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贤亮：席卷黄土高坡的“灵与肉”
张贤亮，国家一级作家、收藏家、书法家。1936年12月生于南京，祖籍江苏盱眙，1955年后定居宁夏。代表作有《灵与肉》《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早在50年代初读中学时张贤亮就开始了文学创作，19岁因诗歌《大风歌》被打成右派，43岁因《绿化树》等作品闻名遐迩。他的一生有着众多职务，宁夏作协主席、文联主席……连任25年的全国政协委员，但他最爱的是“作家”的称谓。
《资本论》改变命运
在张贤亮的书房里，有一张放大了的照片，是他的母亲抱着周岁的张贤亮，母亲美丽优雅，仪态万方。张贤亮的语气颇为自豪：“只有这样的母亲才能生出我这样的儿子！”从4岁开始，张贤亮在母亲的教导下背《四书》，读《古文观止》。“我是独生子，而且是张家的单传，12岁以后才有妹妹。小时候家里很娇惯我，我10岁都不会系鞋带。但是母亲对我管教很严，我没少挨母亲打。”对于这样的教育方式，张贤亮是赞同的：“我一天大学没上过，但是我可以给大学生讲文学课。这些都来自小时候的储备。”
1957年，張贤亮发表了长诗《大风歌》。当时正值“反右运动”最激烈的时候，张贤亮被打成了“右派”，之后被戴上了各种帽子，开始了他长达22年的劳改生活。然而他的不屈在于，这22年并没有荒废，“去劳改队，我把自己的日常生活用品和书籍都带去了，别的书都被没收了，恰恰《资本论》，他们一看是马克思的著作，让我留下了。其实这本书是临走时硬塞进去的，因为很厚，可以当枕头。”这偶然的一塞，改变了张贤亮人生的命运。《资本论》教给他基本的道理，就是生产力决定生产方式。张贤亮说，刚开始的时候，马克思的思想没打动自己，但这是一部文采华美的科学著作，仅就政治经济类作品，他至今没有看到有人能在文采上超越马克思。
张贤亮说，自己是作家中背负“身份”和“成分”担子最沉重的一个。直到1978年底，张贤亮还在银川市附近的南梁农场劳动，头上戴着好几顶帽子。但他不着急，他认为平反是迟早的问题。“我自认为对经济学、对马克思有一定的认识，就写了几篇这方面的文章，投给《红旗》杂志。《红旗》不接受自由投稿，所以稿子都退回来了。”这时候一个朋友建议他写诗，但是22年没有写诗，他已经写不出来了。他写了小说《四封信》，投给了《宁夏文艺》。居然采用了，放在头版头条。
1979年9月，张贤亮平反了。很快，他被调到宁夏文联当编辑，之后参加了北京电影制片厂的电影剧本写作训练班。在这里，张贤亮大开眼界，他想，艺术应该有像人生一样广阔的宽度。
80年代文学的领军人物
让张贤亮感到自豪的是，将来谈到中国文学史，谈到80年代这一章，他是不能回避的人物。他说，自己是中国第一个写性的，第一个写饥饿的，第一个写改革开放的，第一个写中学生早恋的，第一个写劳改的。张贤亮因此招来很多非议。
经历了那么多苦难，张贤亮的性格依旧，在中南海，他的“改造共产党，主要是改变共产党的党员结构”言论引起重视。在很多高校演讲，他都大声疾呼：“凡是希望改变中国的有志之士，都要争取加入共产党！因为只有你加入了共产党才具有改变中国的位能和势能。中国的民主将从党内民主开始起步！”20多年过去了，不仅知识分子在党内已占多数，市场经济中的主力军——优秀民营企业家也大批入党，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有“自我改造”的大无畏的勇气。
“有幸我的经历和中华民族的经历同步。民族遇到灾害我也遇到灾害，民族开始复苏，我也开始复苏，民族开始崛起我也开始崛起，民族兴旺发达我也开始兴旺发达……”张贤亮这样解释自己广泛受到媒体注意的原因，“我不是一个传奇，我的传奇是和国家民族的命运同步。”
