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作家 || 李培战：上学那会儿
上学那会儿
文/李培战
人人都有梦想，我也不例外。我的梦想是有一天戴着墨镜，开着兰博基尼环游世界。为了梦想的早日实现，我从七岁就开始奋斗了。
我是被母亲死拉硬拽到学校去的。那年，母亲一手提着书包，一手拽着我的衣领，几乎恳求似地问我，你咋就不悦意上学？我反问母亲，关进笼子的鸟会快乐吗？现在想来，我那时真是聪明过头。临末了，胳膊到底还是拧不过大腿，一来为了给当教师的母亲留点情面，二来同龄人都背着书包进了学校，剩我孤零零一人更是无趣。我只好选择委曲求全，要不然，哼！我那时生活上也很挑剔，专挑瘦肉吃，诸如白菜、茄子、白萝卜、芹菜以及南瓜之类一概不吃，母亲说我是个富贵嘴，这饭是没法做了。
一进小学，才发现学校是孩子真正意义上的天堂，那里充满了新奇与欢乐。邻村的孩子都在我们这里上学，我开始广交朋友，乐此不疲。我所在的小学总共就三位老师，一个是我的母亲，一个是我的远房舅舅，另外一个虽与我扯不上某种关系，但也不足为惧，他对待学生向来就像他的姓，他姓阮，其实我心里一直叫他“软”老师。仗着这么强大的靠山，我在学校里呼风唤雨、称王一时。当然，也有几个高年级的学生看我不顺眼，抽空过来捶我两下，我只好抹着鼻子去告老师。最后发现，被人家捶了，就白捶了。那时候，学校没有灶，教师们都是挨家挨户在学生家里吃饭的，一个学生管两天。所有孩子都担心这个，因为老师会趁机反映孩子的在校情况。轮到我们管饭的前几天，我就忐忑不安起来，已经连续几个周没交过作业了，这可如何是好？幸好，阮老师只是淡淡地问了句，家里很忙吗？应该给孩子留点写家庭作业的时间。父亲“嗯”了一声，带有杀气的目光扫了我一眼，一旁的我耳红面赤，无地自容。不得不承认，我不爱学习，尤其数学。父亲庄家活很忙，只有在雨天的时候才会关心我的学习，他说笼里有8个馍，吃了3个，问我还剩几个？我自信满满地答曰：还剩11个。小学就在这浑浑噩噩中度过了。
上初中要到2里路以外的一个村子去，离开了靠山，我收敛了许多。姐姐比我大两岁，她读初三时我读初一，经常一起去上学。那些年，我们是自带早餐的，所谓的早餐，也就是母亲蒸的馍，条件好点的，还会带点辣子面，往里加些盐，搅拌均匀后，用馍蘸着吃，特爽！超过瘾！早读时，趁老师不留神，我就偷偷地在桌斗里蘸一口辣子馍塞进嘴里，“吸溜吸溜”地背着自己都读不通顺的古文。冬季去上学时，天空还是一片漆黑，我和村里几个同学结伴而行。有人提议，弄点场里的麦秸来烤火，其余人都点头同意了。反正时间也早，烤完火再去学校也不迟，大家都这么认为，天真的太冷。一连几天，那个麦秸垛明显陷下去了一个深槽。我们的火堆也越来越大，欢声笑语越来越响，美其名曰“篝火晨会”。就在那次，我们正在享受这冬天里的一把火时，一个铁耙猛地从黑暗的夜空砸下来，幸亏没有砸到人，我们几个撒腿就跑，个个面无血色。再烧我家的麦秸，非把你们几个的腿打得向后长，麦秸垛的主人在后面发狂似的大喊。后来，我们再也没有烧过一把麦秸。现在想起来，还真有些后怕——把腿打得向后长会是怎样一种情形呢？还有一次，到校时天麻麻黑，老远就看见班主任已经站讲台上督促早到的学生晨读了。我急急忙忙从两颗桐树绷着的晾衣绳下钻过去，大步流星地跨进教室。一进去却引得孩子们哄堂大笑，我继续走向我的座位。站住！班主任严厉地喊了一声，脸涨得通红。紧接着又是同学们笑得人仰马翻。当我把肩上的书包甩在课桌时，两个眼珠差点没掉出来，表情凝滞得如同一尊泥像。竟然把老师晾衣绳上的胸罩挂书包上了，天啊！还在教室转了半圈，那一刻的我尴尬至极。初中的时光，就这样不尴不尬地匆匆溜走了，稀里糊涂就上了高中。由于一周回一次家，同学们都是从家里背馍。夏天，馍放两三天就会长毛，周四周五就要花钱在外面买饭吃，父亲每周给我10元钱，我花得仅剩下2毛钱，而姐姐每周带5元还能剩下3元。父亲问我为啥还剩2毛钱？我答：怕自行车没气了，2毛钱是留给打气用的。印象比较深的一回是个周日下午，我高烧未退，骑着自行车往学校赶，眼看到了校门口，为了避一辆汽车，人带自行车一起翻进了一个泥水沟里，母亲给我装的馍全部泡进了泥水里，我艰难地爬起来，半个身子已湿透，周边看热闹的人很多。我并不觉得身体疼痛，可心很疼。
再后来，我上了大学。半年回一次家，虽说少了家务劳动，但心里却高兴不起来。每天过着教室、宿舍、阅览室和厕所四点两线式的双重生活。条件好的舍友，都有手机，我看在眼里，羡慕在心里。为了面子，我用父亲打的生活费偷偷买了部摩托罗拉手机，为此付出了一两个月都在吃泡面，或者干脆不吃饭的沉痛代价，可手机不到两月就出毛病了，拿去修理时，师傅说是翻新机。
毕业后，我给自己在南方谋了份工作。远在千里之外，不想家是假的。一月后，我给家里挂了电话，接电话的是母亲，我叫了一声妈，就开始哽咽了。母亲以为我出了什么状况，在电话一头急切地询问情况。待我情绪稳定后说，没事，就是想吃你包的萝卜包子了。哎，如今只能一年回一次家了，记得那年腊月二十七匆匆赶到家，正月初三又要离开，母亲叹息道，这才能待几天啊。那时火车票还没有实名制，票都掌握在黄牛手里，200元的票价我需要拿高出两倍的价钱去购买，还得寻情钻眼。为了节省钱，28小时的路程也是硬座，我理解的硬座，就是硬着头皮也要坐下去。离开家那天，天空飘着雪花，母亲帮我拾掇好行李并未远送，出门时，她说，路上有泥水，裤腿挽起来。走出几步，听不见母亲的声音，待我回头看时，她已泪流满面。
经过多年打拼，我的梦想已经实现了一半，墨镜有了，就差辆兰博基尼了。说明一下，墨镜是20元的地摊货。
李培战，陕西省青年文学协会会员。作品见于《陕西农村报》《西安晚报》《文学陕军》《微型小说选刊》等省市级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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