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汉东：吴越武肃王金书铁券考略
公元978年，钱弘俶遵循祖训，以苍生为念，归于宋朝，实现中华一统，受到史家的赞颂。
由于钱镠的战功显赫，曾获得唐王朝颁发的铁券金书，俗称免死牌。中国历朝历代所赐予的“铁券”不胜枚数，然而，随着历史的变迁，大多灰飞烟灭，不见踪影，唯有钱镠的铁券金书，经历千年，饱经磨难，奇迹般地被保存了下来：由浙江嵊州长乐钱氏后裔捐献给国家，成为国家博物馆一级珍贵文物向世人展示。那么铁券金书究竟是怎么来的？它有什么作用？
钱镠金书铁券（国家博物馆藏）
铁券金书为皇帝契约
铁券金书，也称丹书铁券、金书铁券，是古代皇帝与臣子所订的契约——将皇帝与功臣、重臣的信誓，用丹砂或金等写在“铁券”上，故称“金书铁券”，因具有刑罚豁免权，俗称免死金牌。铁券外形如筒瓦形的铁制品，两券合而为一整体，左券颁给功臣，右券藏入皇家内府或宗庙内，遇到特殊情况，将两券合在一起，以验真假。铁券上的信词，最初用丹砂填字，合称“丹书铁契”。后梁用银粉填字，故《资治通鉴》作“银券”；隋时用金填字，亦称“金券”、“金书”，辽代用金填字，故《辽史》作“金券”；《明史》则因铁券可世代相传而称为“世券”。许慎《说文解字》里说“符，信也”。据考，先秦时代，符节是用作凭证的一种信物，一般用竹木做成。《信陵君窃符救赵》的符就是国君的信物。
从目前掌握的资料考证，丹书铁券发明人为汉高祖刘邦。史载：刘邦建立汉王朝后，“命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定章程，叔孙通制礼仪；又与功臣剖符作誓，丹书、铁契、金匮、石室，藏于宗庙”。丹书铁券中的誓词有“使黄河如带，泰山若厉，国以永存，爰及苗裔”。汉高祖为笼络功臣，给功臣颁发“丹书铁券”作为褒奖。他大概觉得竹木易朽，不足以表达自己拥有天下并与功臣世代永享富贵爵禄的决心，遂易之以铁。《后汉书·祭遵传》：“丹书铁券，传于无穷。”受赐者莫不感到皇恩浩荡，世代效忠朝廷，将其装进金匮藏于用石建成的宗庙内。
其实皇帝信誓旦旦，但认真兑现承诺的并不多。如韩信、彭越等都是大功臣，结果都落得兔死狗烹的下场。至于功臣子孙更无免罪特权，稍触刑律，即绳之以法，如丞相陈平的后裔抢人老婆，被处以死刑。史学家司马迁曾作统计：“汉兴，功臣受封者，百有余人”，汉武帝太初时，只过了一百年，仅有五个功臣后裔保留封为侯爵，其余均因犯法而获死罪。
自汉高祖刘邦开启以铁契褒奖、笼络功臣的先例，后世帝王纷纷仿效，所谓“后代承业，习而不改”，他们认为这种政治策略和手段对于加强统治权力十分有效。三国时期，为笼络周边少数民族，蜀汉对南中诸夷、曹魏对关陇氐、羌，都赐予铁券与之会盟。南北朝时期，战乱频仍，丹书铁券的誓词，由汉初的世袭爵禄一改而为免除死罪。唐代免除受赐者叛逆罪之外的死罪一次或数次，成为唐政府赏赐铁券的主要内容。唐末，不仅受券者有免除死罪的特权，还涉及宽宥其子孙死罪特权。诸如钱镠恕9死，子孙3死。
文学作品也有渲染铁券金书以增加其神秘感和影响力的。小说《水浒传》第九回写店主人介绍柴进时说：“俺这村中有个大财主，姓柴，名进，此间称为柴大官人，江湖上都唤做'小旋风’。他是大周柴世宗子孙。自陈桥让位，太祖武德皇帝钦赐予他'誓书铁券’在家……”第五十二回再次写柴进道：“小人是柴世宗嫡派子孙，家间有先朝太祖誓书铁券。”此“誓书铁券”，是“丹书铁券”的一个异称，宋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从后周柴家手中谋得皇位，赐柴氏“丹书铁券”，柴氏后人犯罪不得施刑，历史上确有依据。
