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 附三 郭谦亨教授医话录
一、经络、经筋古今谈
癸亥仲冬，因公去沪，有一位已毕业的研究生来看我。谈起他对经络的研究时，我勉励他深入求索，以期有成。
科学研究，一是要顽强的意志，二是要求实的精神。研究古人的论说，应对其所处的社会、历史、科学发展的条件与局限，认识的可能性，进行客观的理解、分析。古人已认识的，要继承、发扬；认识不细微、不具体的，要补充；识识与客观实际不符合的，要改进、更正；未认识而今有新的发现，要深入探求、揭示。这是我国每一医务工作者的责任，对经络的研究也一样。
经络，是经脉、络脉的总称，与脏腑有着密切关系，为运行气血，平衡阴阳，灌溉脏腑，营养百骸的一种管道结构。它遍布全身上下、内外，形成一个整体。就其实体说，主要应为今之“循环系统”。
是否这样，从医经中所论之实体及认识过程，可以知道。《灵枢》中认为：经脉伏行于分肉之间，深而不见；浮而常见者，皆为络脉。《素问》谓：络脉之见，随四时而色各异，寒则凝泣而青黑，热则淖泽而黄赤。这说明络脉之在体表是有象可见的。经脉虽深伏不见，但搏动应指，摸之可测。《甲乙经》云：手太阴之脉独动不休(足阳明、足少阴同)，何也？曰：足阳明，胃脉也。胃之清气上注于肺，肺气从太阴而行之。其行也，以息往来，一呼再动，一吸再动，呼吸不已，故动而不止。有了这样原始的感性认识，必然要进一步探明究竟，遂产生解剖的设想和行动。《灵枢》谓：经脉者，受血而营之，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视之，其脉之长短，血之清浊，气之多少，皆有大数。通过解剖，分清了粗壮直行的主干为经，由经分出，细而横行的为络，由络别出的为孙络，浮于外的为浮络，更细的为毛脉(后人又把深入五脉之内的叫脏络，六腑之内的叫腑络)。度量出每一经的起止、长短，《灵枢·脉度篇》一一作了记载，其手足阴阳六经、任督、阳跷、阴跷等的总长度为“一十六丈二尺”(其长短及在四肢的经数与实际不符的原因，这里暂且不谈)，从而也初步搞清了经络管道内是载血的，其运行是靠经气的作用，而经络之间循行转注是有序的，《难经》二十三难说的清楚。这种循行转注，既是有节段的，又是整体的，故又说它“如环无端，转且相灌溉，朝于寸口、人迎，以处百病，以决死生也。”
如上所述，血行的管道——经络，在人体是一大系统，医经中多章专论，其论述之详与脏象同，足证古人对其重视。故经络原始的解剖认识，主要应为今之“循环系统”。舍此，医经中就再无专论了。
当古人搞清楚经络实体及其与脏腑的关系，便和实践中已发现的穴位，按经络路线、穴位对疾病的反应、辨证取穴的感觉(感传)效应，进行了归纳，以经络为线条贯穿起来，成为十四经穴，同时发现其中穴位有的在经脉位上，有的则偏离经脉，而针刺穴位的感传也不完全一致。《刺禁篇》又强调不能刺中“大脉”，于是结合经穴针治时的感传路线与效应，在功能上又有了新的特定的内容。它不仅运血荣身，而且和脏象一样，是多种功能的综合，成为医学中的基础理论之一，是中医机理、辨证、诊治、方药等的依据。
正因如此，现代根据经络功能和临床某些现象，对其实质进行了一系列观察研究。目前已有八九种新的见解，形成了新的“学说”，各有不少发现和成就。不过，古人所谓的经络，其实体是具体而清楚的。现代所要研究的实质，其实是探求古人对经络解剖认识以外的新的结构系统。这种实质的研究，我认为名其为“针灸经穴感传发生的实质研究”较当，其学说也以“针灸经穴感传发生学说”名之。这样名正标立，自与古之经络两不相混。如针刺麻醉之名为“针麻”，就是个很好例证。
