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砂壶名家陈曼生其人其事
陈曼生，本名陈鸿寿（1768-1822），字子恭，号曼生，擅长古文辞，精于雕琢，以书法篆刻成名，其文学、书画、篆刻样样精通，才气过人。...
由叶衍兰、叶恭绰所编《清代学者像传合集》上的陈鸿寿(曼生)造像，淡描轻染，看他手持茗壶于右，舒袖于左，从容着站立，吟笑浅浅间真有一种风日洒然的简静与恬淡。这是一幅非常合理，又非常忠信的肖像佳作，由此我们可以不乏想象，但绝对也能直观到曼生的一些人事，最直捷的观感便是他与砂壶的相伴相亲。凭实而论，陈曼生的诗文书画乃至金石篆刻，虽说精妙逸脱时流，但要于开宗列祖尚未能达，唯与名流陶工捏制砂壶一端，大开风尚，流芳世传，乃百代欣赏，为艺林后世，留下了声声佳话。
陈曼生生平
陈鸿寿(1768～1822)，生于乾隆三十三年，卒于道光二年。字颂、又字子恭，号曼生。浙江钱塘(今杭州)人。他于嘉庆六(1801)年拔贡。朝(廷)考以知县用，分发广东，丁忧服阂，奏留江南，署赣榆县，补溧阳县。后擢河工江防同知、迁海防同知。道光二年以风疾卒于任所，享年五十有五。著有“桑连理馆”诗文词集若干卷、又杂著等若干卷，惜均未行世。这是《清代学者像传合集.第一集》上的曼生像后所附的小传，比一般的资料还详尽，只是没留下做溧阳知县时的时间，要么是当时人人皆知，无需赘述，要么是当时已经毫无端绪，不便敷衍。叶衍兰是晚清名宿，第一集是他积三十年之力搜集而功成，每象后必附小传，而后集则由其孙叶恭绰编定，无小传。那么这应当是再传资料里较可信的了(见是集《出版说明》)，毕竟叶衍兰(1823～1898)离曼生在世不是太遥远。
有关陈鸿寿的生平资料很多，但多重复讹错，能用者甚少。其实曼生一生以幕客身份居多，他的众多名号如“种榆仙吏”、“夹谷亭长”等都是这一时期活动的佐证。曼生于诗、古文、词、书、画、金石、篆刻皆擅胜，长才名盛。“尝以书记游幕府间，引来当时名公争相延礼之”。实际他做到县官已届中年。文史中有说他是荆溪(宜兴旧称)的县官。如民国年间李景康、张虹所编《阳羡砂壶图考》中指出“曼生宰宜及制壶当在嘉庆二十一年左右。曼生宰宜仅一任。”不知所谓何据，但据查光绪八年刻本《宜兴荆溪县新志.乾嘉年间职官表》中根本无“陈鸿寿”之名，另外曼生制壶也不能定格在做官以后。上海博物馆藏《曼生铭竹节砂壶》，由金山县一座嘉庆八年的墓中出土，墓主乃王玷山，为湖北宜昌府候补道，卒于嘉庆五(1800)年，三年后入葬。此壶至迟也要嘉庆五年制成，那时的陈曼生年仅三十二岁，尚未拔贡，此壶的匠人名款盖的则是“万泉”印，那么此物的出土又可佐证曼生癖壶由来己久，且合作匠师亦不止杨氏兄妹矣。
资料中亦有明说他是宰邑溧阳，任职三年，但上任时间又众说纷纭。幸好，陈曼生于溧阳任上主修了嘉庆《溧阳县志》。且《溧阳县志》开首就是曼生的《新修溧阳县志叙》，叙言末款云：“……嘉庆十有八年六月八日知溧阳县事钱塘陈鸿寿叙。”清清楚楚，那么应该是嘉庆十八(1813)年曼生来溧阳的，那时他已经四十五岁。原本就盛名在外，且生性豪宕热情兴趣又广及博涉，各地贤俊更是加紧着踵门结交，一时名流萃集左右，歌诗酬唱，书画往来，声名播及，映照海内。
