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手机
我是个自甘落伍的人，在学术上从不“预流”，在生活上也从不追逐时尚。我学用电脑就比系里的同事晚了好几年，至于买辆私家车来开，则迄今为止从无此念。前几天管理部门把考驾照的年龄上限从60岁放宽到70岁，有人向我报喜，其实我不学开车哪是年龄大的缘故！我37岁时赴哈佛大学访问一年，当时还是哈佛“青椒”的包弼德自告奋勇要教我开车，我当即谢绝。我觉得自己一年后就要回国，而在南京城里生活有辆自行车骑骑足矣。出于同样的原因，我在2017年以前一直没用手机。当时手机的使用已经相当普及，不用手机显得很落伍，很另类，以至于引起不少熟人的关注。曾有记者特地跑来问我为何不用手机，其实我并没认真想过这个问题，为了满足记者的要求，我就临时编了几句话：我的生活方式极其简单，除了到图书馆看书或在教室里讲课，其余时间都呆在家里。图书馆和教室都要保持安静，我最讨厌阅览室或教室里突然响起手机铃声，自己当然不想仿效。我家里有固定电话，别人要找我并无不便，我要手机干什么？记者听了颇以为然，还告诉我复旦大学的周振鹤教授也不用手机，意思是连著名学者都有不用手机者，我这样做也没什么不妥。我当时还没见过周教授，其后在复旦的一次会议上偶尔识荆，也没机会细谈，至今不知他是否果真不用手机。但记者的话并未对我产生什么安慰或勉励作用，因为我不用手机只是一个习惯性动作，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考虑。
然而不用手机的麻烦终于降临了。三年前的一天，我与老伴一起进城，先在一家粥店喝粥充当午餐，然后分道扬镳：我到学校里去开会，老伴到医院去取药。自从移居城东以来，我家距离南大鼓楼校区和老伴的机关医院都比较远，我俩偶尔进城便结伴同行。黄昏散会后我回到家中，发现大门紧锁，但室内电话铃声大作。我赶紧开门接听电话，原来是老伴用手机打来的，说她正在省人民医院的急救室里，让我快去。我立马离家打车赶去，发现老伴孤零零地躺在病床上，而其他病人都有人陪护。原来她下午与我分手才几分钟，就不慎摔倒在马路上，自己爬不起来，又没有路人敢扶（南京的路人哪个敢扶跌倒在地的老太太啊），便用手机报警，110的警车把她送到医院里，检查结果是颅骨微裂。医生说需要家人来陪护，可是她无法联系上我。她打电话到仙林校区的文学院办公室去求助，院办的老师经过一番周折，方弄清我是在鼓楼校区参加学校的一个会议，但校办说会已结束，与会者都已散去。于是可怜巴巴的老伴独自在急救室里躺了半天，倍感歉疚的我便义不容辞地成为手机新用户。
老伴陪我去购置了一部手机，销售商为我俩的手机设置了互相呼应的简易号码，只有三位数，既容易记忆，又方便拨号。此后我每到外地出差，一到目的地便用手机给老伴报个平安，再也不用到旅馆前台去开通长途电话，这才切实感受到手机的好处。看来我不用手机真是不合时代潮流的落伍行为！可惜我不常出差，有时还会带着老伴同行，感受手机好处的机会并不多。至于手机的其他功能，比如用来付款、拍照等，我暂时仍是敬而远之。然而形势逼人，我与手机的关系很快产生了新的飞跃。不知从何时开始，南京城里打车越来越困难了。尤其是在我居住的城东陋巷里，我站在路边等出租车，望穿秋水也盼不来一辆空车。有时好不容易等来一辆亮着红灯的空车，的哥却朝我使劲摇手，说是已被别人预约了。在一个寒冷的早晨，我在马路边上站了足足半个小时，才算“截”到一辆出租，差点误了高铁的班车。于是我下狠心要开发手机的叫车功能，请学生帮我下载了“滴滴打车”的App，经过几番操练，终于学会了预约出租。我钻进自己预约来的出租车，的哥看到我满头白发，就问：“是儿女帮你叫的车吧？”我骄傲地回答说：“是我自己叫的！”福有双至，我的手机很快又有了新的功能，那便是“健康码”，专属江苏省的叫作“苏康码”。新冠暴发后，要是不能用手机出示“苏康码”，那就寸步难行啦！
说了不少手机的好话，难道它就没有缺点？当然有，而且罄竹难书，比如许多骗人的勾当凭借手机的优势横行无阻，许多游戏软件引诱用户沉迷其中不能自拔，许多无聊虚假的广告狂轰滥炸使人不得安宁，还有许多来历不明的谣言帖子以讹传讹，等等。可是我一点不怕，因为我自有“无招胜有招”的克敌良策，那便是经常关机，“眼不见为净，耳不闻为静”。即使偶然忘了关机，我对手机发出的“叮咚”声也往往置若罔闻。我用手机的主要目的是与老伴联系，我俩成天居家不出，最经常的状态是在书房里相对而坐，只要我把脑袋往上延伸几寸，便能越过电脑屏幕的顶端看到她。即使她置身厨房或客厅，只要我大呼一声，便能听到她的回应。哪里用得上打手机？所以虽然我已经成为手机用户，而且正在弟子的指点下朝着“手机达人”的目标稳步前进，但朋友们不用询问我的手机号码。如果你有事要与我联系，还是打我的“宅电”更为便捷，我家的固定电话是从不关机的。
（作者：莫砺锋 ，为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