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沐尘画社”与余绍宋
庄月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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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绍宋在北洋政府司法部为官的十余年间，公余时间几乎都用在学习画画、观摩名画、研究画论和结交画家上。自钟情国画之后，余绍宋先后创办了两个有影响的民间画社：北京的宣南画社(亦称乙卯画社)和杭州的东皋雅集。前者存在十二年(1915—1927)，后者存在十年(1928—1937)。这两个画社参加人数之多，活动时间之长，对书画界影响之大，在松散型民间艺术团体中罕见。
1937年8月18日，在杭州作寓公的余绍宋因“时局益亟”而举家回到了衢州，与母亲商量后，决定回故乡龙游赁屋长住，9月9日携眷迁入张明远家置闲新屋。9月17日薄暮送走客人后，余绍宋就因“余久未作画，忽觉得技痒，因与南章合作五尺横幅古松”，画下了避难龙游之后的第一幅画。次日，又“写竹两张”。此后，有空便画。当客人多、求画者多时，余绍宋就用宣南画社与东皋雅集的“拈阄归属法”赠画。如1937年11月28日，“今天来宾特多……与南章、作沛合作小幅，众以拈阄法定归属，为伯强拈去。”又如，1938年12月31日：“明日新年，南章发起聚餐，各作书画若干幅，以拈阄法定赠与，一时闻风来者几四十人，镇日座为之满，遂与南章、作沛、容伯诸人发奋作画。”1940年除夕，画友们亦聚会作画，以元旦进城参加“迎新餐会”时供参与者“拈阄”。
1937年12月26日，余绍宋移居沐尘巫瑞琛家邻竹斋。除1942年日寇侵入龙游时曾往遂昌、龙泉避居三个多月之外，余绍宋一直在巫氏厅住到1943年浙江通志馆成立时迁居云和县大坪村馆之驻地。也就是说，在沐尘，余绍宋居住了五年半光景。
1938年1月6日，刚迁入邻竹斋十天的余绍宋“始于东斋设书案，南章遂开笔作画，留晚餐食荞麦饺子。竟日欢谈，寿祺作陪，瑞琛兴亦不浅”。翌日，“南章清晨即来作画，画松梅等多幅。下午劳泰来、挺生、朗基自溪口来，泰来亦有所作，余仅写竹两幅赠瑞琛”，“沐尘画社”就此开张。余绍宋对此十分满意，15日日记中写道：“南章、泰来、作沛与余仍继续作画，僻乡乃有此胜集，非此时势无有也，惟日不足，且继以夜，二更后，南章、寿祺始辞去。”由此看来，余绍宋与与他的画友们在巫氏厅进行的书画活动，称之为“沐尘画社”社集，名实相符，并无不可。余绍宋自己亦将画友集会以“画社”名之，1938年6月17日中就有“下午在叶宅诸友麇集，重开画社”语。“沐尘画社”主要成员，除了余绍宋、吴南章，还有唐作沛、劳泰来、包鹤年等。
余绍宋33岁学画，67岁逝世，可以说画画画了整整33年。从余绍宋的日记中看，凡有空闲，几乎三日两头都要写字，都要画画。即使出差或者旅游，只要条件许可，照样兴致勃勃、不知疲倦地写字画画。1939年六七月间，余绍宋因公务在永康住了近一个月，其中稍空闲的十天间，共作书11件、画17件。其中售品22件、赠品2件、展品2件、公益品2件。且看他7月3日日记：“画山水立轴作雨景，题为《方岩雨中所见》，又写竹一幅，皆备送苏俄艺术展览会者。”这天，他又书浙江省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碑文，“字逾二尺大，而寓所无适用之笔，勉强书成，直所谓吃力不讨好者也，虽仅五百字，而汗流挟背也。”
同年8月18日至11月24日，余绍宋又因公务在永康高园住了三个多月，仍然有空就作画写字。就看其中的一个星期天吧。9月10日：“今日星期，农行中人多来此，予则埋头作画，计成扇三叶，二松一竹，皆荣宝斋求售者，松竹梅兰四幅则寿祺所介者，又作竹幅赠石楚琛、韩君左。”
