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的发展告诉了我们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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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被定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之后，就有了对深圳不同的解读。
如何发展啊！几十年干几十件大事啊！一片欢心鼓舞，比1980年宣布深圳是经济特区时还热闹。那时候没人知道特区是啥，只有宝安县的人知道——他们一下子变成了市，又一下子变成了特区，挺懵的。
深圳发展起来之后，全国人对深圳都有了无限的向往。
从好挣钱到能发财，从好创业到能实现理想。
这其中每一步走过来，都是作为全国最开放市场的结果。
深圳第一个卖地，其他城市能吗？深圳通过蛇口工业区，以土地换投资，其他城市更不能。
如果说深圳的发展是政策的结果，那么，就是政策让深圳更接近于自由经济市场。
尽管有很多人喜欢用深圳的发展来邀功请赏，或者是炫耀功绩，这都没什么，表面上说说就算了，别当真。
真实的结果是：有效地放开市场是深圳发展的基础。
其实，这些年，随着大型央企、国企进入深圳，深圳有了内陆化的趋势，特别是政府方面，官老爷的作风越来越强，十几年前可不是这样。
如果这次的“先行示范区”是走向更深层的开放，为全国深化开放做样板，那确实是非常有意义的事儿，但现在从官媒的解读看，显然不是这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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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总有一种思路，就是要出口产品，占领别人的市场，去挣别人的钱。
这是非常典型的农耕型或者叫紧缺型市场思维。
现在的市场不是单一的货物市场，货物市场是一个低级的市场，更主要的市场是金融市场和人才市场。
美国就是比较典型的金融和人才市场，所以，它还需要中国产品。
美国就不多说了，说多了容易招骂，说说英国。
英国没落了这么多年了，也没有什么产品卖给别人了，200多年前满世界跑着卖“洋布”的日不落大帝国早已失去了昔日荣光，但我们发现，它并没有落后，依然是世界经济强国，在世界舞台上依然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伦敦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还在，还是欧、美各国融资的主要市场，甚至对债券市场的定价权都越过了纽约。
你卖东西，人家买卖钱、买卖公司股份和专利。
有人说，我们也可以搞这样的市场啊，现在深圳不也有深证投资市场吗？我们凭啥不行呢？
我们抛开所有历史、政治、文化、经济方面的因素，只讲一点就是信用。或者说也不用讲信用本身，因为信用离开了时间就不存在了。
你是相信一家200年的老店，还是相信一家30多年的新店呢？理智地选择都会选择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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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离世界性的大都市还有多远呢？
一步之遥，一河之隔，但这一步非常难迈，现在这个先行示范区的政治意义大于实际意义。
1990年代，觉得深圳是一个无法想象的地方，十年后来到深圳的时候也没什么感觉，闹哄哄的。后来来到珠海，发现珠海的内陆化非常严重，可以说一开放就内陆化了，有时感觉自己住在了一个北方城市。
深圳对我产生最大的刺激是两件事。
一件是广西的一个镇里的人都到深圳打工，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就收废品，有时也会偷，这一个镇的人住在深圳的一个城中村里。深圳的这个城中村我知道，也去过。
后来看了央视的一个采访，就是采访广西那个镇的留守儿童，这些孩子有个共同的志向——长大去深圳收废品。
看到他们脸上表现出的那种对幸福向往的笑容，我才知道深圳在他们的心里有多伟大，市场给人带来的希望有多大。
第二件就是2013年、2014年的深圳大凉山童工事件。那些孩子的理想就是想到深圳当童工，在家连饭都吃不饱，到深圳打工天天有肉吃。当这些孩子被强行送回老家的时候，他们的哭声近乎绝望，他们看到了美好的现实，可现实却无情地让他们回到了从前，还说是为了保护他们。
这两件事让我觉得深圳真的很伟大，它不但是官员、企业家、各种成功人士的骄傲，也是城中村、握手楼里无数打工者和他们留在家孩子的骄傲。