由于饮茶习俗的改变，紫泥砂壶兴于明中期，为了品茗也为了雅兴，文人士大夫大都爱惜此物。在陈曼生的文人生涯中，书画金石，样样精湛，并爱阳羡砂泥，兼美制壶之癖，大力实践。因此案犊之暇，辩别砂质，创立新样，据传曾设计有砂壶十八式样或更多。延请当时的制壶名工杨彭年等人抟泥制作，又与同寮幕客等共同撰制壶铭，“创意造型，范为茶具，艺林争宝之；得其一枚，珍逾拱壁，至今称为'曼生壶’”。值得一提的是，溧阳比邻紫砂都城宜兴，产茶也极好，所以曼生宰邑期间得有天时地利人和之便，能够充分持续他早年雅好砂壶的热情和意气，与当时的陶工、胜流一同创作捏制欣赏，遂成壶艺发展的佳话。在溧阳任上该是陈曼生最为意气风发的一段人生纪念，曼生逸事于此也极矣。此后他调任河工，看似擢升，但《陈曼生尺牍》第一通曼生就有：“两帅欲弟改河工，断难承教”之语，后又多次提及“河务棘手之至”(见《陈曼生尺牍》①，再优游飘逸也不堪许多重压，终于在任上病逝，距溧阳之任仅五、六年光景，也是天妒其才。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有《曼生井栏壶》，壶上铭文纪年为“壬午二月”，这该是曼生最后的绝唱，壬午年正是道光二年，此壶底镌“为官心存君国”，更是令人憾叹，陈鸿寿的生平大致如此。
陈曼生之趣
陈曼生的为人十二分的聪明，这是反观其艺术作品所得到的印象。我们再把这印象来分析，去体会他何以聪明，聪明又如何反映?也就是说去体会他才艺最集中的特点是什么?那应该就是“趣”。清人的书画总体感觉是有“趣”的，这与前朝的传统有些不一样，八大有“趣”、金农有“趣”，而曼生之趣则是他自己的，那是一种轻轻松松的意味，是好玩才得“趣”。在曼生的小帧画页上经常能看到标题上的这段题跋，“茶已熟，菊正开，赏秋人，来不来”，不禁令人追想西湖渔隐既热情洋溢，且幽默调侃，是一位很有意味的人。他是连把画上的文字也要弄得好玩而热闹生趣。
曼生尝言：“凡诗文书画，不必十分到家，乃见天趣”，一语全概，这种思想正是他艺术特点的根源所在。所以清方朔在《枕经堂题跋》上会埋怨曼生“心摹手追，几乎得其神骏，惜少完白山人之千钧腕力耳。”只是倘若曼生运起千钧之力，还是那个天资高爽，意趣纵生的曼生吗?《像传合集》上称曼生性格为“豪宕自喜”，我们看曼生对于千年积淀的文化艺术法则的确有着一种超乎寻常的了不经意，、他可以抛开别人引以为豪的功底之说，随意挥洒，自然天成。豪迈喜性成全了他“不为蹊径所缚”，放下一切，只是要把形做得好玩，作得有意味，那才能表现陈曼生的“趣”。
嘉庆庚午(1810)年，曼生在袁氏五研楼上画了一套《花果册》(现藏上海博物馆)，总十二叶，有款日：“作画以空灵奇想为上，一花一芝随意写来；便成逸趣，非拘拘于形似者可同日语也!”直从元人口吻而来，“逸笔草草，不求形似”之似，而笔法形象构图则博取前人各家所长，画水仙灵芝对应跋中的“一花一芝”(见图一)；而“百事如意图”则用墨笔写如意一柄，配以红柿、柏枝，以柏柿谐音“百事”(见图二)，用民间的清嘉、吉祥、喜气入画，以文哄画，书画融会，相映成趣，意味横生。可以说花卉果蔬更能在曼生笔下生添出喜性的闲情逸致来。
图一
图二
陈曼生的书法在清代堪称大家。他的隶书最能见其为人喜性，从中可以沐浴到扑面的喜趣。