现代对其实质的研究，有以神经系统为基础进行实验的，结果在穴位进针后，90%以上经穴所刺部位与浅层皮神经和深部神经有关。“神经”这个词，医经中虽无，但有论“经筋”的专篇。经筋的结构与经络不同，它是中坚的实体系统，每条经筋“结”和“分枝”较多。张景岳说：是别出的柔软短筋，如树木之枝。由于它多与经络伴行，故按其起止和走向部位，分为十二经筋。这该说它主要是指现在所说的“神经”，特别是这个“经”字，寓意很深。若舍此，医经中就再难找到有关论说了。
古人在解剖中发现经络和经筋，由于经络是管道结构而载血运行，故把研究的重点放在经络上(这和对心、脑的认识一样，把脑的功能都归于心)，对经筋的作用、功能及其在体腔、内脏之间的存在(多因细微难察，或与其他相混而未觉)认识较少(西医也只是在电发明之后，将其用于实验研究，才逐步认识清楚)，是无可讳言的。
至于“经筋”是否为人体的“肌腱”和“韧带”，我认为从《内经》对经筋的功能有“束骨而利关节”的作用看，是包括肌腱和韧带在内的。但肌腱是肌肉的组成之一，统名为“筋”，或与肉连称为“筋肉”，即指肉和两端之筋。《广韵》谓：腱“筋也，一曰筋头”。由于腱的形状(也包括联结骨关节之韧带)外观与神经相似，所以有的地方误作经筋而包括在一起记载下来，以当时的条件论，并不奇怪。西方医学在数百年前尚把三者混为一体，只是在解剖技术发达以后，才区分开来。在今天，我们若仍误此为彼，或混而为一，那就不应该了。因此，对其区分和补充，也正是当前应加以研究的问题。
总之，针刺经穴的感传、效应，不是单一的，它与经络、经筋的功能，都有直接关系，其感传，随经、穴的不同而有一定的节段。但人是整体的，常言说，“牵一发而动全身”，故对其起反应作用，一定还有大脑及其他功能活动的参与。
二、谈古论今话毒邪
无虚不感邪，无邪不发病。虚指内因，邪即外因，内外相合而病成。且说外因：自《内经》以次所论外因很多，总括起来，主要有“六淫”、“毒气”、“杂气”三类学说。这三者是孤立的毒邪，还是互有联系？我认为“六淫”是指自然界气候作用于邪而形成的一种属性；“杂气”是指邪这一物体本身；“毒”是指邪所特有的致病作用。三者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古人认为自然界正常气候为“六气”，其异常“化”、“变”为“六淫”，六气不为病，六淫才致病。这是因为六气异常不仅影响人体的适应性，降低人体防邪能力，即对其他的生物也同样起着作用。以温病之四时病邪为例：风热发于春季，暑热见于夏令，湿热长夏最多，燥热以秋为甚。它们致病为什么主要见于这些特定的不同季节呢？因为气候在一年中随四季相移而有着不同变化的规律性(当然也包括“寒”)，不同季节的气候，对不同的毒邪及其媒介物的孳生、传播，甚至对毒力(即致病作用)的激活，都有一定的关系。正由于气候与毒邪的相互作用和影响，使不同季节的毒邪兼有不同气候的特性(如风性轻扬，升散疏泄；暑性炎热，伤津耗气；燥性肃杀，干枯燥裂；湿性浊腻，遏阳阻气)，发病后就表现出独有的特征(如风热伤上，首犯肺卫；暑犯阳明，热、渴、汗多；燥甚则当干，上窍干燥；湿犯脾胃，重、闷、苔腻)。可见“六气”，尤其当其失常时，既能破坏或降低人体的适应性而导致或诱发疾病，又与毒邪的孳生、传播及毒力激活有着密切关系。这种双重作用，就构成“六气”化为“淫邪”的病因学说。
关于“杂气”，吴又可说：它在天地间的存在是多种多样的，有致病的和不致病的，有毒力强的和弱的，所谓“各有优劣”之分，其体非肉眼所能观察，且它们的种类不一，致病各异。这就很明确地指出“杂气”是各种致病物的总称。