公干在外，余绍宋作画尚且那么勤奋，在家里就更不用说了，看下列日记就略可知一二。1940年5月29日：“日来时患头风，姜本耕特自城来诊，谓为胃中湿热所致，不足为患云。画枯木竹石箑面四，竹二、《岁寒图》二。又兰二叶、菊一件、梅一叶、柏一叶，定之画松竹梅三叶各为补成，头风中能作如此多件，亦自乐也。”1942年3月30日：“发奋作书画以偿夙逋，计成松竹梅兰四屏两堂、墨竹一张、梅一张、《岁寒图》一幅、大册页山水一张、联两对、山水直条一幅，书扇四叶，自朝至夜分不休息，杨维寅来也手不停挥也。”1941年3月17日：“画五尺屏一条似大痴，题两绝句。画竹两幅、书小条十九幅，皆大草，一挥而成，余勇犹可贾，复书联七对，自晨至日昃无倦容，自喜筋力尚不恶也。”画画，乐在其中，且也是对自己身心健康的检验，余绍宋乐此不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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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于道，据于德，依以仁，游于艺。中国的士大夫大多工书擅画，除了书画明志、书画怡情、书画应酬、书画账灾之外，书画谋生也是一条取之有道的正经财路，即鬻字售画。
1915年，余绍宋33岁。自幼书法功底出众的余绍宋开始向寓居北京的武定国画家汤定之先生学习国画。俗话说书画同源，余绍宋作画如写字，气韵天成，他曾说，用章草的笔法画竹，特别是画风竹和雨竹，最为得意。1919年6月8日，他的日记上有“早起为汤定师代笔作画”语，也就是说，此时他作画的艺术水平已经得到老师认可，而且与老师的画技有点难分伯仲了。1933年5月，在东京“中日绘画展览会”上展出的余绍宋一幅墨竹，被日本皇太后看中购买，可见其作品艺术价值之高。余绍宋作画有如此造诣，除了他的天赋与勤奋，与其在北京交游广、交友多有关，他能从清朝遗老(梁鼎芬、陈宝箴等)处看到不少古代名画，开阔眼界；而写作《画法要录》和《书画书录解题》，又为他作画注入了“画理”。近代著名金石家、书画鉴定家陈伯衡曾说：“以文人画而论，吴昌硕、余绍宋、陈师曾三鼎甲。”①1935年流通币改为“法币”之后，余绍宋山水画的“润格”，以中堂为例，三尺40元、四尺70元、五尺90元、六尺140元，②有一位朋友曾对我说过，当时在上海，余绍宋国画的价钿最贵。
宣南画社时期，余绍宋在京城的画名已经很大，1926年9月28日日记上有如此记载：“何枚如来，郑茀庭来，同赴委员会。枚如言厂肆南纸店闻余久病冀余或死，搜购余画甚亟，且多加价云。”东皋雅集时期，余绍宋之画名更大，杭州已经有人冒其名造作假画，1930年12月29日有如下记载：“王鲲徙来谈杭人陆碧峰又冒余名伪作牟利，昨得朱瓒转来赵昌信知之，当托鲲徙一查究竟。余犹未死而赝作已出，且公然以玻璃版印行，又不欲登报声明以自增声价，亦闷人也。”即使居于浙西南一偶龙游的“沐尘画社”时期，不但平津、沪上的书画店如荣宝斋、九华堂、国华社、梦花室等，争相经销余绍宋的作品，一些民国要人亦相继托人向余绍宋求画，如，1939年10月1日：“丁迈伦来为我研墨伸纸，遂为谷正纲画竹，为阮毅成书诗条，又写联一、直条一，皆售品。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属为书画，今为写竹一幅……又写小幅竹酬迈伦。”又如1942年3月4日：“黄季宽主席前来求为李宗仁、李济深、黄旭初三君写竹，今日得闲，遂为挥洒，皆六尺大幛也，顷刻成之。又为鹤年画松树册页四张。”黄季宽即时任浙江省政府主席的黄绍竑。此外，白崇禧、何应钦、谷正纲、顾祝同、刘建绪、贺扬灵等国军将领都托人向余绍宋求画，因为这些都是“求”的，其中大多送润格。东皋雅集时期，余绍宋还为国军副总司令张学良和国民政府实业部长陈公博作过画。