苏州博物馆藏曼生隶书联日：“新得园林栽树法，喜闻子弟读书声。”(见图三)每一字都是那样生鲜灵动。曼生写这样的联很多，一望即知是曼生笔法。他多从隶书结体入手，于隶字造型上求变，疏密、呼应、顾盼、长短等本体架构上追求“新奇”，行家们称他“以姿胜”诚非虚语。横竖波磔，应伸却缩，反短乃长，处处为新。看似活泼的、喜气的、夸耀的，却又归于朴拙，这才是真切的喜气洋洋的曼生呢。
曼生之趣转而竞结出硕果。“豪宕自喜”的曼生在书画金石之外又令世人眼亮，他把他的喜性、热情、才华、文识集中到躬身自践，操刀刻铭，制作壶式样板，与旧雨新知合作通力，以壶身铭文之字体本身做装饰，并致力于铭文的可看可玩可味可形可传。铭文或以儒释道修身养性的直白，或以古文辞摘句，或以壶形说文，或自作诗词……不一而足，可谓字字珠玑，妙趣横生。于是，曼生壶一改清初壶艺的风尚，遂成壶道显学，成为清中期的壶艺中流，盛极一时，并永为世人宝爱。香港茶具文物馆藏有一把《曼生直腹壶》，因壶上署“茗壶第一千三百七十九”而被专家否认，认为曼壶再多，不至如此多。既然曼生壶涵义及广，曼生亲朋幕友极众，而合作匠人陶工非止一二人，仅杨氏兄妹就有三员，又有什么不可能。这正是曼生式的热闹喜趣。此壶参与制作品定的人员达一十七人，可谓前无古人。壶肩铭文为：“叔陶作壶，其永宝用”。壶壁铭文为：“嘉庆乙亥秋九月，桑连理馆制，茗壶第一千三百七十九，频迦识”。壶腹铭文为：“江听香、钱叔美、钮非石、张老葺、卢小凫、朱理堂……(等共十五人名姓)同品定并记”。把下有“彭年”印，底镌“阿曼陀室”。“嘉庆乙亥”即嘉庆二十年，陈曼生正在溧阳任上，“桑连理馆”正是曼生府邸之名，“频迦”即幕友郭频迦。此壶实在是值得深究的。近二十人的阵容堪当“众”字，而如此多人员参与铭壶，且把名姓也集于一壶，相信该是有才气，有灵气，并有喜气的文人所为，为何不是陈曼生呢?
陈曼生之才
曼生尝言：“书画虽小技，神而明之，可以养身，可以悟道，与禅机相通。宋以来如赵、如文、如董皆不愧正眼法藏。余性耽书画，虽无能与古人为徒，而用刀积久，颇有会于禅理，知昔贤不我欺也”。可见其自信有加，但光凭自诩无用，只有别人称道方可明解。
曼生书法，以碑学入手，四书皆工。清蒋宝龄《墨林今话》称：“曼生酷嗜摩崖碑版，行楷古雅有法度，篆刻得之款识为多，精严古宕，人莫能及”。
曼生绘画多以花卉果品寄托闲趣，问有山水之作。如现藏浙江省博物馆的《善权石室图》便是山水佳作，画宜兴善卷洞景致，水墨、酣畅，逸笔撇脱，气韵悠然。《墨林今话》云“(曼生画)意兴所到，生趣盎然。山水不多，著笔修然意远，在姚云东、程孟阳间”。道光年间、出生的秦祖永是这样评价这位乾嘉前辈的，《桐阴论画》称陈鸿寿“笔意佣傥，纵逸多姿，脱去画史习气。随意挥洒，虽不能追踪古人，而一种潇洒不群之概，不为蹊径所缚，盖胸次尘怀既尽，腕下自然英英露爽，良由其天份胜也”。相比秦氏对曼生同时人的概论：“……松懈之松非真松也。乾嘉时名家往往坐此病”评论可谓高矣，主要是曼生能于沉著痛快中透出松灵之气，于苍老厚重里饶有秀嫩之致，其画品于此可见。
据《象传合集》称，曼生的《桑连理馆诗文词集》等文著虽未行世，而文名甚高：“诗宗太白、长吉，洒然而来。不屑屑于字句而标致自高。后悔其少作，以为不足传，亦不乐与时流争名，然华灯绿酒间偶尔染翰，辄倾倒一时。”
