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到宋神宗时期北宋名人扎堆，原因何在？
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曾巩，被誉为“唐宋八大家”，虽然最初的选择标准以散文水平为主，但事实上这八位在诗词、政治、思想以及个人修养等层面也都是一等一的人物。
“唐宋八大家”中，有六位出现在北宋，更惊人的是这六位都生活在同一时期。欧阳修、王安石、苏轼、苏辙和曾巩五人从宋仁宗时期就同朝为官，后来又历经英宗朝和神宗朝，可谓三朝元老；苏洵出生于真宗朝，但其生命的大部分时光是在仁宗朝度过的。
宋仁宗、宋英宗、宋神宗三朝可以说是名人辈出的时代，除八大家中的上述六位之外，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像范仲淹、晏殊、柳永、秦观、黄庭坚这样的大文学家和大词人，出现了像司马光这样的史学家，像张载（其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和周敦颐（《爱莲说》的作者）这样的大思想家、哲学家，以及像沈括、钱乙、王唯一这样的科学家和医学家。
毫无疑问，那是一个文化高度繁荣的时代，那么如此繁荣的背后有何深层次原因呢？
物质足够充裕
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高水平的文化繁荣肯定是以足够的物质基础做支撑的。当生存不再成为文人需要考虑的问题时，他们才会有闲情雅致去吟诗作对。而宋朝，尤其北宋，恰恰是一个经济水准很高的时代，宋人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详细记录了北宋末年（宋徽宗时期）东京汴梁城的繁华景象。
《东京梦华录》（宋）孟元老：
举目则青楼画阁，棱户珠帘，雕车竞争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绮飘香。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八荒争凑，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庖厨。
宝马雕车香漫路，酒楼茶馆林立，金翠满街，管弦乐曲遍布烟花巷陌，四海八荒的奇珍异宝都能在集市上买得到，吃得到。这就是孟元老看到的汴梁城的景象，而且这还是宋徽宗时期的样貌，北宋末年都如此繁华，何况是宋仁宗到宋神宗的盛世时期呢？
市井文化盛行
从宋朝开始，正式取消了宵禁，开始有了夜市。更重要的是，在宋朝以前，商人必须在固定商业区做生意，而且商人的户籍叫市籍，是被人看不起的，而在北宋，市籍被取消，征收交易税的机关也被移到了城门，于是整座城市都变成了商业区，所有城内居民都在理论上成为了“市民”。如此一来，被士人阶层看不起的市人地位得到了提高，城市变得空前繁荣。
勾栏瓦舍等娱乐场所的兴起，使得北宋的市井文化非常盛行，诗人词人的诗作和词作成为流传于勾栏瓦舍酒楼茶馆的歌词，成为市井文化中不可缺少的载体。而且文人们也不觉得给歌女填词有失身份，像柳永这样“专职”为歌女写词的文豪就不说了，连做到宰相的晏殊都是写歌词的，可见北宋时期是怎样一种文化氛围。
文人地位崇高
北宋是有名的重文轻武，虽说这一点常被当做缺点来说，但在客观上，北宋对待文人的礼遇程度给了文人极大的自信和使命感。北宋祖制不杀文官，因此北宋的谏官和宰相们都是非常敢说话的，中书门下可以驳回皇帝的诏书，大臣面圣时甚至经常对皇帝拉拉扯扯。当初宋神宗想把司马光从谏官的岗位调到翰林院，一件看似极为简单的事遭到中书门下宰相们和司马光谏官同事的屡次反对，无奈之下宋神宗只能亲自写信向司马光解释调职原由。
在尊重文人的大环境下，才出现了像张载那样”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豪言壮语。这一时期的文学家比如唐宋八大家中的六位，再比如范仲淹、司马光等等，从他们的人生经历以及所作所为来看，无一例外都是德才兼备的大贤，“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样的话都是一以贯之的。
士人阶层风气清正
总的来说，在徽宗时代以前，北宋士人阶层的风气还是比较清正客观的。即便在范仲淹之后，因为政见不同产生了不同的派别，但在总体上还是保持了文化的多元化，理论的多元化。
在朝堂上争得最激烈的王安石和司马光，私底下其实是两位不折不扣的君子。举个例子，在王安石去世后，身居宰相高位的司马光虽然废除了新法，但在个人层面并没有对王安石落井下石，反而要求朝廷给予其厚葬。包括曾极力反对王安石新法的苏轼，也在给王安石赠太傅衔的诰命中给予其比较公正的评价，对王安石的学问贡献和个人才能报以高度评价，并没有因为政见的原因就大加诋毁，彻底否定。
《王安石赠太傅》节选（北宋）苏轼：
使其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
北宋的大文学家都有提携新人的传统，像欧阳修、苏轼、司马光等等这些大家都有诸多门生。宋仁宗时，尚未科举中榜的曾巩就已经得到了欧阳修的帮助和认可，当时曾巩和王安石的关系非常好，王安石考中科举后在地方做官，而曾巩科举落榜后在家艰难维持生计，曾巩觉得王安石有大才，应当为朝廷重用，于是多次写信向欧阳修推荐王安石，以落榜生的平民身份推荐一个科举第四名的天才和官员，曾巩的人格和心胸可见一斑。
太多的故事证明，至少在北宋徽宗以前，北宋的士人阶层内部还是比较宽容的，这种宽容不仅存在于庙堂之高，也存在于江湖之远，这是一个非常有利于文化发展的氛围和局面。
结语
可以说，是经济、政治等多方面原因共同促成了北宋文化的繁荣局面，使得宋仁宗到宋神宗这段盛世时期涌现出了大量名人。
司马光在写给王安石的信中曾说，“趣向虽殊，大归则同”，意思是我们两人的观点虽然不同，但我知道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我们的目标都是希望国家富强。两个吵架吵的最凶的人都有如此觉悟，北宋文化焉能不昌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