铁券金书曾饱经磨难
钱镠的铁券金书经宋代陆游、明代刘基等人题跋，还呈宋太宗、宋仁宗、宋神宗、明太祖、明成祖和清高宗等六位帝王御览，成为国宝。历经战火风雨，颠沛流离，这件国宝能完好地保存下来，成为佳话。
熙宁八年（1075年）三月，钱景臻做了宋仁宗女儿秦鲁国大长公主（1060—1146）驸马，“金书铁券”开始珍藏在钱景臻的驸马府。钱景臻跟大长公主结婚时，担任驸马都尉，后受封会稽郡王。大长公主聪明贤惠，是宋仁宗最喜欢的女儿，她在宋英宗主持下嫁给了钱景臻。金人入侵，她变卖全部家产，支持朝廷抗金。徽钦二帝被掳，在赵宋皇室南渡后，她说，国不可一日无君，遂召集皇族、大臣，主持推举康王赵构为皇帝。公主长子钱忱，被加封为荣国公，后又迁升为太师、豫国公等。
绍兴元年（1131年），钱忱奉母之命随宋室南迁，居台州府所在地临海。钱氏居住到台州以后，逐渐成为台州的大族、望族。绍兴四年（1134）夏，宋高宗赐大长公主第“一行”宅，并御题“忠孝之家”四个字，让她安享荣华富贵。“一行”宅扯，在今浙江省临海市台州中学老校园的东侧。“铁券金书”由钱忱携藏在临海宅第，成为台州钱氏的“族宝”。南宋德佑二年(1276年)，当元兵将至天台时，钱氏家人负铁券逃难，死于途中，铁券不知去向。然而苍天有眼，56年之后的元顺二年(1331年)，“铁券金书”被一位渔人从泽库的深水中捞了上来，卖给了邻近村的一个老学究。钱氏十四世孙钱世珪(1276-1346)用十斛谷买回了“铁券金书”。但是浸水太久，嵌在“铁券金书”后半段的金字剥落了许多。“铁券金书”长留临海达767年之久，世守不坠。
文学家陆游83岁时写了一篇《跋唐昭宗赐钱武肃王铁券文》，里面有如下记载。绍兴六年（1136年），在他十二三岁时随母至姨母家，拜见了老长辈大长公主，看到铁券、节度使印等宝物，他说：“铁券实藏卧内，状如筩瓦。今七十余年，乃得见录本于武肃诸孙槱家。后十字，盖文僖手书。某家旧藏文僖书帖，亦有押字，皆与此同。武胜军节度使印，则文僖尹洛时所领邓州节钺也。开禧三年六月乙巳，山阴陆某谨书。”
清代著名学者钱大昕在《潜研堂金石文跋尾》中写道：“券藏白石村民钱文川家。”1895年，岭外钱村发生了一件怪事，日夜有人看守的铁券，竟被人从宗祠里盗走，1901年长乐镇的钱氏后裔花了400两银子从一个常熟人手中再次买回了铁券。铁券终于重返钱氏家族，钱氏后裔为铁券回家，演戏１０天，以示庆贺。尔后每年春节用花轿抬着铁券，在乐队吹打声中迎至大宗祠，与先祖遗像放在一起，以隆重的仪式举行祭祀。
在嵊州县志中记载，1938年抗日战争爆发，长乐也被日军占领。长乐钱氏族人为防铁券遗失，商定将铁券藏在钱赓麟家的深井里。据钱赓麟的儿子钱文汉先生回忆：七十年多前，当铁券送到了他家时，其父母为使铁券不损坏，想了不少办法，先是涂油，后是封蜡，最后将铁券先用棉线缠好再封上蜡，用线捆好投入自家的井里。这口井到秋天水清，一眼见底，文物容易暴露。钱赓麟夫妇每天晚上从外面挑回一担泥倒入井中，将井水搅混。从此，钱赓麟一家人要到很远之地挑水吃。坚守七年，抗战胜利。当年11月，天气已冷，钱赓麟喝口白酒，下井取出铁券，剥开来看，保存完好。