曼生刻有《陈曼生审定书画印记》(嘉庆丙子1816年前)印章，表明曼生尝为人鉴定古字画，他以他的艺术才能感知古人，然后再说与时人听，鉴定水准当也不低。
曼生的金石篆风，当为浙派中坚。“浙中人奉为宗法”。与他同列西泠八家的陈豫钟(1762—1806)谓曼生曰。“篆刻余虽与之同能，其一种英迈之气，余所不及”。艺术特点及文风行成乃天性使然，豪放喜性的曼生天真任达，处世宽厚，常能于轻松怡然中自得其意趣，公案繁冗而保持休闲心态。所以他可以潜心沉湎于他所深喜的砂壶捏制，于书画金石之外另辟一蹊径，与名工胜流同欢乐，同欣赏。
壶上铭文，要于未干之砂泥上刻划，与金石刀法大相径庭．两者异工同曲，而欣赏法则却归于一途。看曼生铭文如“在水一方”、“方山子，玉川子，君子之交淡如此”、“笠荫喝，茶去渴，是一是二，我佛无说”、“无用之用，八音所重”、“君子有酒，奉爵称寿”、“内清明，外直方，吾与尔偕臧”、“梅雪枝头活火煎，山中人兮倦乎仙”……既涵盖了他一身的修养文识才情，再运以西泠之爽利刀法，使砂壶徒增书卷气息和金石意味，茗壶一把，任其自斟自饮，香不涣散，味不耽搁，文人逸士把玩之余，得趣于壶外之韵；陈曼生与他周边的朋友们，在与砂壶艺人的合作途中，轻轻然然订制了砂壶的一种审美趋向，从此以后，砂壶明显加入的人文意识，使得阳羡壶艺发展开来，“曼生壶”的风格一扫乾隆时注重妍巧的风气，样式典雅朴厚，寓巧于拙。造型多用几何型体，壶体线条凝练爽洁，它一举融合了文词之心、书画之韵、金石之味，又得刻划装饰之明丽雅洁，书画、篆刻与文心遂一气呵成，浑然雅致，超越昔贤，实为砂壶工艺开创了新风新貌。所以《阳羡砂壶图考》盛赞日：“(曼生壶)为大彬后绝技，允推壶艺中兴。”曼壶可谓曼生才华之集大成也。《阳羡砂壶图考》又云：“明清两代名手制壶，每每择刻前人诗句而漫无鉴别。或切茶而不切壶，或茶与壶俱不切。……至于切定茗壶并贴切壶形做铭者实始于曼生。世之欣赏有由来矣”。于砂壶铭文装饰之先者不是曼生，但完满贴切实由曼生为肇始。这也便是曼生壶成为佳器名作的主要原因，它完全是凭着曼生一生的学养所成，缺一都不可为之。
陈曼生为官
作为地方官，溧阳任上的陈鸿寿竟也干得相当出色。又《清代学者像传合集》上称：“(曼生)先生家故贫(空)，而豪宕白喜，……所居室庐狭隘。四方贤隽莫不踵门纳交，酒宴琴歌，座上恒满。好施与缓急叩门至典质借贷以应。迨登仕版，名流益往归之署舍至不能容，各满其意以去。性复廉洁，不妄取一钱。自奉节啬而宾客酬酢备极丰瞻。……”可见曼生虽是性情中人，但又非常克己自律。由于他身边友朋无数，座上常常宾客如云，他的薪俸大概于此都消费殆尽，家中自然不会留有长物了。见《陈曼生尺牍》中有云：……弟半年来寓中耗费仅末盈千，旧雨沓来，万难膜视。有来而即去者，有久羁于此者，浦上尽属新知，称贷颇觉厚颜，牙根咬定不轻向人启齿。亦复铁铁铮铮……”。可见《合集》之言并非溢美之辞。
更为可敬的是他不仅为官清廉刚正，还有肯为一邦民生奉献自己热心与勇气的豪情。《墨林今话》卷十称道曼生为官“廉明勇敢卓著循声创文学修邑志办赈之善为大江南北最”。
又《合集》云：“(曼生)历任繁剧，治事精敏，折狱如神。溧阳岁饥，设法赈济，活人无算。治行为当时第一。”那么陈曼生是怎样“设法赈济”的呢?在《溧阳县续志》卷十《义行篇》中载日：陈是金，字七贤。同知衔。人品端方，乐善好施。……嘉庆十九年(甲戌为公元1814年)岁饥，宗族多贫困，是金出粟以赈。知县陈鸿寿奖以“谊笃本支”额。
