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先出版】“亚东版”品牌成因初探

优先出版

题目丨“亚东版”品牌成因初探

来源丨《出版与印刷》

作者丨孟岩岭

摘要丨文章以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的分段标点古典白话小说为研究对象，通过史料梳理，从秉持先进文化理念、认真严谨的编辑作风、一流专家学者深度参与和大力帮助等方面，探讨了“亚东版”品牌形成的原因。文章得出结论：“亚东版”品牌的确立源自亚东图书馆内部出版人和外部专家学者的通力合作与共同努力，其成功经验对于今天的出版企业仍具借鉴意义。

关键词丨亚东图书馆；“亚东版”；品牌

20 世纪20—40 年代，上海的亚东图书馆出版了分段和加新式标点的古典白话小说16 部，开创了当时出版界的先河。亚东图书馆成立于1913 年，创办者是安徽绩溪人汪孟邹。创办伊始，亚东图书馆主要销售地图、文具等，经营上步履维艰，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出版才上了路”[1]39。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陈独秀、胡适等人是汪孟邹的好友和同乡，在他们的帮助和推动下，亚东图书馆出版了一大批反映时代新思潮的图书，如最早的白话诗集《尝试集》，田汉、郭沫若、宗白华的诗集《三叶集》，高语罕的《白话书信》，《胡适文存》《独秀文存》《吴虞文录》等“文存”图书，以及分段标点的古典白话小说等。这些图书不仅成为风行一时的畅销书，更是在思想文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亚东图书馆由此成为备受瞩目的出版新文化、新思想图书的重镇，并进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进入20 世纪30 年代后，亚东图书馆的经营开始陷入困境。抗战全面爆发后，上海沦陷，亚东图书馆的经营更是一蹶不振，40 年代后基本处于歇业状态。抗战胜利后，亚东图书馆虽继续经营，但始终未能恢复元气。1953 年，亚东图书馆停业，结束了它历时40 年（如从1903 年成立的亚东图书馆前身芜湖科学图书社算起则正好半个世纪）的出版活动。

作为一家规模很小、资金薄弱的出版社，亚东图书馆在竞争激烈的上海出版业存续了几十年，并以其出版的众多精品图书，赢得了业界的尊重和读者的口碑，在中国近代出版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特别是它开创的分段标点古典白话小说，因底本选择精良、编校质量高、名家考证作序等特点，受到知识界和广大读者的推崇称赞，被称作“亚东版”，成为高品质图书的代名词，亚东图书馆的品牌也因此确立。亚东图书馆是如何打造出自己的特色产品，形成“亚东版”品牌的呢？就此问题笔者拟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讨论。

一、把握时代发展方向，秉持先进思想文化理念

“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亚东图书馆掌门人汪孟邹、骨干编辑汪原放等人清醒地认识到了时代发展的方向和思想文化变迁的趋势，敏锐地抓住了机会。1920 年初，汪原放率先提出了出版分段加新式标点的古典白话小说的设想。

在中国的传统文学观里，小说长期受到鄙视，到19 世纪末20 世纪初，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梁启超、严复等人开始认识到小说的价值，将其视为救亡图存、改造社会的工具。新文化运动时期，以胡适、陈独秀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干将，正式开启了肯定中国古典白话小说价值、为其正名的历程。胡适断言白话文学才是中国文学的正宗，在其名文《文学改良刍议》中，他说：“以今世历史进化的眼光观之，则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可断言也。”[2]15他充分肯定白话小说的文学价值，说，“吾每谓今日之文学，其足与世界‘第一流’文学比较而无愧色者，独有白话小说”[2]11。可见，在胡适心目中，中国的古典白话小说可以作为与世界其他国家文学比肩的“第一流”的文学。胡适对白话小说的推崇，重要目的之一就是实现其从“国语的文学”到“文学的国语”的根本主张，即他是将优秀的古典白话小说作为国语写作的范本的。他说：“我写的白话差不多全是从看小说得来的。我的经验告诉我：《水浒》《红楼》《西游》《儒林外史》一类的小说早已给了我们许多白话教本，我们可以从这些小说里学到写白话文的技能。所以我大胆地劝大家不必迟疑，尽量地采用那些小说的白话来写白话文。其实那个时代写白话诗文的许多新作家，没有一个不是从旧小说里学来的白话做起的。那些小说是我们的白话老师，是我们的国语模范文，是我们的国语‘无师自通’速成学校。”[3]35

