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脊梁”梅汝璈：东京审判坐席之争，中国国旗首次插在第一位
中国国家博物馆里保存着一件，绣着英文标签的黑色丝质法袍，这是70多年前，在远东国际庭事法庭上，中国法官梅汝璈穿过地法袍。
这件法袍是梅汝璈在东京审判的两年半时间里，为中国乃至世界受到法西斯国家侵害的人民，据理力争，寸步不让，坚持将战犯绳之以法的有力见证。
死刑之争
1948年11月2日星期五，下午1点30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长卫勃宣判：“所有日本被告，有罪！”
15分钟以后，卫勃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法官们最后一次走上法官席，卫勃拿着手里的量刑书开始宣读：“根据法庭宪章，第15条第4款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所有被告宣判有罪！对土肥原贤二、东条英机、广田弘毅、坂垣征四郎、木村兵太郎、松井石根、武藤章处以绞刑；其他16人被判处终身监禁，一人被判处20年有期徒刑，一人被判处7年有期徒刑。
15点55分，庭长卫勃开始依次传唤罪犯，宣布量刑。
图|东京审判剧照
长达两年半的东京审判，终于迎来了最后的结果，对于中国法官和检察官来讲，这两年半的时间是他们人生中最漫长压力最大的时候，因为他们代表的不是自己，他们代表的是被日本侵略了半个世纪之久的中国，他们要为深受其害的几千万中国亡灵要一个说法，他们必须让发动这次战争的罪犯受到应有的惩罚。
审判结束的当天，中国法官梅汝璈在报纸上发表了《告日本人民书》，他写到：经过此次审判，日本军政首脑的暴虐行为和虚假宣传，已昭然天下，国际法庭的最后审判清除了中日两国间善睦相处的绊脚石，对于今后中日两国间和平合作，相信必有贡献。
远东审判这两年，其艰难程度并不亚于一场战争，梅汝璈受命于危间之间，他在接受《申报》记者采访时说：“在最后表决的一个星期里，他几乎天天晚上都睡不着，他说面对那些罪孽深重，残害中国和世界各国的战犯们，如果连死刑都判不了，我还有什么脸面回去见江东父老。”
1948年4月13日，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即将结束时,日本《朝日新闻》曾在头版头条刊登了一篇美联社记者莫里斯.哈里斯对25名被告量刑的预测消息。
哈里斯预测这25人当中，有一半以上的人会判处死刑，大约有10个人会被判处监禁，而有1~3个人会被无罪释放。其中制造了南京大屠杀的松井石根，不会被判处死刑。
这条预测信息让梅汝璈十分担忧，如果真的不能让这些战犯判死刑，怎么办？
1948年4月16日，长达两年半的审判终于结束了。日本战犯被押回了监狱，等待法庭对他们作出最后的判决。按照事先预定的程序，判决书将由11个国家所组成的法庭共同完成，当时有人就提出来判决书统一书写，当时梅汝璈就提出：“日本对中国的武装侵略，可以追溯到1874年，直到1945年8月15日无条件投降，历时半个多世纪，中国受到的伤害最深，中国人最有发言权，因此关于中国部分的应该由中国人自己书写。”
经过梅汝璈的积极争取和法官们的讨论，最终确定判决书一共有10章，其中对于中国侵略的部分单独列为一章，由中国法官独立起草。
图|东京审判的11国法官
梅汝璈和他的助手们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向法庭提交了长达200多页，10多万字的判决书，梅汝璈后来回忆说，在那些日子里，他们就像钻进了成千上万件证据和国际法典当中的虫子，每天都在上面爬来爬去，生怕遗漏了重要的东西。
在法庭结束审理后三天，国民政府外交部就给梅汝璈发了一封密电，要求对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等九名侵华主战犯进行从严惩治，而此时国内舆论对于远东军事法庭马拉松式的审判也极为不满，强烈要求他们迅速结束审判，严惩战犯。
最让梅汝璈感觉到压力巨大的，不是国内舆论的催促，而是11国法官之间对于死刑的意见分歧表现出来的对立情绪，特别是关于东条英机等主要战犯是否应该判处绞刑的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执。
尽管当时欧洲的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早已审判结束，12个德国纳粹的战犯也都被判处了绞刑（戈林畏罪自杀），其他11人都已被执行。
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战犯是否应该判处死刑却纷争四起。
印度法官认为国家行为不应该追究个人责任，因此他主张无罪释放全部的日本战犯，而他的理由是：世人需要宽宏、需要谅解，需要慈悲，不应该用正义的名义来实施报复。