又：沈诠，附贡生；戴耀奎，国子监生。嘉庆甲戌大早，均输粟助赈。……知县陈鸿寿奖沈诠“万金捐济”额；戴耀奎“好善不倦”额。
又：吕武，国子监生。嘉庆乙亥(公元1815年)春输粟赈，正赞两图。知县陈鸿寿奖以“善周桑梓”额。
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何况曼生救人无算。另外曼生对于邑民助赈，以手书扁额奖励虽属精神鼓励性质，而既是一县之宰又为西泠名家陈鸿寿的墨迹奖励，民众自然觉得荣耀之余又足堪宝爱。但得民心者未必能奉得上官心意，据《像传合集》上称“(曼生)以催科事迕上官，强直不屈。卒行，民于艰，众咸指为'强项吏’。”这恰好透露出曼生性格中还有刚直不阿私的一面。
曼生费时两年，修溧阳县志成，他说：“余初莅官日，邦之风土民俗都所未谙，因辑是书随时探讨，以为采风问俗之先路……(《新修溧阳县志。陈鸿寿叙》)。”全志九本，共十六卷。前有叙、旧叙、凡例、目录以及十四幅名胜图，后分舆地志、河渠志、食货志、学校志、武备志、杂类志等。曼生叙日：“溧阳之有志自宋始，凡数修而迄于乾隆之八年。距今盖七十年矣。前志既未尽满众望，而更历岁久阙焉不纪，有人物翳然之慨!于是，邑之士大夫请于前宰李君葛峰，定重修之举。……余踵葛峰后承乏于此，越两年而观厥成。……自乾隆八年以后，宰是邑者不可以数计，中间数十年数十人，其姓名里居皆茫然无考，故老旧人亦无能言者。今此志成于余为宰之日，志一日传则宰之姓氏一日不忘。姓氏一日不忘则其人之贤与不肖亦与之不忘。… …”。“为志之难”不能仅靠曼生一人，还有要挑选适当士人来编撰合作，好在曼生惯于与人共事，他“策虑幅臆”，遂使此志“可信、可传”；其“搜采精博，体例谨严”①，得到士林广泛称允。而曼生终于觉得可以此志“不负此邦人士”之心了。
溧阳县署衙门内有古桑一树，长得枝叶繁茂，竟与墙外桑树连枝同生而为连理枝。唐·白居易《长恨歌》：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作连理枝。明·张羽《送弟瑜赴京师》：愿言保令体，慰此连理枝。旧时都以此作为吉祥之兆，曼生欣喜之余遂命名其斋居日：“桑连理馆”。曼生在此吉宅，批复公文、处理案牍、修编县志，接待四方名流麇至，暇时偕同道徜徉艺海，研制砂壶，为其一生最辉煌时期，三易寒暑，满任而去。《阳羡砂壶图考》上称曼生有一私家用壶，底款正是镌的“桑连理馆”。
陈曼生交友
上文说到曼生“所居室庐狭隘。四方贤隽莫不踵门纳交，酒宴琴歌，座上恒满。……自奉节啬而宾客酬酢各极丰赡。”曼生就是这样孝友，宁愿悭吝自己，绝不会亏待朋友。所以公余之暇曼生“与同人觞咏流连，无闻寒暑。”
一年四季，曼生都没冷淡过朋友。他的朋友联袂而来，直把署邸桑连理馆挤满一堂，为此，钱叔美(杜)、改七乡(琦)、汪小迂(鸿)合作“桑连理馆主客图”，郭频伽专作文纪之，传为佳话；值得注意的是，曼生往来从友中，这四位最是亲密，他们又是曼生壶的一道参与制作者，不妨留意一下他们的生平，看对曼生眷恋壶艺有着怎样的影响。