陈公博托余绍宋的好友、驻英大使郑茀庭为其向余绍宋求画事，余绍宋1934年3月14日日记里记得较为详细：“为大横幅设青绿，纸不佳，甚感困难，仍未完成。此画为陈公博所求，茀庭作介者，仅送润二百金，非茀庭为之介亦不接受耳。”这里透出了如下信息：旧时向画家求画，一要拿宣纸去，二要送润金。三，当时的“二百金”，是银元，因为国民政府开始发行纸币“法币”是在1935年11月4日，此前通行银元与铜元，当然还有银票。“仅送润二百金，非茀庭为之介亦不接受耳”，余绍宋嫌“二百金”太少，可见余绍宋当年在书画界的地位之高。宣南画社时期亦有“润”的记录，如1925年4月2日：“……舒湜生来。湜生以四百金属余作长卷，意必念我贫，故出此，意不可辞，因先以旧中堂一帧贻之。”舒湜生时任北洋政府约法会议员。出价“四百金”请余绍宋画长卷，余绍宋认为大多，有“念我贫”的意思，故先送了他一幅旧作。当时大学教授胡适的月薪，为三百大洋，可见舒湜生出手之阔绰。还有一则有关“润”的记录耐人寻味，1926年7月12日：“甘大文来求画，送润十元，以其清苦不受。”可见余绍宋还是看人定“润”的。
“沐尘画社”时期，余绍宋画售品画得很勤，如1938年11月5日：“书联五对，书屏一堂……灯下写扇三，一山水、一枯木竹石、三行楷，皆售品。乱世如是，尚有笔墨生涯，亦殊异事。”因此，凡记有画事的日记中几乎都添上一笔：“画扇二，一松一竹，又书扇一，皆荣宝斋售品”、“画扇七页，亦国华社售品，皆兰竹”、“挥汗书扇三页，画扇五页……皆平津售品”、“画设色竹十开，荣宝斋所求者”等。至于售品的润格，都是明码标价的。抗战期间，由于经萧条，货币贬值，1841年9月6日余绍宋书画的“新润格”印成，遍寄津沪诸书画店。然“此番增润不及一倍，较诸他物动涨十倍、廿倍者微乎其微矣”，可惜余绍宋没有将“新润格”表附录在日记中。同年12月9日，“补作昨所作两山水，复写一幅，竹四屏，荣宝斋所求者，致润八百金可谓不菲矣，然以物价衡之，犹不逮昔年八十金也”。由此看来，余绍宋“沐尘画社”时期售画的收入，远远不如宣南画社与东皋雅集时期。
余绍宋书画的流向，除了出售与自存，一是应酬，二是捐献。
应酬。含接受友人或友人的友人求索，以及馈赠友朋或亲戚。前者上文已举过例子。后者仅以“沐尘画社”时期，即余绍宋寓居沐尘的五年半间来看，余绍宋送给衢县、龙游两地公务员和亲友、以及省政府同僚的书画，数以百计。
捐献。1937年11月17日，衢州各报以《浙江省龙游县抗敌后援会通告宣字第一四号》为题刊载广告：“本会为扩充抗敌经费计，经征求得书画名家余绍宋先生珍贵作品多件，定于本月二十日至二十一日在城内县民众教育錧中山公园举行展览会，标价竞买……”据余绍宋自己对这批书画的估价，“综计先后所作应值一千零一元有奇”。同年11月30日，衢县官绅欲援龙游例，求余绍宋作书画若干幅开会展览义卖，以为抗敌经费。余绍宋当然义不可辞。一周后，即“书联十七对皆送衢县展览者”。1940年8月30日，余绍宋“书画三扇，绍兴求为捐与账饥粥厂者”。1941年11月22日，龙游县召开学生中小学生运动会，余绍宋书字七幅作为运动大会奖品。
早在宣南画社期间，余绍宋日记里就有书画账灾的记录，如1924年8月17日：“星期。一日间凡画扇八叶，内五叶梦白求为江西水灾账济者。”东皋画社期间，1931年9月18日，上海《新闻报》刊载《越园先生书画助账启事》，上海筹募各省水灾急账会义卖余绍宋捐赠的书80件、画20件(影印件模糊，只看到对开墨竹18元一幅)，所得款全部助账。1934年12月末赠龙游小联40对，“以所得润悉数充账灾之用”。1935年9月20日：“检松竹十张一一题识，送(杭州)商会水灾急账会售去充捐赀，又书联三对，条幅五张，连前凡卅件，聊尽绵力而已。”
余绍宋是民国期间公认的书画大家，念念不忘为账灾与抗敌“聊尽绵力”，当彪炳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