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研究】阿米塔·阿查亚：探寻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国政学人 第407期
编者按
国际关系研究传统上是由西方世界的思想与实践所主导的，而非西方世界的观念与经验始终处于边缘化地位。随着世界日益步入“后西方”时代，如何使国际关系学容纳更多来自非西方社会的声音，进而成为一门更具全球性、普世性的学科是学者应重点研究的方向。阿米塔·阿查亚首先对国际关系学中西方观点占主导的狭隘意义进行了讨论，批判了国际关系学科中的西方中心论，而后分别从国际体系谱系、“非西方”理念和行为体在建立全球秩序中的能动性作用、国际关系研究的人性化、区域研究与国际关系的结合、地区主义和地区世界的多样性等角度入手，分析了发展全球国际关系学的路径和意义，重点关注了佛教等“非西方”哲学思想对发展国际关系学认识论的启发。阿查亚呼吁从非西方视角出发，提出国际关系学的替代性理论，并通过“非西方”与“西方”思想和实践的互相借鉴与糅合，最终促进国际关系学科的进步。本文对提升非西方世界在国际关系学科中的地位具有一定意义上的推动作用。
作品简介
【作者】阿米塔·阿查亚（Amitav Acharya），印度裔加拿大学者，美利坚大学国际事务学院教授，世界知名国际问题专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跨国挑战与治理讲席教授。阿查亚教授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东南亚研究、多边主义和全球治理、安全研究和国际关系理论等。阿查亚教授在2014-2015年间曾任国际研究协会（ISA）主席，是史上首位担任该职的非西方学者。
【编译】房宇馨（国政学人编译员，天津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校对】张曼娜
【审核】金 琳
【排版】赵怡雯
【来源】Acharya, & A. (2011). Dialogue and Discovery: In Search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ies Beyond the West. 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39(3), 619-637.
期刊简介
《千禧年；国际问题研究》（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依托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由Sage负责出版，旨在发表批判性、理论性和突破边界的国关类文章，以及来自社会科学其他领域的具有全球性维度的原创性思维。作为少数完全由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编辑的学术期刊之一，该期刊正努力实现知识的多元化与多样性。每年10月，该期刊会举办讨论批判性国际研究最新发展的论坛。
对话与发现：探寻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Dialogue and Discovery: In Search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ies Beyond the West
Amitav Acharya
内容提要
国际关系学界逐渐认识到，包括理论和方法在内的国际关系学科，往往忽视了西方以外的声音与经验。但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并推动国际关系学向前发展呢？尽管有人质疑是否有必要区分“西方”和“非西方”（或者“后西方”）的标签，但也有其他观点，有学者称相信现有的理论和方法已满足现有研究的需要，有学者坚定支持特定国家的国际关系学派，还有一些人将近来拓展国际关系理论的尝试斥之为“模仿”。在回顾了上述争论之后，本文提出了相关深化国际关系研究的路径，以期展现全球性的国际关系学术成果。虽然国际关系研究仍然为西方的声音和贡献所主导，但依然有可能从“非西方”的背景和现实中建立不同的替代性理论。
文章导读
01
争议问题
在本节中，作者主要讨论三个在发展国际关系研究中已引起争议的问题：
1. 现有的国际关系理论是否已足以解释“非西方”的经验和声音，以及那些尚不足以解释的理论是否正在扩充自身的分析范畴以期触及整个世界的问题和关切。
2. 对本土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是否最终仅是在模仿西方理论。
3. 是否应该通过国家或地区“学派”发展国际关系理论。
近来的研究提出了一个问题：现有的国际关系理论是否能够正确回答所有该领域学者所感兴趣的主要问题？结论是否定的。在解释非西方世界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关系，国际关系理论确有不足之处。国际关系理论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不断的拓展和发展中，国关理论与非西方世界的联系日益密切。因此，简单通过检验、拓展和修正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等现有理论来弥合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南北差距并不能解决变革的需求。真正需要的是“针对南方国家的国际关系提出替代性理论”。这便引出了一个问题，即关于国际关系理论的部分非西方阐述究竟是对西方的简单模仿还是“真正的”后西方呢？