美国法官克莱莫尔也坚决反对死刑，但同时另一方面他又紧紧的盯着发动太平洋战争、和虐待美军战俘的战犯。
一些已经废除死刑的国家和没有遭到日本荼毒的国家也对此表示赞同，庭长卫勃甚至提出将这些战犯通通放到太平洋一个荒无人烟的孤岛上去，就像拿破仑当年被流放一样，让他们自生自灭。
而梅汝璈表示：“如果不能依法严厉制裁日本战犯，既有悖于法庭的宗旨，同时也违背了《波茨坦公告》的精神，他坚持必须对土肥原贤二等人进行严惩。
为此，在法官会议结束后，梅汝璈直接找到了庭长卫勃的办公室，他说：“我受中国四万万同胞的委托来此惩罚元凶，如果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不能做出令人信服的判决，我们无颜再见江东父老，我们只有集体跳海一死方能谢国。”
为了伸张正义、完成使命，在接下来的一周之内，梅汝璈无数次和人争得面红耳赤，与各国法官进行磋商，用各种证据向法官证实日军的暴行，后来在一次记者谈话当中，梅汝璈用了一个典故来形容他当时的心情：“伍子胥过韶关，一夜急白了头。”
图|梅汝璈
量刑成了法官们无法回避的使命，最终这11名法官通过投票的方式来决定战犯的生死去留。在公开的档案和梅汝璈的回忆里，当时的法官投票方式非常简单，每个人有一个纸片同意日本战犯死刑的就画勾，不同意的就画叉。
11名法官全部表决完成之后，由庭长卫勃送到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将军处，卫勃亲自唱票，两名工作人员负责记录和监督，11张票从信封当中逐一抽出，5票同意死刑，5票反对。
当听到5:5时，梅汝璈的心都提到嗓子眼，人们都在焦急的等待着最后那一票，此时卫勃从信封当中掏出了最后一票，他习惯性的用右手扶了一下眼镜，神情严肃的念道：同意死刑。
最终表决结果，以6:5的微弱优势将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等7名首战犯送上了绞刑架。
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成立之初，参加审判的法官就共同约定，法官会议上的所有投票表决，彼此之间均对外保密，由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会议一直都是秘密举行的，所有的程序都是口头进行，不做记录，所以至今我们仍然不知道哪6位法官投了赞成票，哪5位法官投了反对票，但这些都已经不再重要了，公理与正义最终得到了彰显。
最终梅汝璈不负众望，将东条英机等主要战犯送上了绞刑架，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梅汝璈走的每一步都异常艰难。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后，日本战犯被押上了东京审判的被告席。而当时法官梅汝璈、检察官向哲浚、顾问吴学义等人代表中国，前往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与其他10国一起对日本战犯进行审判。
去日本审判战犯之前，梅汝璈的母亲对他说：“汝璈啊，你到了那边，切记要重重地审啊。”母亲的话，代表的不仅她自己，更是全中国乃至全世界受到日本侵略的人的心声。
但这场审判远没有母亲想象的那么简单，中国虽然说是战胜国，但由于国力弱小，一开始就没有受到他国的重视。
座次之争
1946年4月，11国法官都到了东京，离正式审判的日子越来越近了，但却有一个问题摆在了大家的面前。
那就是各国法官在法庭上的座位将按什么顺序来排列，对于这个问题大家都非常关心，梅汝璈也不例外，在国际场合上，争位次是在所难免的，这并不是个人的名利，关系的是一个国家民族地位和荣辱的大事，在这个问题上，必须寸步不让，力争到底。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虽然没有明文规定法官的座次顺序，但大家对这个问题都非常敏感，多次开会进行过激烈的讨论。
按理来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法官都是由日本投降书上签字受降国所派，那么座位自然是由受降国签字的顺序依次排开，那么座位顺序应该是美国，中国，英国，苏联，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印度，荷兰、新西兰，菲律宾。
图|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座席图
大部分国家都赞同这个顺序，但当时法庭的庭长是澳大利亚德高望重的老法官卫勃，他却并不喜欢这个安排，他想让和他亲近的英国和美国的法官坐在他的左右两边。
为此他千方百计的想要变更这个安排。
于是在法官会议上，卫勃提出应该按照联合国安理会的惯例来安排，即：美、英、苏、中、法的顺序，当时又有法官指出，按照联合国宪章安全理事会的5个常任理事国，应该是中、法、英、苏、美（按国家字母先后顺序）。