弃文下海 创办影视公司
1980年，张贤亮被分配到宁夏文联，正好导演张军钊要拍根据郭小川长诗改编的电影《一个和八个》，张贤亮就把镇北堡介绍给正在采景的摄制组。《一个和八个》是镇北堡拍摄的第一部电影。后来大导演谢晋来这里拍了根据张贤亮的小说《灵与肉》改编的电影《牧马人》，谢添又根据他的小说《邢老汉与狗的故事》拍摄了《老人与狗》，陈凯歌来拍了《边走边唱》，滕文骥来拍了电影《黄河谣》。由于张贤亮的引荐，镇北堡逐渐有了影视城的雏形。
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掀起了中国的经商热。张贤亮认为作家要深入当前市场经济生活，最好的方式无过于亲自操办一个企业，就趁着这个潮流“下海”，创办了“宁夏华夏西部影视城公司”，他把所有的外汇版税全抵押进去了。公司的基地在镇北堡，称为“镇北堡西部影城”。后来中央又下文件，指示所有党政机关群众团体必须和下属的“三产”脱钩，张贤亮一不小心成了民间企业家。
对此，张贤亮倒觉得，自己下海经商适得机会。“90年代文学已经衰竭，文学逐渐离开人们的视野。文化多元化了，人们的业余时间分流了。90年代起，人们开始向钱看了，而又是90年代，我该写的都写了，完成了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火山爆发期过了，进入了休眠状态。我们这一批新时期的文学作家逐渐退到二线。80年代风云一时的旗手也开始进入衰退期。在那个历史状态下，我尽到了自己的历史责任。”
作家的悲悯情怀
“我自认为是精英，但不是不爱护农民。我是贵族，能真正关心农民的贵族。很多革命者出身都是贵族。”他富有作家的悲悯情怀和愿意无偿付出的爱心。在影城，有个无驾照的农民工，爬到拖拉机上开车摔死在工地，安全部门认定属于交通事故，责任自负。但张贤亮连保险赔偿在内一次性抚恤12万多元，还每月给他母亲发放600元补贴。他认为，企业对下属有人性化关怀，才能真正调动员工的劳动积极性。汶川地震发生，他当即组织全体员工捐出一天的工资抗震救灾，并立即开通川籍员工专线电话用以和家人联系，优先安排川籍职工返乡探亲。而他本人，很真切地希望领养一个灾区的孤儿。
张贤亮来到镇北堡时，这里只是一处城堡的废墟，他领着一帮农民工打造文化产业，可说是“寒天饮冰水，点滴在心头”。现在西部影城已成为国家AAAA级景区，被旅游业界和媒体广泛征集游客意见评为“中国最佳旅游景区”之一的宁夏旅游热点。张贤亮说，这是自己另一类型的文学作品。文化部长孙家正为影城题词“真好玩！”张贤亮很开心，他想，小说的最高境界大概也不过是“真好玩”而已吧！
作为当代中国作家，张贤亮提倡首先应该是一个改革者。只有作家自身具有变革现实的参与意识，作品才有力量。他把自己的创作分两方面，一是文字创作，一是立体创作。近几年，除了应付各种事务性工作，张贤亮有更多的时间进行阅读，他要补上早年因写作而落下的阅读课。“小时候孔子、孟子的书我都读过，儿时学的东西都深深印到脑海里，但不知所以然。80年代初南怀谨的书出来了，他提到的所有章句我都熟悉，我从他的书中加深了对我读过的书的理解，所以对我影响最大的应该是南怀瑾的书。”
多年来，张贤亮的作品不断被翻译到不同国家，至今已有30多个版本。以色列只有700多万人口，《绿化树》在这里却有1万多册销量。谈到中外作品互译比例悬殊，张贤亮认为这和中国国力有关，中国过去一直以来和世界脱离。中国成为世界大国还是最近这几年的事情。其次，有些文学作品普世性价值不高，主要还是关注中国人特殊年代下的生活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