“毒”，历代虽有“毒气”、“疠毒”、“火毒”、“时毒”等多种名称，但标有“毒”字，都是说明致病之邪是有毒的，从而也说明：凡邪皆有毒，无毒不致病。毒是邪所具有的乖戾、猛烈、恶秽、热浊等独特的性质，它一旦感人，即能对人体的气血、经络、脏腑产生影响和损害，故凡致病之邪，都含有大小不等的毒，它是邪的致病作用，是由邪所化生出的一种物质产生的。因此，没有邪的物体，就无所谓毒；没有毒，就不能发病。
综上所说，致病的杂气是指外感病邪的物体本身；六淫是作用于有毒杂气使之产生一种特定的性质；毒是邪的致病作用。三者一体，即构成不同急性热病的外因。这样认识才能完整地理解中医外因的实质。
基于此，和温病所感病因特性、毒性的不同而表现出的不同证候特征，将温病四时之邪，总名为“温病毒邪”，进而又分为温热、湿热两类。其中温热类包括风热毒邪、暑热毒邪、燥热毒邪；湿热类，除湿热毒邪外，凡其他毒邪兼夹有湿的特性者皆届之。这样既便于识邪辨病，又便于审因论治。
三、漫谈火与阴火
火为“五行”之一，其性炎上，其义为焚，发热发光之谓也。光、热属阳，故多以阳代之。
人身之火，其性属阳，也有代之以阴者。就生理论，有君火、相火之分：君火即心火。因为心为君主之官，火是心之代称。脏又属阴，故东垣云：“心火者，阴火也。”相火即肾火，源于右肾之“命门”，为肾之元阳，是水中之火，故东垣有“肾为阴火”之说。
就病理说，属于火的不少。一般有实火、虚火两类。凡热毒病邪，或他邪入里化火之热盛伤津，或肝、胆、胃、肠等郁火冲逆，都属实火；虚火则总以真阴亏损为主。凡此，各有名分，都不称为“阴火”。
专以“阴火”作为病理论说的，是李东垣以“火与气势不两立”、“火为元气之贼”而提出的，为其“脾胃内伤，百病由生”学说的一个重要内容。其所谓“阴火”，是具有特定含义的病理概念，即专指饮食、劳倦、情志等损伤脾胃，湿气下流，清阳不升，阴火上冲之气火升降失调而说的。东垣云：“脾胃气虚，则下流于肾，阴火得以乘其土位”；“肾同受脾胃下流之湿气，闭塞其下，致阴火上冲”。胃为水谷之海，脾为湿土之脏。脾胃内伤，湿停中焦，郁遏化火，合为湿热；气虚下陷，湿流下焦，肾受其困，内郁生热而阴火上冲。或由“心生凝滞，七情不安”而“阴火炽盛”，或“脾胃为阴火所乘，谷气闭塞而下流，即清气不升，九窍为之不利”。由是可知，脾胃内伤，阴火上乘，是东垣学说的核心，但阴火是由脾胃气虚所导致，为由虚致实，以虚为主，以实为从的。临证上既见气短神疲，肢倦嗜卧，面浮便溏之本虚证，又见肌热烦渴，头晕面赤，脘满灼热，四肢沉重，淋溲等标实证。对此论治，东垣总以甘温益气(参、芪、术、草)、辛散升阳(升、柴、羌、葛等)为主，苦降泻火(黄柏、芩、连等)为辅。他这种升浮、沉降并用，甘温、苦寒同施，是易水学派升降浮沉用药的妙谛，也是他对脾胃内伤，阴火上冲治法的创造。如“补脾胃泻阴火升阳汤”，就是针对“阴火”而立的一个代表方。我曾根据这一理论和立法，配合理气、化瘀、利湿等法，用治脾虚气陷、阴火上冲之水肿、淋证等，多获良效。
四、预防种种话扶正
“世咸嘉生而恶死”。延年益寿，无病寿终，是人类一直追求的理想愿望。人在生活的年月里，虽难保一生不病，但病是可以预防的。早在公元前十一世纪，就有“预防”这个词义。如《周易》下经中说：“君子思心而预防之。”《内经》云：“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淮南子》也认为：“治无病之病”，而使人不患病者，为“良医”。这些思想，是在长期生活体验中形成的真理。