1949年5月，长乐解放，钱氏族人感到人民政府可以信赖，遂将铁券捐献给国家，由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保管。鉴于此物的重大历史文物价值，1959年，当时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将铁券收藏。
钱镠功高获铁券金书
晚唐五代十国被史学家称为“乱斯极矣”，藩镇割据，军阀混战，灾荒频仍，北方十室九空，“浙东大疫，死者大半”，“江南大旱，饥人相食”，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吴越国王钱镠就生于其时。他出身贫寒，少喜习武，因系长子，16岁便冒险去海盐等地，肩挑贩卖私盐至安徽等地，换回钱粮侍奉父母。21岁时，钱镠投身行伍，“骁勇绝伦”，胆识过人，武艺高强，受到石镜镇指挥使董昌的重用。879年黄巢起义军进犯临安，钱镠以少敌多，运用伏击和虚张声势等战术，巧妙地解围。880年，唐朝内乱四起，为保护地方安定，董昌、钱镠联合各县民团，建立“八都军”。董昌其人缺少远见，昏庸残暴，野心日增，他与钱镠历经四年艰苦战斗，平定浙东观察使刘汉宏叛乱后，僭位称帝。
895年，唐朝封钱镠为浙东招讨使，讨伐董昌。钱镠初念董昌提携之恩，且又是同乡，两次劝告董昌不可叛逆。董昌却联合淮南节度使杨行密偷袭苏州、杭州，才使钱镠下决心攻克越州（绍兴），董昌在被押付杭州途中，自惭无颜，投江自杀。
897年，钱镠讨伐董昌有功，唐昭宗特赐“金书铁券”，铁质形如覆瓦状，中穹旁垂，质如绿玉，纵29.8厘米，横52厘 米，厚2.41厘 米，重约132两，上嵌金字350个,正文25行，每行14字，全文端楷甚工，现金字多有剥落。唐昭宗诏文曰：“咨尔镇海镇东等军节度浙江东西等道观察处置营田招讨等使、兼两浙盐铁制置发运等使、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尉兼中书令、使持节润、越等州诸军事、兼润越等州刺使、上柱国彭城郡王食邑五千户，食实封一百户钱镠，朕闻：铭邓陟之勋，言垂汉典，载孔悝之德，事美鲁经，则知褒德策勋，古今一致。顷者，董昌僭伪，为昏镜水，狂谋恶贯，渫染齐人。而尔披攘凶渠，荡定江表。忠以慰社稷，惠以福生灵。其机也氛祲清，其化也疲羸泰。拯瓯越于涂炭之上，师无私焉；保余杭于金汤之间，政有经矣。志奖王室，绩冠侯藩，溢于旂常，流在丹素。虽钟繇刊五熟之釜，窦宪勒燕然之山，未足顾功，抑有异数。是用锡其金版，申以誓词：长河有似带之期，泰华有如拳之日；惟我念功之旨，永将延祚子孙，使卿永袭宠荣，克保富贵。卿恕九死，子孙三死，或犯常刑，有司不得加责。承我信誓，往惟钦哉。宜付史馆，颁示天下。”
在诏文中，唐昭宗褒奖钱镠削平董昌的功绩，称赞他“披攘凶渠，荡定江表。忠以慰社稷，惠以福生灵……志奖王室，绩冠侯藩”。他称钱镠的功劳“虽钟繇刊五熟之釜，窦宪勒燕然之山，未足顾功”。因此，他“用赐其金版，申以誓词：长河有似带之期，泰华有如拳之日；惟我念功之旨，永将延祚子孙，使卿永袭宠荣，克保富贵。卿恕九死，子孙三死。或犯常刑，有司不得加责。承我信誓，往惟钦哉。宜付史馆，颁示天下”。铁券的主要内容是记载被赐者征讨董昌的功绩，券文明言“卿恕九死，子孙三死，或犯常刑，有司不得加责”。这是皇帝赐给钱镠的奖赏和信物。清朝吴任臣在《十国春秋》中称铁券：“晶光闪烁，天语温纯。”