郭麐(1767～1831)，字祥伯，号频伽，又号白眉生，颀身玉立，一眉莹然，人称郭白眉，晚号遥庵居士。吴江诸生。髫龄即姿秉过人，尝游姚鼐门。应京兆试入都，金兰畦尚书以国土待之，才名大噪。下第南归，邀游幕府间，以诗鸣江湖者二十余年。工词章，善篆刻，间画竹石，别有天趣。所著诗文等集达九十二卷，行于世。郭麐在曼生壶制作设计中不可或缺，最为曼生器重。曼生的许多铭文一些是亲自操刀，一些则由郭麐主刻，现藏上博、南博、香港等处的曼生壶传世品上频迦祥伯的铭刻比比皆是。
钱杜(1764～1845)，初名榆，字叔枚。更名杜，字叔美。号松壶小隐，亦号松壶、壶公、居士。钱塘人③。性格闲旷，潇洒拔俗，好游，足迹几遍天下。生平屡致千金，不为家计，随手辄尽。能诗善画，风尚工细，得者宝爱。读书能过目不忘。尤精烹饪。著有《松壶画忆》、《松壶画赘》各两卷传世。钱杜自号“壶公”，自有爱壶的理由，香港中文大学藏《曼生铭壶公壶》，铭文日：“壶公壶曼生为七芗题。”此壶造型敦厚，古朴，状如鼓形，壶公即是钱杜，但此壶乃曼生为改琦题铭，抑或改琦为第二位壶公?
改琦(1774～1829)，字伯韫，号香白，又号七芗，别号玉壶外史。其先本西域人，侨居松江。幼通敏，诗画皆如天授，画佛象、仕女笔致尤秀逸出尘：山水花草亦本之前人而运思迥别，世以华喦比之。著有《玉壶山人集》。其爱壶之心当亦不用分说。
汪鸿，生卒年待考。字延年，号小迂。安徽休宁人。客陈鸿寿幕。画花鸟、山水皆秀出时流。与钱杜、改琦、张、郭频伽、曹种水诸人友善，盖皆桑连理馆旧友，其所学得力于陈鸿寿。亦工铁笔，凡金、铜、瓷、石、砖、瓦、竹、木之属无一不能奏刀。不仅如此，尚能度曲弹琴，几欲全能了。郭麐曾为汪鸿画石，并题云：“……汪君更可笑，蕲削弥刻苦，我为图其真，落笔若牛弩”(据《墨林今话》卷十《郭频迦醉后画石》)。他不仅从学于曼生及其幕僚，自己本人又好学刻苦，尚有许多技艺在手，乃深得曼生信任。
上博曼生壶藏品中许多是海上著名收藏家龚钊的旧藏，他专于藏品包装盒上提到了为曼公作刻的汪鸿。见图四，便是龚氏跋于曼壶盒盖内的一段文字。
图四
以上四位该是曼生壶文人团体中重中之重了，而具体制作、手捏成形，把文人意识转为现成品，则需要有技艺经验的陶工来完成，陈曼生找到了合适的人选。
香港茶具文物馆藏《半葫芦形曼生壶》，曼生铭文日：“小谷仁兄过余濑阳，适余倩彭年制壶，占此奉赠，聊志翰墨缘耳。曼生”。又，上海博物馆藏《陈曼生花卉册页》上陈鸿寿的题跋为：“杨君彭年制茗壶得龚、时遗法，而余又爱壶，并亦有制壶之癖，终未能如此壶之精妙者，图之以俟同好之赏。西湖渔者陈鸿寿。(壶式状如南博藏《曼生铭彭年制横云壶》，见图五)
图五
从曼生铭文看，文人、陶工的合作是满意的。杨氏一门同为名工，而杨彭年乃是与曼生合作最多的陶人，他甚至得到了曼生那枚著名的“阿曼陀室”印章。
杨彭年，字二泉，号大鹏，荆溪人，一说浙江桐乡人。《耕砚田笔记》日：“乾隆时，制壶多用模衔，分段合之，其法简易，大彬手捏法已少传人。彭年善制砂壶，始复捏造法，虽随意制成，自有天然风致。”杨彭年恢复了手工制壶的技艺，所制茗壶玉色晶光，气韵文雅，或浑朴或精巧；又《阳羡砂壶图考》称(彭年)善配泥，亦工刻竹刻锡。他的兄弟姐妹都擅制茗壶，并传至后代，(《阳羡砂壶图考》上卷载：“吴月亭，字竹溪，为杨彭年后辈。善雕刻”)彭年弟宝年，字公寿，擅捏制法，也曾为曼生制壶。