判断“西方”或者“非西方”的准则究竟是什么？显然，国际关系批判理论可供参考，但正如上文所述，这些理论也并未脱离西方的影响。为更好地解决当前的问题，我们是否应该从本土出发，然后与现有的西方理论相联系？这便需要减少以检验理论为目的的“演绎”，而更多依赖于“归纳（induction）”，即根据本土经验加以总结，或“不明推论式（abduction）”，即“将理论与实证结果辩证结合，在两者之间来回摇摆以得出恰当的解释”。
如果此类路径能够避免陷入常易出现的几大陷阱，那么便可受人接纳。第一个便是过为激进的民族主义和狭隘主义。当然，此类学派并非总是对内同质而对外排他。在英国学派内部，领导地位与命名方面也有分歧。但国家或地区学派可能在思想和方法（并不涉及意识形态）上有所束缚，为多元化和跨国/地区的讨论制造障碍。同时，国家学派也不可避免地成为了一个国家（或者说大国）的国运更迭（衰落或崛起）的合理化解释。如英国学派便反映了一个特定国家的发展背景和实践经验。
另一个问题是，特定国际关系理论流派的发展是否是大国（如中国、日本、印度）的专属。当然，鉴于历史上大国（英国、欧洲和美国）与国际关系理论之间的密切联系，这一点并不难理解。如果中国并不是一个崛起大国，那么关于中国国际关系学派也不会为人所注意。
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中国学派”确实引起了学界特别的兴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内围绕“是否应该和有能力建立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中国早期的国际关系理论建构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反对霸权主义”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等主题之上。但这招致中国国内部分学者认为，他们认为这是合法化中国解释世界事务的一种官方行为，尝试构建本土的国际关系学派以为其“和平崛起”奠定理论基础。中国学派的构建还同时伴随着某些优良的传统思想和制度（如儒家思想）的复兴。秦亚青认为，所有的社会理论必定有聚焦于“大理念”或“大问题”的“理论内核”。对中国而言，这便是大同思想或“协和万邦”的思想，即朝贡体系、“普天之下”世界观（天下）中的关键元素。
02
展望未来：应该研究什么？
目前国际关系理论以多种路径支配并排斥非西方行为体及其经验，对此进行辩论与对话十分重要。但我们也需继续探索，找到包含非西方声音和经验的补充和替代理论来源，作者将在下文中分别论述。
（1）国际体系谱系
关于国际体系谱系，较好的切入点是目前主流的“威斯特伐利亚”式观点。当正如布赞（Barry Buzan）和利特尔（Richard Little）所言，“基于威斯特伐利亚的国际关系理论不仅不足以理解近代的国际体系，而且……由于缺乏历史视角而难以回答或解决有关现代国际体系的最重要问题。”
如布尔（Hedley Bull）和沃森（Adam Watson）等英国学派早期的理论家认为，现代国际体系是非西方社会在全球范围内普遍接受欧洲国际社会规则及规范的结果，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说法由此而来。欧洲国际社会对外扩张，是非西方统治者未能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持己待人的结果。然而，经过对欧洲东印度公司与亚洲统治者间原始条约的分析，亚历山德罗维奇（C.H.Alexandrowicz）通过分析欧洲东印度公司与亚洲统治者之间的原始条约质疑了现有的观点，即欧洲人总是认为非西方社会是不平等的，并在“文明标准”的基础上对待他们，以驳回他们对主权的要求，并将他们排除在国家社会之外。相反，“两个世界的接触是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的，随之而来的商业和政治交易，远远不是在法律真空中进行的，而是由适应当地国家间交往习俗的国际法（law of nations）所管辖的。
但上述的研究和目前对前威斯特伐利亚国际体系的探索仍然有限。关于前威斯特伐利亚国际体系的文献主要关注军事-安全互动以及接近无政府状态（如希腊城邦或战国时期的中国）或帝国和霸权体系（如罗马和孔雀王朝时期的印度）的关系类型。基于贸易、思想（包括政治思想）和文化的互动被忽视了。国际体系可以从观念的互动中发展，也可以从物质的互动（如战争和征服）中发展。例如，有着悠久的商业和思想交流历史却从未经历统一性征服的东南亚和印度洋地区极少被作为国际体系研究的对象，而罗马帝国治下的地中海世界则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2）能动性（Agency）
有关谱系的议题与能动性问题密切相关。当实证主义的文明标准观点取代自然法时，它否定了非西方国家与社会在国际事务中的能动性，非西方国家与社会不能参与积极的主权博弈，包括重要的权力制衡博弈。然而，如果我们从物质和观念两个维度定义能动性，那么非西方社会也会有很多诉求，即使在西方主导下的现代社会也是如此。亚历山大莫维奇（Alexandrowicz）提出的一个例子就是格劳秀斯（Grotius）的公海（Mare Liberum）概念。格劳秀斯被公认为是公海原则的创始人，人们认为他深受“印度洋海域政权提供的并与欧洲海事实践形成对比的航海自由先例”的启发与影响。