对于防病，不仅有上述一些思想，而且认为人之患病，是由于阴阳偏颇，正气不足，又不知修养调摄、适时趋避之故。为此，《素问》指出：“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只要“精神内守，病安从来”，对于贼风、毒气，必须“避之有时”，并强调要法阴阳、和术数以保养“天真”，顺四气，调精神以摄生延年。这可说是祖国医学中关于固正强身、避邪防病的重要原则。
在上述思想原则引导下，几千年来，人们创造出：志闲少欲，心安气和的精神修养；导引吐纳，“五禽”、“太极”的动静锻炼；洁净室宇，疏通沟渠的清洁环境；饮食有节，“秽”、“馁”勿用的饮食卫生以及隔离、免疫等极为丰富的方法。
惟用药防病，多以疫疠、温病类为主。其法在汉前很少有文字记载，从晋唐以后，才见于方书，从《肘后》、《千金》之二十余方，到《松峰说疫》已辑有六十九方，其中有外用、内服两大类。外用有“流金散”之室内燃熏；“萤火丸”之门户悬挂；“避瘟方”之井内投放；“薰衣香”之衣服消毒；“粉身散”之固肤防邪；“雄酒”涂鼻；香粉佩带等消毒除邪，积极防卫之法。
至于口服，古时多以乌头、附子、白术、细辛之辛温扶阳 (如神明白散)为主，后世则以大黄、银花、连翘、绿豆、甘草之清热解毒(如避瘟常服方)为主。前者虽本《内经》固正之旨，但性偏辛热，阳虚之质为宜；后者重在攻邪，身已感邪者有益。若用于内无邪淫、阴阳有偏之体，则不仅不能防病，反而戕伐无辜，徒伤胃气，就有违经旨了。
疫疠、温病之因，为阳热毒邪。《内经》云：“阴虚者，阳必凑之。”《医学辑要》云：“易热为病者，阴气素虚。”《素问》云：“藏于精者，春不病温。”据此，邪着虚处，因发知受，常出现热盛津伤，毒害营阴之病理，知其素体阴虚是受染的内在根据。研究预防，就必须从病变反应之果，求出发病前体质状态之因——阴阳孰偏。依此，阴虚者，予以扶正养阴，使阴平阳密，精气内固，邪自无从侵入，才可达预防之目的。我对“流行性出血热”预防的研究，就是从这一原理，审出该病发病前体质之阴虚，创制出扶正养阴的出血热预防药片。通过数年两万余人的实际应用，取得控制传染发病的显著效果，更证实《内经》预防理论的可贵。
五、扶正祛邪论治温
“治外感如将”，意即治必机动灵活，握机识势，犹如大将之用兵，要迅速主动地把毒邪聚歼于势力未盛之际，不让其丝毫留伏。使邪气早去一日，正气就少受一日之害，而达邪去正安之目的。邪去后，还必须复正。复正，要根据邪气对人体经络、脏腑、阴阳、气血各方面伤害的情况，认真细致地采取适当措施进行调理，以期早日康复。这就是吴鞠通论治外感病的要义。
温病是外感病中的主要病类，它包括温热(风温、暑温、温燥)、湿热(湿温及其他温病挟湿)等各种急性热病。这些病，一般是发病较急，热象偏高，变化迅速，病程较短，其发展规律虽有由表入里，由里出表之分，但大多数是初期邪浅病轻，正气抗邪有力；中期邪深病重而正为邪伤；末期正气已衰，病多危重。因此，治病之法，要知邪正，识表里，明虚实，分轻重，别标本。必须机圆法活，治早防变，慎毋怠缓，勿失时机。在审因察机辨证论治理法指导下，把辨证与审因合为一体，灵活掌握，因势利导，正确应用扶正祛邪的法则。这一原则的具体应用，虽不外解表清里，救阴和阳，开气活血，通腑安脏之法，但治温热要重视清热解毒，护液养阴；治湿热要重视清热利湿，宣化分消。早期祛邪宜有力，邪去而正自无损；后期扶正当紧，正复而余邪自消。