钱镠获得这道“金书铁券”时，感动得哭了，他说:“我才46岁，就受到皇上如此厚赏，恩重难报啊!?”并以此谆谆教导自己的子孙：“要谨当日慎一日，诫子诫孙，不敢因此而累恩，不敢因此而贾祸。”同年十月，钱镠请文学家、钱塘县令罗隐起草《谢赐铁券表》，向朝廷致谢。这件《谢赐铁券表》流传了一千余年，在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浙江省文献展览会时曾展出过，后来下落不明。900年，为了表彰钱王的功绩，唐王朝派人取钱镠画像，悬于凌烟阁。其副本一直由钱氏子孙宝藏，由于年代久远，原件残破不堪，清代裔孙钱泳请人临摹，今摹本藏江苏省常熟市博物馆。
江南文化的核心为五代吴越国文化，宋人编《百家姓》将钱家排在仅次于赵宋皇家的第二家，表明世人对钱氏家族的家国情怀的肯定。钱镠平息战乱后，维护地方安宁，建立吴越王国，定都杭州达八十余年，造就了“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格局，构建了富有特色的江南水乡文化。钱王的仁慈和贤明，使西湖化解了“千年之劫”。据记载：当时中央政府准许钱镠造一座王府，风水先生认为填了西湖造王府是最佳选择，这里风水好，有王气，钱家可享有千年江山。钱镠坚决不同意，说：“百姓靠湖水为生，无水即无民，我还要王气干什么？”他不但没填西湖，还招募了7000名“撩浅军”，专门从事西湖等水域的疏浚工作，后人有“留得西湖翠浪翻”的诗句赞颂钱王。
钱镠对杭州先后进行3次扩建，大大拓宽了杭州城的范围，杭城留下的“百井坊巷”中那九十九眼井，就是钱王开凿的，故俗称“钱王井”。钱镠同时发展经济，扶植农桑，开拓海运，扩大贸易，将杭州建成了“富甲一方”的“人间天堂”。据史料记载，隋末唐初杭州户籍仅15380户，至五代吴越盛时人口激增至10万余家、50万人，盛极一时。
钱王十分重视苏南重镇苏州，虎丘塔亦为钱王所建。他派出第六子钱元璙（公元886-942）前往驻守。钱元璙最喜园林，治理苏州30年，颇有政声，特别是其于苏州园林建设的贡献泽被后世。史书记载他“俭约镇静，郡政循理”，“好治林圃，釃流以为沼，积土以为山，岛屿峰峦，出于巧思，求致异木，比及积岁”。五代诗人贯休曾写诗赞钱镠道“一剑霜寒十四州”，说明吴越国最强盛时他管辖有14个州，成为一时之豪杰。
81岁时，钱镠在杭州病亡，谥号武肃。他遗言要“子孙善事中国”，“如遇真主，宜速归附”，立下 “八训”等，后演绎成著名的“钱氏家训”，使后裔长期受益而人才辈出。对钱镠的功绩，后人口碑不绝，苏东坡写下《表忠观记》的文章。江浙等地，更有不少奉祀他的祠庙和纪念他的地名。北宋欧阳修曾说：“独钱塘自五代时，知尊中国，效臣顺，及其亡也，顿首请命，不烦干戈，今其民幸富完安乐。”
六位皇帝赏铁券金书
国家博物馆珍藏着具有千余年历史的吴越国王“铁券金书”，后世的铁券多系参照这一铁券制作的，曾经过宋太宗、宋仁宗、宋神宗、明太祖、明成祖、清高宗（乾隆帝）等六位皇帝的御览。其中朱元璋曾御览了两次，乾隆皇帝则在览后归还时亲作“观铁券歌”诗文赏赐，并依其形制颁发给功臣、重臣。可以说唐、宋、明、清颁发的铁券，形制相仿。
明洪武二年(1369年)，朱元璋想仿效古代帝王表彰开国功臣，赐给铁券，但无人知晓铁券的形制。这时翰林学士、文学家危素说，临海钱氏藏有铁券，于是朝廷遣人到台州。钱氏后人接到圣旨，不敢怠慢，速将“铁券金书”和钱氏五王画像送到京城。朱元璋与丞相李善长、礼部尚书牛亮等观赏后，照样雕了一个模子，并翻刻制成木刻铁券。钱氏后人仍将“铁券金书”带回临海以世代宝藏。清朝学者凌扬藻在《明史·舆服志四》的《蠡勺编·铁券》中对这事作了记载。这次铁券进京，让朱元璋的朝臣们大开眼界，他们争相吟咏，唱和不停，文坛领袖宋濂还撰文《送钱允一还天台序》来纪念此事。