非西方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角色已被定义为异议与反抗，布尔将其描述为“对西方的反抗”。学者们可以进一步扩展这一论点，认为所谓的第三世界已成为国际规则与规范的制定者。这其中包括在原有的本土理念和实践的基础上对欧洲主权准则进行的重大修改和调整，以及在本土背景下制定新的规则并将其输出到更广泛的地区与全球层次上，以影响与塑造第三世界内部的关系及第三世界与西方的关系。拉美和非洲关于后殖民地边界不可侵犯的规范、拉美不干涉原则的加强和制度化、中东阿拉伯主义规范以及亚洲为实现大国联盟和权力制衡去合法化而对不干涉原则进行的建构与修正，都是这种规范性能动作用的案例。尽管其中一些规范源于西方，但是这些规范的创新性适应与回归是能动性的重要例子，能动性在国际关系理论中需占有一席之地。
（3）国际关系理论的人性化
近来关于国际关系理论争论（尤其是后实证主义对“新新合成”的挑战）的一个关键议题是国家在主流国关理论中的中心地位。因此，将个人置于国关理论的中心对于替代性国际关系理论的相关思考极具吸引力。国际关系学各分支中以“人”为前缀的方法日益凸显，例如人的发展、人的安全、人道主义干预、人道的全球化以及从早期至今的人权研究，都是具有根本意义的重要发展。
这些概念和见解关注了很多主流关系理论所忽视的关键挑战。人的发展/安全中的指涉对象并非一定是个人（individual person），而是人（people）或更加多元且包容的社会。尽管国际关系批判理论（包括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与这些以人为取向的方法有着部分相同的关注点，但正如一些学者所言，后者能够在国际关系批判理论的范围之外实现概念化。事实上，尽管有关人的发展和人的安全的观念是由非西方学者提出的，但这些观念却被加拿大和挪威等西方政府所推崇。因此，国际关系理论中人的视角对任何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研究而言都是本能且必需的。
这些以“人”为前缀的概念，特别是其含义、适用议程、发展路径及这些概念（特别是人的安全概念）是否因太过宽泛而没有分析意义、是否太过理想化而达不到任何政策目的，关于以上种种问题仍存在悬而未决的争论。这些问题是批判方法对当下国际关系理论所提出的。但是，这些概念之间的联系并未得到充分理解而且经常引发争议。例如，人的发展（免于匮乏的自由）与人的安全（免于恐惧的自由）有何关系？从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角度来看尤为有趣，因为这导致了南北分歧，尽管现在人们越来越接受，人的安全既是免于恐惧的自由，也是免于匮乏的自由。此外，纵然以“人”为前缀的概念引起越来越大的兴趣，但其尚未达到挑战任何主流理论中国家中心地位或国家所控制的国际制度的地步。
（4）推动区域研究回归
在近来有关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对话中，一大有趣却隐含危险之处在于其认为这些国关理论大多并未提及或没有认真对待区域研究传统。不知何故，区域研究似乎过时了。从某种程度上看，区域研究的非理论性导致其与国际关系学相区分，特别是对于那些关注理论的学者来说。另一原因是，无论是由于全球化还是决策者缺乏需求（意味着无法维持区域研究所需的资金），区域研究的整体理念正在变得过时。这一观点在20世纪90年代较为流行，但在如今却备受质疑。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当非西方学者抛弃了非西方国际关系研究历来依托的区域研究时，西方学者却愈为推崇区域研究在国际关系学中的回归。
（5）当代地区世界
全球学者对地区主义和地区秩序比较研究的兴趣日益增长，丰富了国际关系理论的来源，尽管其潜力尚未充分发挥。由于国际关系学者被本土和地区背景及其所处时代的关切所吸引，因此理论话语实现了有效的区域化：对于亚洲，理论更多关注的是发展（现在是“崛起”）；对于非洲，更多关注的是边缘化；而对于拉丁美洲，关注的是依附、霸权和保卫民主……皆为国际关系理论做出了重大贡献。作者详细了论述其中三个方面的贡献。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更具普世性的主张与非西方世界中地区及地区秩序的政治与安全现实之间日益脱节，这在非洲的案例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如前所述，因涉及“法理”主权与“经验”主权的区分，非洲在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地位被极大地低估，但非洲对国际关系理论的真正挑战在于其他方面。如凯文·邓恩（Kevin Dunn）所述，（1）非洲经验挑战着新现实主义的无政府状态——等级制的区分，因为在那些无力进行自我管控的国家内没有沃尔兹所谓的等级制；（2）鉴于国际行为体在维持非洲脆弱国家运转方面的突出作用，非洲经验挑战着国际关系学中的国内——国际的区分。因为国家让位于多种其他形式的权威或与其竞争，非洲经验也挑战着国家在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中心地位。