胡适等人的这些主张得到汪原放的信奉和推崇，直接促成了其分段标点古典白话小说的想法。1920 年初，汪原放开始筹备分段标点《水浒传》《红楼梦》《儒林外史》《西游记》四部古典白话小说。他的主张一经提出，就得到了陈独秀、胡适的认可。陈、胡等人意识到，他们的新文学主张，需要一个实现的载体，而亚东图书馆的分段标点古典白话小说工作，正好契合了他们的也是时代的需要。双方能一拍即合，重要原因之一即在于亚东图书馆里有一批思想敏锐、能够紧跟时代发展脉动的出版人，他们“永远跑在时代前头”（茅盾评汪孟邹的话），迎时代潮流而上，抓住“新思潮带来的出版机遇”，成为“这个变革时代新式书刊出版的排头兵”[4]。“亚东版”古典白话小说，正是在这一时代大背景下，在胡适、陈独秀等新文化运动主将的直接影响以及汪原放、汪孟邹等杰出出版人的积极策划、推动和运作下诞生的。

从1920 年到1948 年，亚东图书馆陆续出版了16 部分段标点的古典白话小说，分别是《水浒》《儒林外史》《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演义》《镜花缘》《水浒续集》《三侠五义》《儿女英雄传》《老残游记》《海上花》《官场现形记》《宋人话本七种》《醒世姻缘传》《今古奇观》《十二楼》。参与这16 部小说分段和标点工作的，主要是亚东图书馆的编辑汪原放、汪协如、汪乃刚等人，汪原放出力最多，一人分段标点了9 部。这些小说推出后，受到读者的热烈追捧，成为一时洛阳纸贵的畅销书。据1922 年的统计，1920 年出版的《水浒》与《儒林外史》印了四版，分别为14 000 部和13 000 部；1921 年出版的《红楼梦》与《西游记》印了两版，分别是7000 部与5000 部；1922 年出版的《三国演义》，当年就印了两版，5000 部。[5] 这在当时的出版界堪称奇迹。作家吴组缃回忆他中学时代（20 世纪20 年代）读亚东版《红楼梦》的情景时说：“现在我买到手的、属于我所有的这部书，是跟我平日以往看到的那些小说书从里到外都是完全不同的崭新样式：白报纸本，本头大小适宜，每回分出段落，加了标点符号，行款疏朗，字体清楚，拿在手里看看，确实悦目娱心。我得到一个鲜明印象：这就是‘新文化’!”[6]由此可知，“亚东版”古典白话小说之所以受到青年读者的欢迎，重要原因之一是它们在当时成为新思想、新文化、新文学的代表和重要载体。“亚东版”古典白话小说的出版，反映出汪孟邹、汪原放等亚东出版人对新旧文化嬗变、思想文化潮流变迁的深刻认识和敏锐洞察。紧跟时代潮流，秉持先进思想文化理念，这正是“亚东版”品牌得以形成的前提条件和思想文化基础。

二、严谨认真的作风和编辑的全身心投入

“亚东版”能够得到读者认可，还在于其很高的编校质量。出版家张静庐赞誉“亚东版”的编校质量说，“亚东版的旧小说，错字的确不曾有”[7]214。“错字不曾有”或许有些过誉，但“亚东版”编校之严谨认真确实在同类书中是出类拔萃的。能做到这一点，与亚东图书馆掌门人汪孟邹一直提倡的严谨认真的作风密不可分。汪孟邹有句名言：“我们与其出版一些烂污书，宁可集资开妓院好些。”[1]215 这是他一生坚守的出版信条，无论时局如何变化，出版高品质图书，绝不苟且，亚东始终没有动摇过。上行下效，在汪孟邹的影响下，亚东图书馆出现了汪原放、汪乃刚、汪协如、胡鉴初、章希吕等一大批严谨认真、一丝不苟的编辑，他们是“亚东版”小说直接的分段标点者，有力地保障了“亚东版”的高品质。