对于选方用药，我认为：必须紧握准、狠、精、专四字。所谓“准”是指法依脉证，方药准确，如温病邪犯肺卫，其重点在卫(表热)之用银翘散，在肺(以咳为主)之用桑菊饮；“狠”是指胸有成竹，药必中病，如气热之用白虎汤，肠燥之用大承气，虽寒如石膏，猛如硝黄，决不畏避；“精”是指方有法度，药精不杂，如黄芩汤、化斑汤、达原饮等，药用三、五、七味；“专”是指治病求本，力专效宏，即症有主次，药亦有主次，用药先主后次，直达病所，主症解而次症自去。
总之，在治于早期、防于变前的前提下，趁正气抗邪有力之机，治温热要敢于在宣透中加用清透热毒的药；治湿热要敢于在宣化逐湿中加用清解浊热的药。做到除恶尽，不留患，斯为善治。
六、治病求本话肾脾
形为神之基，神为形之能。形以肾脾为根本，神以精气为化源，治病必求于本。本即肾脾，本即阴阳。本强则形能生而壮；本衰则形能弱而夭。故治脾病以虚为本，以湿为标；治肾病以阴阳之偏虚为本，偏亢为标。全在灵活施治。
1.治脾病以虚为本，以湿为标脾为后天之本，五脏六腑营养补给之源。脾气旺则运化健而精血充，弱则清气不升，阴血失统，运化失司，诸脏失约，水湿停聚，泛滥横溢。故治脾病以虚为本。对于他脏虚损，尤其是痨伤肺虚更应重视扶脾。肺主诸气，肺为痨伤，气阴久亏，制化失职，不能助脾运化输精，反而耗伤母气，病损及脾，脾虚则无力输精于肺，津气无源，肺更失濡润。临证常用祖传之验方“益土育金丹”加减，疗效甚佳。
脾喜燥亦恶燥，运湿亦恶湿。燥由火郁阴伤，以山药、太子参、黄精、苡仁、麦冬、蔗糖等甘淡微寒之品清润即安。湿从内生，源于虚而为病之标，且湿之为患，往往阻遏气机，留滞难已，变生许多病证。《内经》云：诸湿肿满，皆生于脾。此即概括说明内湿由脾虚所致之理。瑞西公曾教导说：“痰、虫、湿热多出现怪证，其原因都与湿之久郁有关。”因为脾虚失运，水湿停聚，郁久化热，必影响三焦气化而变生诸病，故内科临床湿热病最多；脾虚不运则饮停于中，“脾为生痰之源”，湿热酿痰或上贮于肺，或阻滞经络，故顽痰怪病亦多由湿起；湿停热蒸，酝酿于中，也为虫之蜉化、孳生、集聚的最佳条件，故脾弱者虫病多。所以痰、虫、湿热证虽各异，但究其源，皆因于湿。是以我在治湿热病时，常于燥(化)湿清热中，益以健脾运湿；治痰饮时，在化饮祛痰中，兼以利湿调脾；至于治疗虫积，在驱虫之后，亦予以补脾健运，以免去而复生，反复难已。健脾常用参苓白术散加木香、使君仁、榧子仁等，作散剂或丸剂久服。
2.治肾病以阴阳之偏虚为本，偏亢为标肾为先天之本，藏真阴、元阳，二者平秘相济，则神健形壮。若有所伤，便偏虚、偏亢。亢则旺，虚则衰；旺则必有盛象，衰则神惫形损。且阴阳之一方偏亢，必是另一方偏虚。亢是由虚显出的，亢非真亢，虚是真虚，无虚即无亢。故“虚”为病之本，是绝对的，“亢”为病之标，是相对的。据此，在论治方面，应只求其虚，毋责其实。养阴勿害阳，扶阳勿损阴，以平为期。反之，阴虚而伐阳，则阴未复而阳气先伤；阳虚而泄阴，则阳未苏而阴精先损。故治虚者，须知“虚为本，亢为标”之理。阴虚者多外热，治用甘寒壮水之剂，以补阴配阳；阳虚者多内寒，治用甘温益火之品，以补阳配阴。
再者，阴阳是人身生命之根基，二者既相配，又互根，不可须臾相离，济则生，离即亡。故善治者，益阴而兼护其阳。如古方六味地黄丸，炙甘草汤之用山茱萸、桂枝等升阳药即是；扶阳必须顾及阴，如附子汤之佐白芍，桂附八味丸之君地黄等阴药即是。我临证常以左归丸、右归丸、六味地黄丸、桂附八味丸化裁以济阴阳之偏，效验甚著。并常以六味地黄丸加少量黑附子或紫油桂，以引火归源，治阴虚火浮之上窍诸痛，每获药到痛已之效。古人所谓：孤阳不生，独阴不长。明此相济互根之理，治虚之道得矣。
七、疏调气血话妇科
