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用眼皮写成的书

　　十几年前（大约是2002年），我还住在盐中北校区的时候，有一天，走到毓龙路上“军转办”下面一楼的的一家黑暗小书店，看到一排落满灰尘的书架上，排的都是打折的书。翻寻了一会儿，得到一本王安忆的《我爱比尔》，还有一本就是法国作家的《潜水衣与蝴蝶》。

　　这本《潜水衣与蝴蝶》，在法国是1997年出版的，在中国是1998年出版的，在中国印了10100本。出版类别上说是“纪实小说”。定价为11.2元，打折买是半价。

　　  我翻了下这书，便买了下来。这本书的写作比较传奇，是法国人让．多米尼克．博比用眼皮写出来的。用眼皮怎么写呢？必然是有人帮他的，帮他记录完成的。

这个作家博比是一本杂志的主编。1995年，一场突如其来的脑血管疾病使作者陷入了深度昏迷。当他苏醒时，已经丧失了所有运动机能。这种病在医学上称为“闭锁症候群”，他不能动，不能吃，不能说话，甚至不能呼吸（只能依靠机器）。最后，他只有一只眼睛能动。这只眼睛成为他与世界的最后联系。用这只眼睛眨一下表示“是”，眨两下表示“不”。用这只眼睛，他示意来访者念到字母表中的某个字母时停一下，这样完成一个词，一句话，一整页文章……用这只眼睛，他写完了这本书。这样写成，书当然不是太厚。

　　  那么这本书写得怎么样呢？我认为挺好，我还比较喜欢看。

他这样写作，第一必然写得简洁，语言干净。第二，他写得清新，有对往事的回忆，有现实的生活，写微妙的感受。虽是日常生活的记录，但耐咀嚼。

　　

兹录他的一篇文章，题为《照片》。

照片

最后一次见到父亲时，我替他刮了脸。那是在我出事的那个星期。他的情况很不好，所以我在他那里住了一夜，他在巴黎的公寓离杜伊勒利花园不远。

早晨，我给他端了一杯加奶的茶，我决定把他长了好几天的胡子刮干净。这个场景已刻在我的记忆中。

爸爸坐在他平时看报纸坐的那张红垫子的扶手椅上，锋利的刀片刮在他松弛的皮肤上，他毫不在意。我把一张大毛巾围在他布满皱纹的脖子上，把厚厚的一层胡泡涂在他脸上，尽量不去刺激他的皮肤。他的皮肤上分布着扩张的毛细血管。因为疲劳的缘故，他的眼睛深陷在眼窝里，鼻子在瘦弱的脸庞中间显得特别突出。但他飘逸的白发装点着他高大的身材，使他依旧光彩照人。

在我们四周，堆满了他一生收集的东西。从床头堆到各处，房间成了一座老人的阁楼，其中的全部秘密只有他自己知道--一堆杂乱的旧杂志、不再听的唱片、各种杂物和插在一个大镜子框里的不同时代的相片：一张是战争之前，爸爸十四岁时穿着水水手服正在滚铁环，另一张是我八岁的女儿骑着一匹小马，还有我自己在一个小高尔夫球场拍的一张黑白相片：那年我十一岁，伸着菜花耳朵，一看就是个傻乎乎的好学生。在那个年纪我还那么傻，实在惭愧。

在给爸爸涂上他最喜欢的须后水之后，就算刮完了脸。然后我们互相道别。爸爸并没有提起他从前说起过的放在书桌抽屉里的那封信，其中封存着他最后的愿望。

从那以后，我们再也没有见面。现在我无法离开贝尔克海滨，他已九十三岁高龄，双腿已不能下楼梯。我们两人都被锁住了，但各自的情况不同：我被锁在身体里，他被锁在四层楼上的公寓。现在每天早晨别人来给我刮脸。每当护理助手拿用了一周的刀片认真给我刮脸时，我常想起父亲。我希望当时自己做得比费加罗更仔细一些。

父亲常给我打电话号码，人们把听筒贴在我的耳边，我可以听见他颤抖的声音。对他来说，要他和一个永远不会回答他的儿子说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他还寄来了我在小高尔夫球场拍的那张相片。起初我还不知道是为什么，如果没有人想起到去看看照片背后的字，这会永远是个谜。但在我个人的影院中，一个被遗忘的春天的周末开始映现：父母亲带着我来到一个多风的小镇，天色灰暗，空气清新。爸爸用苍劲的字体在相片背后认认真真地写道：“贝克尔海滨，1963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