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良，汉初三杰第一，一个真正把深藏功与名做到了极致的人

张良被刘邦列为汉初三杰第一，后世对其先佐明主建不世之功，后功成身退的传奇经历多有称誉。张良的人生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韩报仇强秦第二阶段为帝者师，辅佐刘邦成就帝业第三阶段功成身退，从赤松子游，修仙学道，退出政治斗争的旋涡张良出身战国后期韩国大贵族家庭。祖父开地、父亲平相继相五代韩王。世代相韩的经历，使张良对韩国有着很深的感情；韩国的灭亡，使张良失去了显赫的地位，断绝了他的仕宦之途。这两方面的因素，使张良对消灭韩国的秦朝政权充满了刻骨仇恨。张良出身于这样的家庭，从小对朝堂斗争、宫廷政治耳濡目染，深明君臣相处之道。韩国灭亡后，张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财求客刺秦王，为韩报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韩故”，终于散尽家财求得一大力士相助，“见仓海君，得力士，为铁椎重百二十斤”，击行刺秦始皇于博浪沙中，却击中副车而未获成功。此时的张良一直为韩国的复兴尽心竭力。但是随着秦末战争的持续，对天下大势有着深刻洞察力的张良很快发现，由于时代不同，天下一统已是大势所趋，已经不可能再回到春秋战国那种诸侯割据的状态中了。

打开凤凰新闻，查看更多高清图片这一时期的张良，在思想倾向上是摇摆不定的，一方面既有的兴复韩国的政治愿望仍然强烈，另一方面他又看到天下一统是大势所趋，诸侯割据很难重现，而他“数以太公兵法说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为他人言，多不省”。这使他意识到沛公“殆天授”，他看到了刘邦统一天下的潜力和可能性。是按照自己原来的理想继续为兴复韩国而努力，还是顺势而为，辅佐刘邦成就大业，以实现发挥自己才能，建功立业，实现人生价值，张良陷入了两难之中。项羽灭秦分封后，张良虽跟随韩王东归，继续为希望渺茫的韩国复兴而努力。直到韩王被项羽所杀，张良最初的政治理想彻底破灭，无路可走，不得不投奔刘邦，为刘邦出谋划策，在辅佐刘邦统一天下中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

为帝者师张良不属于刘邦嫡系的丰沛集团，出身又远远高于来自社会下层的丰沛集团诸人，这种处境是很尴尬的，如果举措不当很容易受到猜忌，因此他把自己定位为“帝者师”。张良最初破家求士刺杀始皇帝，博浪沙一击，震动天下，其胆略勇气可谓惊人。后来避祸下郑，遇黄石公授以太公兵法，“良因异之，常习诵读之”。由此可见张良深通兵法韬略。陈胜、吴广大泽乡起义后，张良“亦聚百余人”，举义反秦。遇到刘邦后，“沛公拜良为厩将”。项梁立韩成为韩王后，“以良为韩申徒，与韩王将千余人西略韩地，得数城，秦辄复取之，往来为游兵颍川”。后来张良又“引兵从沛公，下韩十余城，击破杨熊军”。由此可见，张良是有很强的带兵打仗的能力的，并曾立下很大的战功。但在跟从刘邦之后，张良却再也不曾领兵打仗，“未尝特将也，常为画策臣，时时从汉王”，其理由是“张良多病”。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此前张良领兵打仗的事实就无从解释。张良的所谓多病也许是实，但并不严重，根本无法成为未尝特将的理由，恐怕更多的只是一种避免掌握军权，受到猜忌的借口。

张良洞察世事人情，深刻理解追名逐利的人心，他根据当时时代的实际情况，秉持实用主义，在为刘邦出谋划策的过程中，多次向对手诱之以利，通过利益交换达到自己的目的。例如，刘邦率军西进关中灭秦途中，打算攻打秦朝的晓下军，这时张良建议：“秦兵尚强，未可轻。臣闻其将屠者子，贾竖易动以利，愿沛公且留壁，使人先行，为五万人具食，益为张旗织诸山上，为疑兵，令邮食其持重宝啖秦将”。结果大获成功，“乃引兵及秦军，大破之”。鸿门宴后，张良又利用项羽叔父项伯贪财的特点，把刘邦赠给自己的财物转送给项伯，替刘邦争得了靠近关中、地势险要的汉中地，为刘邦反攻关中乃至进而东伐项羽奠定了基础。汉五年，刘邦与韩信、彭越约期共击项羽，韩信，彭越到期不至，导致刘邦大败。这时张良劝刘邦：“楚兵且破，信、越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与共分天下，今可立致也。既不能，事未可知也。君王能自陈以东傅海，尽与韩信；睢阳以北至谷城，尽与彭越。使各自为战，则楚易败也”。刘邦从之，遂破项羽垓下。张良的做事方法，既立足于现实，从实际情况出发，行之有效，又顺应了君主的处事风格，符合君主的战略意图，因此备受刘邦重视和信赖。张良深明狡兔死，走狗烹的道理，因此时刻谨言慎行，早早图谋自全之道。西归关中之前，张良是韩王之臣，并非刘邦臣下，却基于朋友之义多次帮助刘邦，为刘邦出谋划策。但是自始至终却从未见张良与刘邦的臣子有任何交往。除了垓下之战前为刘邦画策，以封爵土地利诱韩信、彭越共击项羽外，他与刘邦之臣既无交情，亦无任何的矛盾。这说明张良深明功利重臣相交是君主大忌。张良从不参与政治清洗。从汉六年到汉十二年，韩信、彭越、英布等功臣相继被诛杀。在此过程中，被称为“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在西汉立国过程中常出奇计的张良却没有发挥任何作用。在诛除韩信的过程中，另外两位重要的谋臣萧何和陈平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消灭英布的过程中，陈平也跟随刘邦，多出奇计。显然，与萧何、陈平两人不同，足智多谋的张良不愿意参合到政治斗争，特别是诛杀功臣的残酷斗争中去，因为这不符合他一贯淡泊名利、远离纷争的处世态度。

天下安定后，张良虽然淡泊名利，多次表明自己不愿参与朝廷事务的政治态度，一心修仙学道，从赤松子游，但是最终却不得不卷入立废太子的纷争中去。吕后看中张良一向不在朝廷任职，置身于政治斗争之外，不牵涉朝堂利益纷争，认为他的劝谏才更有可能得到刘邦的认可。所谓疏不间亲，张良知道掺和皇家储位之争是作为朝廷重臣的大忌，况且也不符合他忍让谦退、明哲保身的一贯立场，但是迫于吕后的压力又不得不有所行动。于是他采用了一种迂回的做法，让吕后请出刘邦素所敬仰但却无法招致的四位隐士为太子站台，利用刘邦对这四位隐士的敬重来使他改变态度，后来果然收到奇效，使刘盈顺利保住了太子之位。这样，张良既未直接参与储位之争，以免引起刘邦猜忌，同时又用迂回的战略达到了目的。

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笔者觉得，道家的贵柔知止的思想对张良不贪慕权势富贵、淡泊名利的自全之道有着重要影响。《道德经》认为“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做人必须要知足，“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做人做事如果不知适可而止，审时度势，必然招来灾祸。只有“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在道家看来，追求功名富贵除了延祸及身外，没半点别的好处。张良作为道家人物，深请此中要义。《道德经》认为，“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道家的隐逸思想对张良在天下安定后一心求去，从赤松子游的人生选择有着深远的影响。可以说，张良是道家入世济民，出世隐逸思想的早期模范实践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