这样一来反而是中国和法国的两位法官坐到了卫勃的旁边，对此卫勃又提出我们不是联合国的组织，没有必要按照五强居中的惯例来安排，可以按照国家字母先后顺序的办法来排，这样一来，排在前面的就又变成了中国和加拿大。
于是又有人提出远东法庭既然是国际性质，法庭就不要强调法官所属的国家，而是应该按照法官个人的年资来排序，但此时又有人提到，那“年资”又是什么呢？是以法官的出生年月日的先后来判断，还是说在本国任法官职务时间的长短？
法官的职务尚有高低之分，在一个地方的初级法院做一年的法官和在全国高级法院做一年的法官，又应该如何折算呢？如果一定要按年资来算，就必须要组织一个委员会去细细地调研每一个国家的政治法律制度，对每一个法官的年资进行折算。
最终大家讨论来讨论去，为此争论不休，却得不出一个统一的结论。
这时梅汝璈终于说话了：“个人的座次，我本人并不是很介意，但是我们都是代表了各自的国家来的，所以还需要请示本国的政府。”
当时离预定开庭的日期越来越近了，如果每个国家的法官都要请示国内之后，才能决定，那么开庭的日期必定往后拖，作为庭长的卫勃认为不能开这个危险的先例，为了保证准时开庭，座次的问题必须要尽快确定。于是说道：“为了确保准时开庭，希望梅先生能从大局考虑。”
梅汝璈说：众所周知，中国受日本侵略最深，抗日时间最久，付出的牺牲最大，审判的又是日本的战犯，中国理应排在第2位。
再者如果没有日本的无条件投降，便也没有今天的审判，因此提议：各位不用再争了，法官的座次就按照受降国的签字顺序安排。
图|东京审判
尽管当时中国号称世界四强之一，但国力虚弱，不过是徒有其名，弱国无外交。对于梅汝璈的提议，西方的代表国家根本不能接受，但是又找不到说服的理由。整个会场的气氛显得十分尴尬而紧张，为了缓和气氛，他又以调侃的口气说道：“如果各位不赞同我的这个办法，那我们就按照体重的标准来吧，大家各自称一下体重，重的在前面，轻的在后面，这样我们也可以有一个公平而客观的标准。这样即使我排在了最后，我也毫无怨言，对我的国家也算有了一个交代，如果政府觉得我坐在最后，有辱使命，他们可以另派体重更重的人，再来较量。”
显然梅汝璈看出了庭长卫勃在千方百计的排挤中国，不想让中国占据第二的位置。在这个半开玩笑、半认真的会议上，大家讨论来讨论去，既做不出决定又不愿意表决，就这样混乱地僵持着。
1946年5月2日，在法庭正式开庭的前一天,关于这个座次的问题再次爆发了激烈的争执，进入了白热化的阶段,对于梅汝璈来讲，这一天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天。
当天下午法庭书记官通知各国的法官，下午4点要开始举行开庭前的预演，需要穿正式的法袍做一次最后的彩排。然而在这场彩排上，关于座次的冲突再一次爆发了，差点让东京审判不能正常开始.
预演开始前，庭长卫勃突然宣布法官的座席顺序是：美、英、中、苏、法、加、荷、新、印、菲。并说这是经过盟军最高统帅同意的安排，很明显这个决定是在排挤中国，同时也在压制加拿大。
对于这个决定梅汝璈和加拿大的法官麦克杜哥最为愤怒，梅汝璈当场表示：这个安排他绝对不接受。中国受日本侵略最久，抗战也是最久，牺牲也最大，在审判日本战犯的国际法庭里，获得的席位竟如此靠后，就连一向看到日本就投降的英国也排在了前面。
梅汝璈发表完自己的抗议之后，愤怒地脱下了象征着权力的黑色丝质法袍，以退出预演以示抗议，此时，加拿大的麦克杜哥也表示强烈反对。
卫勃也没有料到梅汝璈会以拒绝参加预演的方式来坚持自己的主张，为了缓和关系，他特意来到了梅汝傲的办公室，卫勃说这是最高统帅要英美法居中的意思，因为他们对英美法程序熟悉一些，纯粹是为了工作上的便利，并没有歧视中国的意识，中国的席位仍然在苏联和法国之上
梅汝璈说这是国际法庭，不是英美的法庭，他们没有必要居中，如果真的有必要的话，那为什么加拿大和新西兰等英法系的国家的法官又要被排挤在两边呢？
图|东京审判
卫勃说现在的安排，你旁边的会是美国法官和法国法官，而不是那位俄国将军，只会让你工作得很愉快的。
“我不是为了要愉快来东京的，中国受到日本战犯的侵略，长达50年之久，对中国人来讲，审判日本战犯是一件非常沉重而严肃的事情，绝对不是一件轻松的工作。”
眼见着软的不行，卫勃只能来硬的。他威胁梅汝傲说这是最高统帅的意思，如果你拒绝尊重这个安排，会使中美两国的关系陷入不愉快的境地，你的政府也不会同意你这样的行为。
对此梅汝璈义正严辞的答道，“我的政府同不同意是另一件事情，但是我绝对不会接受这种于法无据、于法不和的安排。一个士兵尚且只服从合理的命令，更何况我是一个法官，我相信我的政府也不会同意这个安排的，同时我怀疑这是否真的是最高统帅的安排。”
对于这个座次的安排，梅汝璈丝毫不让、态度非常坚决，卫勃只得说，你先别走，我去和其他的法官商量一下，最多10分钟就回来，而此时梅汝璈已经在穿大衣、戴帽子准备离开了。
果然不到十分钟之后卫勃又回来了，说他已经和其他法官商量了，他们认为今天并不是正式的，只是一个预演，就先按这样的坐了，明天开庭之后，如何安排我们再开会讨论一下。
