时，他竟然在学校状元池畔贴出一张《王力的四点意见绝不能代表党中央》的大字报，不合时宜地公开声明他的观点，因而犯了大忌，被打成“炮打中央文革的黑炮手”、“现行反革命”，遭来“造反派”的猛烈批斗、捆绑吊打，受尽了折磨。
在此后的“劳动改造” 中，他遍体鳞伤，但总是主动关心别的落难人。在修建京山一中广场大会讲台、钟祥大柴湖水库的劳动中，他总是抢重活干，拉板车，拖石头，登高处，干难活，把轻松活、平地活让给体弱者。白天要“劳动改造”，晚上还要写“交待材料”，挨批斗。有一次，在批斗教育系统的一位人事股长时，他作为“陪斗” 人，挺身而出，抗争道：“文教系统……出了什么问题，责任由我负……” 结果他成了“主斗” 对象。有人事后说他傻，他笑了笑，认真地说：“当领导的就要勇于承担责任……”
在失去人生自由的屈辱艰难的日子里，他对人民教育事业的满腔炽情丝毫不减，学校一旦有了复课的机会，他便积极组织、动员师生恢复教学。1969年，县里抽调他带队外出参加修建焦枝铁路，负责后勤工作，他又以饱满的革命热情取得显著成绩。全线竣工后，国家铁道部焦枝铁路工程指挥部曾于1971年派专车来京山，请他到郑州去介绍经验。
1970年他站出来工作后，离开京山一中，先后在城关、宋河担任党委书记，县政府副县长、顾问等职。不论是领导农业、工业、财贸工作，还是退居二线后分管老龄委、史志、革命老根据地建设工作，他都有一串串讲不完的动人故事，至今令人们感叹不已。
他有一名同乡、同学，也是从事教育工作的同事袁丹若，积几十年与周校长打交道的体会，深情地说：“老周他一生不求索取，只求奉献，好似一支燃烧的火炬，总是驱去黑暗，带来光热，温暖人们的心，照亮脚下的路……这一形象一直萦绕在我的记忆中。"
1989年6月2日，他倒在了无限热爱的工作岗位上……
他不幸逝世的消息在京山电台，电视台播出后，人们深为震惊，吊唁电话、电报、信件、花圈、挽联、挽诗从县内外各地不断涌来，政府小礼堂里追悼会上人们的哭声淹没了哀乐声。细雨纷纷，灵车缓缓，为他送行的路上不断有人对着灵车作辑，甚至拦车下跪，人们哽咽着：“好人，不该死的……”，“我们的好县长，您不该走……”在追忆周克强同志的文集中收录有一首仿《陋室铭》（刘昭良、孙静作），为他的一生作了速写：
官不在高，为民则名。权不在大，秉公则灵。祭奠周公，悲痛良深。有功不自居，受屈无怨心。可以慰先烈，感后人。无鸿图之展现，无奇迹之惊人。既似“焦裕碌”，又像“徐九经”。众人云：精神永存。
1984年高考前夕，湖北省教育战线先进单位——京山县一中，把思想工作做在前头，使学校教学有条不紊，学生轻松愉快。高三（三）班同学写《给进军洛杉矶运动健儿的一封信》，表达了全体考生决心用优异成绩向党和人民汇报的共同心愿。
1984年高考前夕，湖北省教育战线先进单位——京山县一中，把思想工作做在前头，使学校教学有条不紊，学生轻松愉快。高三（三）班同学写《给进军洛杉矶运动健儿的一封信》，表达了全体考生决心用优异成绩向党和人民汇报的共同心愿。（图片刊登于1984年7月5日湖北日报，作者：金涌、倪政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