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证是医学的落脚点 | 中医大讨论(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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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医学中,无论引入多少理论,无论用什么方法,要治好病,必须落实到方证。
证是可以确定的,也是必须确定的。
证既然可以确定,就要努力寻找针对证的有特效的方,也就是“特异性方证”。张仲景已经为我们找到了很多,后世的一些医家也找到了一些,说明针对证的特效方是可以找到的。对于那些还没有找到的,医学界要努力地去寻找。
证,是致病因素作用于人体后人体所产生的反应,也就是由此导致的人体状态的变化。证反应了所有致病因素对人体的影响,现在中医所强调的整体观念、三因制宜等,都已经在证中得到了体现,并不需要另加考虑。
如同样是感觉了寒邪,体质强壮的人就表现为太阳伤寒的麻黄汤证,脾胃虚弱的人就表现为太阳中风的桂枝汤证。
如第37条同样是太阳病十日已去,有的人表现为欲解,显然是正气强壮,抗病力强而自愈;有的人表现小柴胡汤证,就是少阳之气本弱的人;有的人表现为麻黄汤证仍在,是正气较强,病尚未向里传变。
第149条同样是太阳传至少阳误下以后,有人是柴胡证仍在,这是体质较强壮的人,没有因为误下而变化;有人是大陷胸汤证,则可能是胃阳旺盛,素有水饮内停者,因误下而化热入里,水热互结,形成了结胸;有的人表现为半夏泻心汤证,是素体脾胃虚弱,误下更伤脾胃,导致气机升降紊乱,壅塞于中,而成了痞证。
所以,证,是中医的核心问题。证,就是各种致病因素作用于人体以后的综合表现。抓住了证,才算抓住了根本。医学的任务就是寻找解决证的特效方,就是寻找“特异性方证”。
后来的一些医生,不明白张仲景的方证体系和“特异性方证”,还自以为是地根据季节和方位对仲景的方进行加减,这种无知的做法还得到很多人的赞赏,认为是比仲景进步了。
如北宋的庞安时在《伤寒总病论》“叙论”中说:“桂枝汤,自西北二方居人,四时行之,无不应验。自江淮间地偏暖处,惟冬及春可行之。自春末及夏至以前,桂枝、麻黄、青龙内宜加黄芩也。自夏至以后,桂枝内故须随证增加知母、大青、石膏、升麻等辈取汗也。”
难道证的寒热仅仅是因为季节和方位吗?难道夏季和南方就没有麻黄汤证吗?难道冬季和北方就没有白虎汤证吗?自然界的气候寒冷人体就一定要感受寒邪、表现为寒证吗?自然界的气候炎热人体就一定要感受热邪、表现为热证吗?
较庞安时稍晚的朱肱在《类证活人书》中也有类似的说法:“自春末及夏至以前,桂枝证可加黄芩半两;夏至后,有桂枝证,可加知母一两、石膏二两,或加升麻半两。”
桂枝汤内加石膏、知母,那就是白虎汤的方义,难道夏至以后的桂枝汤证的病人就变成太阳阳明合病了?以此类推,冬至以后白虎汤证的病人,是不是应该加附子、干姜呢?
这种自以为比张仲景高明的狂人并不少。正是因为这些无知而狂妄的人,张仲景的《伤寒论》被弄得面目全非,奇怪的是,他们却还受到很多人的追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