拉丁美洲的案例表明，地区在政治与经济方面对霸权的反抗是理论发展的丰厚基础。哈鲁阿尼（Haluani）确认了几种深深植根于拉美经验的理论，包括依附理论、民粹主义、解放神学和拉美美洲经济委员会思想。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CEPAL）是联合国针对拉丁美洲设立的一个经济委员会，利用其提出的思想主张（即“依据本土的能力和优先事项，研究本土模式”）挑战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发展与改革战略。这种拉美经济委员会的思想在非洲、亚洲等地区也有相似的论述，因此创造了一个更具普世性的基础。
亚洲是学者们对理解地区制度有何及为何不同和这些差异对国际关系理论有何启示日益感兴趣的关键。欧洲地区主义与世界其他大洲（特别是亚洲）地区主义之间的差异削弱了欧洲地区主义的“范式地位”。亚洲制度和欧洲制度之间有所不同，如前者的区域主义是软的、非正式的、网络式的，而后者则具有高度制度化和合法化的多样性。学者们需要更多地研究不同地区的独特性以及地区制度设计与绩效方面的差异，这对提升国际关系理论的多样性具有重要意义，并使我们能够专注于全球秩序的本土构建——这是应对超全球化视角的必要筹码。
03
如何研究国际关系：认识论问题
帕特里克·杰克逊（Patrick Jackson）的研究对国际关系学的多元化进行了有力的论述，打击了那些错将非西方经验与声音视为“地区研究的素材”或“不科学的”的说法。
对杰克逊而言，科学知识有三个不可或缺的“组成内容”：必须是系统性的、有能力接受（并可以应对）公开批评而且“必须以创造世俗知识为目的”。这里要注意第三点，从非西方世界中引入国际关系理论的大部分内容可能确实是“世俗知识”，但其他涉及宗教、文化和精神的部分并非如此（可能介于科学与精神的交界处）。因此，沙尼（Shani）认为，应将锡克教或伊斯兰教视为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来源，因为“相较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这些非西方世界的宗教理念提供了一个有关普世性的替代性概念，和一个潜在的更能体现‘连带主义’国际社会概念”。
为了说明从非西方哲学中获取国际关系知识所涉及的复杂性和困难性，作者选取佛教为例进行论述。一些学者可能会想要比较佛教哲学的信条与建构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的一些核心理念，特别是建构主义所认为的“利益与认同（自我与他者）从来都不是永久不变的，而是通过互动而不断变化和演变的”。在某些学者看来，将现代概念投射于古典智慧似乎是一种方法论上的错误。但是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家并没有羞于给修昔底德、托马斯·阿奎那、马基雅维利、霍布斯和康德等古典学者贴上现实主义、自由主义的标签。我们能否认为佛教中的空性论（theory of emptiness）和诸如“自性（self-nature）”、“缘起（dependent origination）”和“阿赖耶识（store consciousness）”等思想太不科学或太过超脱世俗而不能在国际关系学中占有一席之地？在作者看来，答案应当是否定的，特别是考虑到其可帮助我们理解这些宗教信仰和方法中所包含的行为体的行为背景、动机和结果。
04
结论
国际关系学面临的一大重要挑战是学者们未能以双向对话的形式理解与推动其发展。由历史与认同塑造的权力结构与知识偏好阻碍了对能动性与其他声音所做贡献的认可，即便我们知道它们是真实存在的。哈钦斯教授在论述苏格拉底式和哈贝马斯式两种对话传统时，揭示了对话中的“西方”的概念不是、也从未是一个中性的描述性术语。例如，她认为：“将古希腊的思想与实践等同于‘西方’显然是有争议的。古希腊思想并非产生于真空中，而是受到非洲和亚洲思想传统的塑造与影响。因此，它不仅仅是‘西方的’，也是‘非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也极少被视为一个双向的过程，在其过程中所融合的其他社会与民族的观念与经验也未被重视。
因此，作者本质上主张的是国际关系学科应承认其全球性渊源。此处，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关于印度民主对话根源的观点颇具启发意义。在其著作《惯于争鸣的印度人》（The Argumentative Indian）中，森首先指出，印度的民主实践不仅仅涉及选举，还涉及公民对话，包括“听取不同观点的意愿”。这印证了印度“源远流长、有迹可循的好辩传统”。为了阐明自己的观点，森援引了《薄伽梵歌》（Bhagavad Gita）中克利须那神（Lord Krishna）与阿朱那（Arjuna）战士关于战争的必要性和道德性的争论。但森也指出，这种对话传统并非印度所独有，而“实际上是一种全球性遗产”。因此，他拒绝接受“这一传统‘某种程度上属于西方，然后由西方决定是否将其强加给他人，而不是承认其全球性背景’”的基本假设。
然而，国际关系理论似乎完全起源自西方渊源。只有揭示出使国际关系理论全球遗产变得隐晦的假设与权力结构，我们才能从异议走向对话，然后从对话转向探索。实际上，这才是本文的核心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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