詹勋华《宜兴陶器图谱》《附录·名家小传》“杨宝年”条载：“传器有砂壶一持，底钤曼生刻'阿曼陀室’印，紫砂井栏式，铭云；'井养不穷是以知汲古之功频迦铭公寿作。’行书五行，錾下钤'宝年’二字篆书阳文方印。(杨氏尚有胞妹凤年，小字玉禽，制壶亦精巧俊美，“善制花货”曼壶虽无史传，且附之。)而现代壶艺名家顾景舟说：“(杨)彭年壶艺技巧，功力平凡，由曼生刻铭，壶随字贵，字依壶传”他甚至断言：曼生倘若与其它匠人合作，壶艺史上当另传佳话。(见顾景舟主编《宜兴紫砂珍赏》)。此语虽存偏激，但不无道理。《阳羡砂壶图考》称“寻常贻人之品，每壶只二百四十文，加工者价三倍。”这仿佛是王羲之为人书扇于市的传说了。杨彭年的盛名传世与曼生的激赏有着重要的关连，倘若没有曼生常常为他造出声势，延引同道鉴赏酬酢，为他的形制督导把关，指导他砂壳捏制，装饰铭文，彭年之技真会烟默于坊间里井，无闻于工匠济济的时代亦未可知。然换一种角度，《前尘梦影录》称杨彭年捏嘴不用模子，虽随意制成，亦有天然之致。彭年制壶不甚拘泥细节，古道天然的制作风格能为曼生所喜，也是两人的天性能够互相融合．否则合作决不能有如此清畅嘉吉。从现今的传世品看，有彭年捏制的茗壶该占到曼壶总数的九成以上。
曼生印谱中有“阿曼陀室”方印一枚，“曼生壶”底款，也专镌“阿曼陀室”。“阿曼陀”似梵语详音，一说“众神聚会之所”④，“阿曼陀室”是否含意“众人合作”，尚无稽考，但曼生壶团体主要成员中，两人以“壶”为号，且人人诗书画印俱能，皆有技艺超越侪辈，实力相当雄厚。
(图六这枚印，据《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上转载于《华延年室集印》。)
图六
再加上付诸文人思想于砂壶捏制的制陶名工等，曼生壶称“众人合作”实在恰如其份。说他们是乾嘉名人团体，实不为过。 《阳羡砂壶图考》谓“……(曼生)以古学受知于阮云台尚书，云台抚浙时，与从弟云伯同在幕府，有'二陈’之称。”那么这位从弟云伯又是何人呢?据考《美术家人名词典》上陈文述条：
陈文述（177l～1843)原名文杰，字云伯，号颐道居士，额所居日“香禅花隐之庐”，钱塘人。工诗文，亦善画，嘉庆五年举人。……
又《像传合集》，有陈文述像，传日： 陈文述，字云伯，别号碧城外史，晚号退苍，又称颐道先生，亦称莲可居士，浙江钱塘人。嘉庆五年举人。少负隽才，阮文达公视学浙江，见其试作，叹日：“扬、班传也。”诗亦可及高岑王李，自是潜心向学，诗古文词俱工，少作步趋。……年三十余游京师，与杨蓉裳齐名，时称“杨陈”。又与曼生、荔峰同居，称“三陈”所刻《碧城仙馆诗钞》传诵一时，名流争相投契。……⑤
两人是堂房兄弟，更为幕友，陈文述性格也是豪迈且好施，两人意气相投。《陈曼生尺牍》中也多次提及这位“云弟”。至于《阳羡砂壶图考》称“曼生壶铭多为江听香、高爽泉、郭频迦、查梅史所作”，此条也多为后人引用。除了郭频伽，其他三位暂无细考。