对于卫勃的这个决定梅汝璈当时就察觉到这不过又是他的诡计，今天虽然说是预演，但是各国的记者都会来旁听，会有许多人拍照甚至刊登在报纸上，这些报纸很快就会传到世界，如果中国人民看见这些报纸，看到中国的座位如此靠后，必然会很愤怒，认为他软弱无能。
梅汝璈再次表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宪章上，虽然没有规定法官座席的顺序，但这个法庭成立的目的就是为了审判日本战犯，是根据日本投降书而来的，就应该按照受降国家签字的先后顺序来安排法官的座次，这是唯一合理的办法。
这个问题梅汝璈已经在法官会议上提过多次了，大多数人都表示没有异议，但卫勃始终不愿意将这个问题公开表决。而另一边梅汝璈却态度坚决，如果不按照受降国的签字顺序来排座位，他坚决拒绝出席。
而此时已经超过开庭预演半小时了，大厅里的人都等得已经十分不耐烦了，对此梅汝璈也心知肚明，如果他不出席这场预演，是没办法正式开始的，即使草草地举行了，明天的正式开庭，也一定会延期。
如果真的发生了不能按期开庭的情况，必定会引来日本和全世界的责难，这个责任无论是庭长还是最高统帅都不愿意承担，也没办法承担。
梅汝璈正是因为清楚这一点，所以他的态度非常强硬。
当卫勃第3次来到梅汝璈的办公室时，他终于妥协了说：“经过商量，同意了你的决定，就按照受降签字国的顺序来排座次。”
这时已经是下午5点了，梅汝璈这才穿上了法袍，走出了自己的办公室，坐在了属于中国的坐席上。
第2天上午9点30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席，各国法官的座次均按照昨天预演时的顺序。
图|东京审判大法官（前排右二为梅汝璈）
国旗之争
除了这个受到全世界关注的座次之争外，梅汝璈还在日记中提到了一个关于国旗位置之争的事。
当大家都穿着崭新的法袍，庄严地坐在审判席上等待预演开始时，大家都看到审判席后面插着的参战国国旗中，美国的国旗插在了第1位，而中国的国旗插在了第2位，法律顾问吴学义一眼就看出了其中的问题，立即给梅汝璈做了一个手势，伸出了右手食指，意思是中国的国旗应该插在第1位。
梅汝璈马上心领神会，立即向卫勃提出，中国的国旗应该插在第1位。
对此美国法官克莱墨漫不经心地问：为什么？
梅汝璈用非常流利的英语慷慨激昂的陈述了，中国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8月15日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所付出的巨大牺牲和代价。
中国军民伤亡超过3,500万，财产累计损失超过2,000亿美元，击伤击毙日本军人达130多万，占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伤亡总数的70%，事实证明中国才是打败日本军国主义的主力。
经过几轮唇枪舌战，最终美国词穷做出了让步，让中国的国旗插在了第1位，而美国国旗移到了第2位。
这是自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代表团出席国际会议，有史以来第1次国旗插在了第一的位置。
梅汝璈从到达东京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审的40多天里，他经历了无数次的激烈争论，这一场长达两年半的审判，他所过的每一天都是这样的艰难。
一个国家的主权和荣誉，并不会因为他在战争中取得了胜利，就自然而然地得到了维护，尽管中国作为二战中的战胜国，但在其他国家眼里仍然是一个弱国、穷国，以战胜国的身份参与审判工作，却常常得不到应有的尊重。
这样的问题并不是第1次出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同样作为战胜国，参加巴黎和会，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反而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21条。
第2次世界大战结束了，中国在审判战犯上再次遭到了轻视和欺辱，但凡有血性的中国人，都不会让历史再次重演，梅汝璈虽然说是一介书生，但却有着极强的民族自尊心，为了中国不再次被其他国家欺负，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他每天都操着一口流利的英语，据理力争，无论在多么困难的情况下，他始终记得，他们代表的不是自己，而是祖国的重托，是为千千万万受苦的同胞伸冤报仇。
最终经过梅汝璈等人的奋力争斗，终于让28名甲级战犯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东条英机等7名主要战犯被判处死刑。
参考资料：
梅小璈：《东京审判后的梅汝璈》
王祖远：《东京审判中的座次之争》
梅朝荣：《把战犯送上绞架的大法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