气血在人体内既是重要的基础物质，也是主要的生命功能，两者是相互化生，平衡相依的。无论男女都一样，但由于女子有经、带、胎、产、乳等生理之异，故古有女子以血为本，病则恒多血虚之说。其实，女子虽多血病，然更多气郁，而血病常由气来，二者互为影响。因为气以生血，血以养气，气为血帅，血为气母，气赖血运，血靠气行，气病则血瘀，血病则气滞，且血之化生布藏，运行通阻，都有赖于气之升降出入、主持推动。
再者，气之升降出入，又由脾胃为之制约协调，和则脾升胃降，逆则升降相违。此升降之泰否，与肝之舒郁又密切相关。肝藏血，喜条达，肝气和则疏泄有序，土不受侮，升降自然，血脉通畅，反之，郁而失调。根据临床观察，女子经潮之前，情感多略有变异，遇事则急躁忧郁，随感而生，每使肝气不舒，郁而疾生。我认为血病常由气来，气病血也失和，气郁则血滞，气虚则血脱，气逆则血乱行，气陷则血下崩。当然，血瘀气也受阻，血弱气亦不固，或失于升提。因此，妇女病应重调气，理血必须及气，调气也需顾血。滞者宜疏，自不必说，即虚者当补，也必须调气、益气为先，盖气先生而血后成也。
1.调气需要明脏腑脏腑是气血化生、 运行之本，肝、脾、肾三脏尤为重要。妇女在发育的不同时期，其所主之脏不同，不可不明。一般说，天癸未行之前，乃属少阴。少阴属肾，治当滋养肾气，肾气旺则化精血，强生殖，生髓壮骨。我常以左归饮加首乌、女贞子、当归养阴血；或加菟丝子、巴戟天、杜仲、续断以壮阳气。天癸既行，皆属厥阴。厥阴属肝，肝血亏则冲任失充，肝气郁则经行受阻，故妇女病主责于肝，治当以疏肝、养肝为主。我常用四逆散酌加疏肝、柔肝之品为治。天癸既断，乃属太阴。太阴属脾，统血而司中气。妇女天癸竭后，精气已衰，脾气运化强弱就至关重要。况脾虚失统则崩漏见，脾湿下注则带下生，治当健脾、益气、升清、化湿。古方安老汤、二天汤、完带汤或归脾汤等，随证化裁，每有良效。
2.调气用药别上下中焦乃气机升降之枢纽，阻滞无论在上、在下，自然都与中焦有关。调气虽然均需兼理中焦，但应有开上、行下之分。我临证运用调气药，重在分清上下，根据药性选用，其效甚佳。如调中上焦气，选用厚朴、枳实、陈皮、佛手、郁金、檀香；调中下焦气，选用香附、大腹皮、乌药、川楝子、沉香等，而木香则上下皆可用之。
八、中药“十八反”浅议
中药是中医治病必用之物。自古相传，有些药是相互反应的，不能在同一方中合用；误用到一起，就会产生剧烈反应。对此，古人提出有三类十八种。第一类是：乌头不能与半夏，贝母、瓜蒌、白芨、白蔹这五味之一合用，用之则反；第二类是：甘草不能与大戟、芫花、甘遂、海藻这四味之一合用，用之也反；第三类是：藜芦不能与人参、丹参、沙参、玄参、苦参、细辛、芍药，这七味药之一合用，用之则反。对这些药相反的认识，古人是从实践的经验教训中得出来的，即在医疗实践过程中，把乌头与半夏，或甘草与大戟，或藜芦与白芍误在方中应用，结果发生剧烈毒性，甚至致人死亡。对这些沉痛教训，铭记在心，历代相传，后人加以总结，共有以上三类十八种药，名之为“十八反”，编成歌诀，以示后人。这“十八反”便成为他们首先必须熟知、牢记的问题。