现代画家唐云藏有一把杨彭年制、江听香铭《石铫提梁壶》，铭文日“铫之制，抟之工，自我作，非周钟。听香铭”，因底印为常见“彭年”二字，知此壶乃两人合制，无论壶式形制、铭文刀法都与曼壶极似，并附考证谓“听香姓江，亦曼生当时契友”(见顾景舟主编《宜兴紫砂珍赏》)。又据《陈曼生尺牍》，曼生简后有附“听香属候其时正在曼生府中，那么这位听香亦即江听香。又据《美术家人名词典》上有江青条，曰：“江青，字步青，别暑红豆，钱塘人。工诗文，书法钟王，凝练充实，不仅貌似，旁及丹青，涉笔成趣。与陈鸿寿友善，辄为捉刀，并名于时”。古人别号甚多，江听香与江青似为一人，姑附于此，以俟更考。
上文汪鸿生平小传中还提到两个较为陌生的名字，一张，一曹种水。
张，字子贞，一作紫贞。号老薑一号井南居士。扬州布衣。通篆、隶，工铁笔，善山水。香港茶具文物馆藏《直腹壶》，壶腹铭文品定人员中就有“张老薑”名，一定是此人无疑了。那时张氏亦正在曼生府中。曹种水与曹澜似为一人。曹澜，字小厓，杭州人。花卉绝妙，尝与汪小迂、张子贞同主汪氏观复斋。汪传云“盖皆桑连理馆旧友”，可互证。
以上列曼生交游中一小部分人员的简略生平看，他们对于曼生及曼生壶的影响当不容低估小视。(以上生平资料均参见《墨林今活》、《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清代学者像传合集》、《宋元明清书画家年表》等。)
曼生一生往来酬酢，交游广泛，得其惠者也无数，“卒之日，海内名人无不惨怛，以为世无复有此人。”曼生挚友郭频伽祭文日：“瑰玮俊迈之姿，伉爽高郎之气，凌厉一世之才，掩有群雅之意，孝友追配乎古人，才伎足了夫百辈。”《像传合集》谓其言“洵笃论也”。
清初以来，乾嘉之时，书画篆刻名人辈出不穷，作者云起，多一个陈鸿寿，并没有惊世骇俗，改变书画潮流的走向和格局，但是，陈鸿寿的出现改变了昔日文人固有的思想，就是书斋之外另有值得玩味的东西，书生们的天才同样可以致用，天地因此而更加广阔。明代已经有文人延请名匠到自己居家捏制砂壶的记载。到自家制作，无非是为了更贴切自己的用意和使其更具有个性化，但他们没有直接参与制造，如董文敏、陈眉公等。诚幸的是陈鸿寿这位才名俱佳的文人，把他的热情与才干投入到了实用工艺领域，为茗壶这一日常用具，有明以来被誉为“紫玉”、“古铁金”的玲珑妍巧之物，添加了无限幽淡宽阔的人文风景，卒使其意韵深远，人心向爱程度登峰造极，乃至千年鉴赏，百世流芳。所以有收藏家云：“曼生壶不是做得好，是玩得好”。这“玩”字正配得曼生的意趣与文心，那是与我们欣赏意境深远的中国画有着一样的心情，那画以外的逸致愈发令人痴醉沉迷。
图七
注：
《陈曼生尺牍》是南京博物院图书室藏品，系石印本，由曼生行书于花笺，小三十二开，原七十四叶。乃溧阳收藏家狄学耕原藏。书后狄学耕跋日：“曼生先生以书画篆刻擅名一时，成庙末年宰吾邑。家藏墨迹及手制曼壶不下数事。庚申大劫尽毁去，辛已春得此册于章门，皆其与汪云大令往还者，笔法峭劲，可宝也。”而曼生尺牍原件现藏上海博物馆。
见《溧阳县续志》卷十一《人物志·儒林》：选兴化教谕毛一鸣……嘉庆乙末知县陈鸿寿聘修县志，搜采精博，体例谨严，三年告成，士论称允。按：“三年告成”与前叙略有出入。
《清代学者像传合集》称钱杜为浙江仁和人。
见徐秀棠著《中国紫砂·曼生壶评说》
附：曼生壶三十八式品名与线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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