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不落幕的经典——史上最全石刻篆书展 / 开普饭

永不落幕的经典——石刻篆书篇

中国书法的载体从甲骨到碑石到纸素，凝固了汉字的光彩，使中国书法成为世界美术史中的一朵奇珍，形成了东方视角下的独特审美观念。作为中国书法艺术传承的介质，拓片不仅是研究文字演变的可贵数据，更是学书者研习书法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宝库。从碣石颂功、丰碑涌起到编集刻帖、乐游山水，石刻书法在书法史上镌刻出了永不磨灭的光辉。

秦时李斯已叹”篆籀以前，眇邈不可得而闻矣”，遵循传统书法史的视角，篆书，无疑是汉字演进过程中最为重要的一环，是书法史上奕奕生光的丰碑，后世所起隶草行楷无一不以篆书为滋乳。蔡邕《篆势》云“鸟遗迹，皇颉循。圣作则，制斯文。体有六，篆为真”，足见篆书的庙堂地位。而在照像制版，印刷技术未臻发达之前，拓片既是珍贵的史料，又是学书模板，对研究历史、文字演变、书法传承有举足轻重的参考价值，因而成为历代书家、收藏家的学书津梁与家藏秘宝。

此次永“不落幕的经典”拓片展，前后历时半年遴选征集，精选年代从先秦到元代的碑石、墓志、刻经等古代石刻拓片155件，作品上启《石鼓文》下至《李太白酒楼记》，以原石旧拓为主，形式多样。披览此次展出的拓本，不仅数量多、内容丰富、历史悠久，而且专注于篆书一门，偏收金石文字中之“石”，比之金文，因其用途和载体不同，形式更为多样，字形演变的历程展现地更为全面。这是目前国内首次汇集书家作品如此全面、历史连贯性如此完善的大型篆书石刻拓片展览，可谓精华鳞集，洵为大观。观者从中不仅可以了解到我国篆书汉字发展演变的脉络，亦可从各朝名家纷呈的书风中，管窥不同历史时代篆书笔法精髓，更能得到不同书家书写风格的启迪和熏陶。

铭刻先声——石鼓文

先秦时期石刻，虽然形式各异，没有形成系统的形制，制作技术也较为原始，但不可否认这是文字刻石传统的萌芽，与其他世界文化类型对自身文化的记载方式有着截然不同的方向与风格，更是对我国后世石刻书法发展的先声和启迪。综览我国现存商周至秦代之前的大型石刻，只有秦国“石鼓文”、中山国“守丘石刻”等寥寥几种，本次均有展示。

石鼓文，是我国现存最为著名的古代石刻瑰宝，迄今已历两千余年，也是我们所能追溯到最为久远的大型石刻遗存。石鼓共十件，计七百一十八字，文字奇古，内容丰富，每件铭刻一首四言韵诗以歌颂秦国君游猎等盛况。

石鼓文环刻于上圆下平的石材上，出土时唐人文士因其类鼓型而称为“石鼓文”。明人郭宗昌曾因其形制为碣，故将其正名为“石碣”，后人亦有径称为“猎碣”者。《元和郡县志》载贞观年间，吏部侍郎苏勖曾录天兴县有石鼓。贞元年间，郑余庆将其移至陕西凤翔城中夫子庙保存，后因五代战乱星散乡间。北宋初年司马池设法搜集到九件，移回凤翔府学收藏。向传师于皇佑四年找到第十件石鼓，终于补足全璧。

石鼓文上承西周金文，下启秦代小篆，其源可与《秦公簋》相承，结体长方、匀称，体势整肃，方正丰厚，圆融浑劲，是大篆向小篆衍变而尚未定型的形态，笔力稳健，端庄凝重，反映了“籀文”的面貌，因此石鼓文被历代书家视为习篆津梁，有“书家第一法则”之美誉。后世学篆者皆奉为正宗，无不临习。杨沂孙、吴大澄、吴昌硕、王福庵等皆得力于此。

守丘石刻

先秦石刻十分稀见，而守丘刻石是中山国石刻唯一一件，它的价值可想而知。1935年，它在河北省平山县前七汲村被村民在野外发现，原石高0.9米，宽0.5米，厚0.4米，共镌19字，两行，石质为未经加工的大河光石。直至1977年战国中山王陵被发现，才将该石与陵寝联系到了一起。李学勤先生曾受邀为此作释文。依先生见，守丘，即看守陵墓，守丘之人为尤（罪）臣公乘得，他主要的职官是监罟，主管打鱼差事。守丘刻石的作用，就是表明这个地方有中山王国的陵墓，该拓本原石藏河北省博物馆，对研究战国文字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对研习六国文字、明晰文字流变有着独特的参考意义。

碣石颂功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曹孟德登临始皇帝遗迹时的心情一定是平静而汹涌的，伟岸挺立的碣石象征着皇权恒常，也是铭功石刻的起始。本次展品中，较为典型的秦代拓片有《泰山刻石》、《琅琊刻石》等。