这种无差别的骄傲是怎么实现的呢？
是通过开放市场来完成的。也可以说只有市场才能完成这个社会调节功能，并被所有人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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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让中国人认识市场实在太难，特别是在以林毅夫为代表的宏观调控经济学派主导中国经济理论话语权之后，自由市场经济被污名化。政府调控市场的功能被无限放大，直到只见调控不见市场的程度，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就是典型的只见调控不见市场的市场。
任何一个国家政府都喜欢把调控这只手伸长点，结果一些马屁精经济学家就放大宏观调控的效应。
那么，有人会说，政府不管不就乱套了吗？
这是正常的中国传统老百姓的思维，政府是要管，但不是直接进入市场，当城管、当工商管理员，而是通过立法部门制定有效的、能具体实施的法律，这就是政府对市场的管理。是法治，不是人治。
改革开放四十年了，深圳建市也四十年了。
现在，对当年特区建设是谁提的，还争论不休，其实这种争论没有实际意义。
当时大环境是要改革开放，但开放怎么开，还不知道，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还在大讨论。
而广东省宝安县面临的现实问题是逃港潮，大批广东、广西、福建人来到宝安县偷渡去香港。在这个现实的压力下，找一种办法，缩小广东与香港之间收入的差距，最好能把人留在深圳，这才有了蛇口工业区的建设，给港商土地，让他们过来办厂。这就是深圳最早的“三来一补”模式。
蛇口工业区的创办者是袁庚，袁庚解放前就是东江纵队的游击队员，解放后当过驻印尼领事、外事局副局长，还一度主管外事局香港招商局的工作，他知道香港啥样，香港人怎么生活。
在广东省怎么开放，怎么与香港对接的时候，熟悉粤港澳工作的袁庚就被派到了深圳。
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有一句响亮的口号“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后来发展出了深圳精神和深圳速度。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就是袁庚提的，当时后面还有两句：顾客就是皇帝，安全就是法律。人人有事干，事事有人管。
其实，在当时“时间就是金钱”就很反动，金钱论是资本主义的代表，喊出这样的口号也是冒很大风险的。
有人说，中国走向市场经济是从这句口号开始的。然而，这句口号却一度成了“姓社姓资”争论的火力集中点。袁庚说：“写这标语时，我是准备‘戴帽子’的。”
1984年1月26日，邓小平视察蛇口，袁庚斗胆地向邓小平提出了这个敏感的话题，邓小平随之做出了肯定的答复“对”，袁庚这才算是吃了一颗定心丸。
在计划经济思想还牢牢占据人们头脑时，袁庚借用资本主义社会的观念，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也可以说是无奈之举。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是彻底的资本主义产物。
在没有现代钟表之前，人们没有准确的时间概念。农业社会也不用着，看太阳干活就行了。
现代钟表没有普及之前，资本家让工人干活也不能太准点，差不多也就行了。
但现在钟表普及之后，一切就都改变了，上班、下班的时间落实到了分钟。
这样，对于资本家来说，工人的工作时间就是他们的金钱，在这个基础上发展出了单位时间内的产量，也就是效率，效率也是金钱。
这两年开始有社会学者否定这两句话的意义，主要是对功利主义、现实主义的批评。
但非常有意思的是，我们的官方媒体，高调宣传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媒体出来反驳，认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是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就。
走到今天，有人说深圳是二次开放；有人说深圳要再一次救中国。
感觉是又回到了40年前，还要不要展开一次姓社还是姓资的大讨论呢？
肯定是不用了。
那就要往自由市场的方向上走，只有这一条出路。作为后发优势国家，走别人走过的路就是正路。
到了今天，一个政策也许会让深圳的房地产业兴奋一会，其他方面的动向都取决于市场，深圳有无限的优势，就看它有多大的市场，它能不能被全球市场接纳。
总玩华为、中兴这种爱国斗争式发展肯定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