这三类十八种药之两味相反的药，是不是绝对不能合用？用了就会致人死亡？对这个问题曾有人提出不同看法，认为有的不是绝对的，用了不一定相反。郭谦亨教授的看法是，中药在临床应用上，绝大多数是口服，药汁入口，是拿不出来的，若产生毒性反应，人命关天，是不能轻率、疏忽的。当然由于古人是从不知而将两种药合用后出现毒、副反应后提出来的！当时除两种药化合后的反应外，其他如体质、病情、生活饮食，自身对药物激发的感受性和敏感程度，都各有不同，其反应也就各异。因此，不能不说古人在当时的发现没有偶然性，不一定就是绝对的。后来也有人认为甘草是一种解百药毒的药材，素有“国老”之称，在许多方中，都具有调和药性的作用。郭谦亨教授有一次即误将海藻和甘草用在一起，结果病人虽未出现严重后果，却也发生了腹痛、大便稀水的反应，于是便知这两药合用会有此不良结果。后来遇一水臌病人，多方治疗不效，在病情危急时，想到那次甘草与海藻合用后发生水泻的情况，便向病家说明利害，得到同意后，单将此二药同煎给病人服，服完，病人大便稀水多次，水消，腹胀也减轻了。这说明反药合用虽有毒性反应，但个别药合用后却能起到良性效应。不过必须是证真、脉真，有根有据的才可用，否则决不能贸然随意试用。必须知道它是千古相传禁忌合用的反药！
这些相反药，究竟是怎么回事？要揭开其谜底，在当前科学技术发达之际，说其难，也不难。按照科学研究的方法，对各药的化学成分、药理效用进行研究，再严格认真地将相反药一一研究，把两味合到一起，先作体外试验，研究其化学反应，分析其有什么变化，有无毒性及其程度，然后再作动物体内的试验，观察每一组相反药合起来的药液与动物体内之胃肠液、消化酶、激素等结合后在胃肠有哪些毒性反应，进入血液后，在各脏器有哪些毒性变化。只有这样，其相反与否的谜底，才能真正揭开。这十八种药还有其他哪些药是否绝对不能合用，还是能合用的问题，就会得到解决。
九、中药“十九畏”探要
中药配伍应用禁忌中，有十九种药应注意不要把其中之两味或多味药配在一起用，但它和“十八反”不一样。反药，原则上不能合用，用之则可能会致人死亡！这十九种相畏药，如把其中所规定的误用在一起，则只是能降低药效或使药效消失，也就是相互抑制，或二药互相对抗而失去作用。
这十九畏是：硫磺畏朴硝，水银畏砒霜，狼毒畏密陀僧，巴豆畏牵牛，丁香畏郁金，牙硝畏三棱，川乌、草乌畏犀角，人参畏五灵脂，肉桂畏赤石脂。
这和“十八反”的不同处，是除川乌、草乌外，其余都是一对一的。对此十九种相畏药的认识，也和对“反”药的认识一样，都是从实践经验中得出的教训，并相传下来，编成歌诀，至今仍为执医、业药者，首先所必遵守的规则。
如上所述，这十九种药的相畏是否绝对？从“相畏”也可“相使”之说法，说明药之相畏，有的是有相互制约的作用。类此，前人也有把相畏之二药合用的例子，如把人参和五灵脂合用，治气虚血滞之胃痛，不只对药效无损，还会产生良好效果，这是由于人参有补气、健脾胃的功能，五灵脂为消瘀止痛药，且能缓解平滑肌痉挛之故，而出现如是功效。又如后之医者，在十九味之外发现了半夏畏生姜，巴豆畏绿豆。因生姜能解半夏毒，合用后，不仅半夏之毒受到抑制，且更增强了降逆止呕作用。巴豆含有剧毒成分，能使人产生暴泻而致死；绿豆性寒，能解巴豆毒，用绿豆汤冷服，其泻可立止，故谓巴豆畏绿豆。十九畏中硫磺、水银、砒霜、密陀僧等，每一味药都含有剧毒成分，即使是单味药，也绝对不能入口，是绝对禁用的！其中之两味合用，在未经实验证明其相互确有“相杀”作用之前，是绝对不能贸然应用的，以免发生恶果！
这十九种“相畏”药，还有已知、未知的相畏药，究竟是怎么回事？畏到什么程度？由于其中不少药含有剧烈毒性，其谜底的揭开，和“反”药一样，都要严格地按照科学研究方法，一对一的分组作体内、体外的实验，进行分析总结，证明其是“相畏而相使”，是“相畏而相杀”，还是二毒相合，其毒更甚。那就只有通过用动物作实验研究，谜底才会揭开。这十九种药，还有其他未知的相畏药，是绝对相畏，还是不相畏的道理有待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