亚东图书馆出版古典白话小说，首倡者是汪原放，他也是参与分段标点小说部数最多的编辑。汪原放是个极其严谨认真的人，工作起来常常废寝忘食，校对书籍不厌其烦。张静庐称赞汪原放的校对工作，“据我所知道，汪原放先生每一部书的校对，总在十二次以上，其工力与耐性是值得我钦佩的”[7]214。汪原放回忆与胡鉴初一起校对《水浒》的情景时说，“我们校校样，至少三校。我校初、二校，鉴初兄来时，再同校三校，一起商量、讨论，力求校得一字不错。这样一来，往往夜里很忙”[1]60。校对中的问题，无论巨细，都认真对待，绝不放过，甚至小到一个标点符号的用法，汪原放都仔细揣摩。1921 年1月19 日，在给胡适的信中，汪原放谈到对《红楼梦》中一首词的校对，“觉得用问号不如用惊叹号，但是解决不下”[8]489，为此专门请教胡适。

对于出版后的图书，一旦发现其中的错误，再版重印时一定加以更正。汪原放在《重排水浒· 校读后记》中说：“这个新本子里，至少已经没有了以下许多毛病：一是标点的错误不少；二是校勘的不细心；三是校对的疏忽；四是大段不曾用空行的方法；五是分段太拘束了；六是每句不曾空一格；七是有许多不应在行头的标点符号也在行头，甚至有孤单一个的标点符号占一行的……这些革去的弊病都是很重大的，所以重排是不可一日缓的了。”[9] 对于图书出版后学者和读者提出的意见，汪原放始终虚心接受，诚恳改正。《儒林外史》出版后，钱玄同指出书中存在多处错误，汪原放得知后，一方面为书中“竟有许多弊漏”而“真惭愧得很”；另一方面又为钱玄同能指出这些问题而“感谢之至”，认为“别人断不肯如此指教我！”[8]494。对于一般读者的意见，汪原放也同样是闻过则喜，甚至对于一些很不客气的来信，汪原放也没有置之不理，而是耐心地阅读，希望从中找出合理之处，以便改进提高自己的编校水平[8]507-508。正是有了这种虚怀若谷、有错必改的气度和精神，使得“亚东版”成为名副其实的“错误最少的版本”[10]，在读者中树立起了良好的口碑。

三、名家的大力支持与悉心指导

“亚东版”古典白话小说从出版伊始，就得到了胡适、陈独秀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他们参与“亚东版”小说出版，为其分段标点、作序和考证，在编校上提供指导的文化名人还有钱玄同、俞平伯、刘半农、徐志摩、孙楷第等。可以说，“亚东版”背后有一支作为总策划、总编辑的专家团队，在小说书目、版本的选择，分段标点原则和方法的确定，考证和作序，以及具体编校工作的指导上，他们都给予亚东图书馆全面的指导，这是“亚东版”小说特色鲜明、品质精良的重要保障，也是“亚东版”成为同时期其他出版者难以超越的高峰的重要原因。

亚东图书馆出版的16 部古典白话小说，大部分与胡适的提议、擘画有关，最早出版的四部小说直接得益于胡适的倡议，后来，胡适还为亚东开列了“古短篇小说丛书”的书目[1]100-101。胡适对于小说底本的选择非常重视，嘱咐汪原放等人一定要选择好的版本作为校勘底本，他自己一旦搜罗到好的小说版本，也推荐给亚东使用。1921 年1 月23 日，胡适给汪原放的信中，特别谈到他手里有乾隆壬子本的《红楼梦》，认为此版本优于汪原放正在使用的道光壬辰本。对于《西游记》底本，胡适嘱咐汪原放“须早日访求好木版本。最好是无有‘悟一子’批注的。切勿匆匆动手！”[1]691921 年，钱玄同给胡适去信，提出选本应“据最早最精之本，或今日可以见的比较的最早最精之本”；《红楼梦》应该用胡适的本子，《儒林外史》应该用他送给胡适的本子；“以后点印《西游》《镜花》《三国》……等书，总须购求善本为据”[11]。在胡适、钱玄同等学者的推动下，亚东图书馆的编辑们在整理旧小说时将选择好的版本作为第一要务，甚至为了使用更好的版本，不惜毁掉初版而重排。