丰碑涌起

中国的碑制肇端于茔冢墓碑，奠定于东汉，当时刻碑铭石盛行于世，敷用广、名目多，宫庙、道桥莫不有碑，篆书作为一种堂皇的庙堂书体至今仍在碑额上普遍应用。我们常说“丰碑”也脱离了春秋以来“公室视丰碑”的丧葬原始功能，常用以代指有里程碑式意义的人和事件。以下介绍的就是具有这样丰碑地位的重要展品，展品形式多样，既有碑刻、墓志、刻经，又有文字学、书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代表人物及其代表作品。

五凤二年刻石

亦称“鲁孝王刻石”，书“五凤二年鲁州四年六月四日成”3行13字。在西北发现木简以前，它可称为西汉书法的最古的遗物，有篆书遗风。杨守敬《评碑评帖记》：“鲁孝王刻石，金明昌二年（1191年）出土。高德裔考为鲁孝王时。王虚州称其书极古质，又断是隶书，极辩朱竹坨目为篆书之非。余谓此固是隶书，极辩朱竹坨目为篆书，亦未足讶也。昔人谓无波磔者谓之古隶，其此等之谓与？”此次展出为“西泠八家”之一黄易的《小蓬莱阁金石目》著录版。

峄山碑

峄山又名东山，与泰山南北对峙，孟子所称“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的东山即指峄山。原秦峄山篆碑，立于峄山书门。唐《封演闻见记》载原石为北魏太武帝推毁，杜甫《李潮八分小篆歌》中有“峄山之碑野火焚，枣木传刻肥失真”的句子，可见原石唐代已毁，时人以木刻翻刻。南唐翻刻的史实见载于《宋史》，南唐徐弦临写，郑文宝重刻，今西安碑林所藏《峄山刻石》（长安本）即此版本，通高218厘米，宽84厘米，两面刻文，共15行，满行15字。明杨士奇《东里续集》，称峄山刻石有7种翻刻本（今称有9种之多），即“长安本”、“绍兴本”、“浦江郑氏本”、“应天府学本”、“青社本”、“蜀本”，“邹县本”等。今济宁邹城市博物馆收元代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篆刻《峄山刻石》，又称元摹峄山秦篆碑。

袁安碑

袁安碑，是一件极为罕见以篆书写就的东汉墓碑碑刻，全称“汉司徒袁安碑”，东汉永元四年(92年)立。1929年在河南偃师县城南辛家村发现，1938年，由文物保管委员会收存，后不知所踪，1961年再现于世，现藏河南省博物馆。碑高1.53米，宽约0.74米。共10行，满行应为16字，下截残损，现存15行字，139字。碑中间有穿，位置较低。碑侧有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题记，得利于发现较晚，该碑字口锋颖如新，此碑字体结构宽博流畅，笔划较瘦，书法浑厚古茂，雄朴多姿，线条纤细婉转，体态遒劲流畅，飘逸圆融中尽显端庄方正，是汉代篆书的典型代表。现代书家费声骞评《袁安碑》：“笔划瘦劲，纤而能厚，结体宽博，运笔圆匀，碑字清晰，可供学篆取法善本。”

三体石经

《三体石经》刻于公元241年（三国魏齐王曹芳正始二年），是继东汉《熹平石经》后建立的第二部石经，原立于魏都洛阳南郊太学讲堂西侧。因碑文每字皆用古文、小篆和汉隶三种字体写刻，故名。书写者有卫觊、邯郸淳、嵇康诸说，尚无定论。《魏书·列传术艺》载：“又建《三字石经》于汉碑之西，其文蔚炳，三体复宣。校之《说文》，篆隶大同，而古字少异。”《三体石经》从宋代至二十世纪所见残石，约得三千字以上，其中古文占三分之一强，可得一千字以上，这个数字虽仅占石经刊立时总数的四十九分之一，但石经的面貌已大体可见，特别是这一千多字的古文，在中国书法史和汉字的演进发展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乐游山水

“我心素已闲，清川澹如此。请留盘石上，垂钓将已矣”，古代文人向有隐逸山林之传统，由此王维诗意可寻迹一二，而“请留盘石”的，恐怕不仅仅是闲钓的心境，更有乐游山水的铭刻。本次展品中的《天清地宁》《李翰林酒楼记》、《般若台》、《郁林观》可谓其中代表。

篆书发展到元代,一时几成绝响，时仅杨桓《李翰林酒楼记》拓本传世,此帖上承阳冰，略窥秦篆笔意。杨桓当时享有盛名，博览群籍，着有《六书统》、《书学正韵》，尤精篆籀之学。工书法，用笔稳健,结体雍容茂美,篆法雅正,沿袭唐宋时风,结体均有所本，法度谨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