“亚东版”小说的分段标点，也是在胡适等学者的直接影响和指导下展开的。在亚东图书馆的第一本分段标点小说《水浒》即将出版时，胡适建议汪原放做一篇“句读符号说明”放在正文前，并以本书的句子为例[1]62-63，使读者可以很容易理解新式标点的用法。对于汪原放等人在标点分段中遇到的困难，胡适均悉心加以指导。

胡适等学者对“亚东版”的另一项重要贡献就是为这些书做的考证和序跋。据统计，“亚东版”16 部小说共有新作序跋和考证28篇，其中胡适一人就做了18 篇。这些文章或考证小说的作者、成书年代，或谈及版本与故事流变，或论述小说文学与社会价值，不仅提升了“亚东版”小说的知名度，吸引更多的读者阅读它们，而且还成为这些学者借以传播其治学方法和新的文学主张的载体。如胡适就曾说过，他做小说考证，“并不是要教育读者如何读小说”，而是“充分地利用这些最流行、最易解的材料，来传播我的从证据出发的治学方法”[3]53。总之，这些精彩纷呈的序跋和考证文章，学术价值很高，为“亚东版”增色不少，成为其超越其他翻印旧小说的重要原因之一。至于胡适、陈独秀、章士钊、钱玄同等一众学者对“亚东版”小说编校质量上的指导，更是细致入微，长期不懈。诚如汪孟邹自己的总结，“亚东出版认真，不肯苟且，一半由于个性使然，一半也是许多朋友，如章行严（章士钊）、陈仲甫（陈独秀）、胡适之（胡适）诸先生督促之力”[1]215。

综上，“亚东版”小说品牌得以形成，源自亚东图书馆内部出版人和外部专家学者的通力合作、共同努力。先进的社会文化理念，始终如一的严谨作风和全身心投入，加上众多一流专家学者的深度参与和大力帮助，造就了“亚东版”金光闪闪的品牌。总结其中的成功经验，对于我们今天的出版企业塑造自身品牌，赢得读者口碑，打造核心竞争能力，仍然具有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 汪原放. 亚东图书馆与陈独秀[M]. 上海：学林出版社，2006.

[2] 胡适. 胡适文存：第一卷[M]. 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3.

[3] 赵真. 亚东图书馆与古代小说的现代传播[D]. 上海：上海师范大学，2007.

[4] 吴永贵. 民国出版史[M].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 转引自王建辉. 革命中的“不革命”朋友：汪孟邹与陈独秀的人际互动[J]. 社会科学论坛，2017(5).

[5] 钟扬.“亚东版”古典小说与新文化运动[J]. 文艺理论与批评，1999(6).

[6] 吴组缃. 漫谈《红楼梦》亚东本、传抄本、续书. 说稗集[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1987：236. 转引自钟扬.“亚东版”古典小说与新文化运动[J]. 文艺理论与批评，1999(6).

[7] 王余光，吴永贵，阮阳. 中国新图书出版业的文化贡献[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

[8] 耿云志. 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7 册[M]. 合肥：黄山书社，1994.

[9] 汪原放. 水浒重排· 校读后记[M]// 施耐庵，罗贯中. 水浒. 上海：亚东图书馆,1928：1. 转引自赵真，孙逊. 亚东版古典小说：用传统校勘学打造古代白话小说的典范[J]. 社会科学战线，2009(9).

[10] 章希吕. 镜花缘·校读后记[M]// 镜花缘. 上海：亚东图书馆，1923：1. 转引自赵真，孙逊. 亚东版古典小说：用传统校勘学打造古代白话小说的典范[J]. 社会科学战线，2009(9).

[11] 颜振吾. 胡适研究论丛[M]. 北京：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1989：237-239.

（作者单位：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