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清高宗弘历第三次南巡时欲一睹这稀世宝物，钱选等人把“铁券金书”送到常州，让他观赏。乾隆皇帝不但御览了铁券，还把他亲自题写的《观钱镠铁券歌》刻在安置铁券的木盒宝匣上。乾隆题诗云：“表忠观永祀钱塘，铁券却在台州藏。久闻其名未睹物，秋卿同族今呈将。铸铁如瓦勒金字，乾宁岁月犹存唐。皇帝若曰咨尔镠，董昌僭伪为昏狂。披攘凶渠定江表，祲清赢泰保余杭。用锡金版永延祚，克保福贵荣宠长。恕卿九死子三死，承我信誓钦毋忘。徒观剥蚀字漫漶，铁犹如此人何方。龙门致诮带砺誓，赵宋转眼为新王。俊杰识时有弗较，善存桑梓功斯良。其时铁券固不出，南迁后出方羶芗。作歌装匣付珍弆，所嘉谢表撝谦光。”当时一些大臣、名士，如庄有恭、范清供、齐召南、沈德潜、蒋士铨等都赋诗“恭和”，为一时之盛事。
钱镠的“铁券金书”如今在国家博物馆展出，不少钱氏子孙专程前往观赏，我也多次前去欣赏。欣赏之余，感慨万千。时代在进步，社会在发展，如今国泰民安，反腐肃贪，深得民心，不赦“丹书铁券”、不搞“铁帽子王”，更让制度反腐成为稳态的民心所向。但“铁券金书”的文化价值是永恒的，它诠释着一个家族的兴衰和荣辱，也见证着千年历史的沧桑与变迁。
附
陶福贤：钱镠与吴越国
人们进入临安城，稍加留意，就可发现这里的山川、街道、公园、水井、碑刻、楼阁，乃至商场、食品，多与五代十国的吴越国和钱氏家族有关。功臣山、石镜山、安国山、婆留井、钱王陵公园、安国楼、衣锦街、武肃里等，都会勾起人们对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及其开国之君钱镠的追忆。
钱镠画像 清 王元勋（1728-1807）摹绘
钱镠，字具美，唐大中六年(852)生于临安，出身微贱，世代务农，早年曾以贩盐谋生，家居石镜镇(今临安镇)钱坞垅。
“人间天堂”的奠基人
吴越国建于长江三角洲吴、越故地，占有今浙江省十一州，再加上苏州、福州，共十三州。
苏州、杭州均为国内外享有盛誉的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被誉为“人间天堂”，而今日苏杭地区的繁荣都与钱镠在历史上所建树的功绩是分不开的。钱镠自统一“两浙”、正式建立吴越国后，亲自带领军民5次扩建杭城。值得一提的是公元907年，扩建牙城时，有术士向钱镠献策：如在旧基扩建，国祚只有百年；如填西湖更建，可以延长十倍。钱镠回答说，百姓靠湖水为生，无水即无民，哪有千年不变的真主？有国百年就心满意足了。他花大力疏浚西湖，后人有“留得西湖翠浪翻”句赞扬他。
后梁开平四年(910)，钱镠增调军民数十万在沿钱塘江北岸，开展了气壮山河的水利大决战，并采用立滉柱、打竹笼的科学方法降服汹涌的潮魔，筑起了一道从六和塔到艮山门的捍海石塘，彻底根治了杭州城的潮浸之患，还留下了“钱王射潮”的美丽传说。
“盖当隋时杭地苦卤，水咸难饮，自唐邺侯李泌开六井，引西湖水入城外，钱王又凿井九十九眼以泽民”。杭州的“百井坊巷”，传说原来有井九十九眼，就是钱镠开的，故称钱王井。钱镠第七子元瓘命将士引西湖水入城为涌金池，便利居民汲取饮用。另设置龙山、浙江二闸，“以大小二堰，隔绝江水，不放入城，则城市专用西湖水，水既清澈，无由淤塞”。钱镠为杭州城的饮水淡化做了大量工作。
钱镠还凿平钱塘江中暗礁以利通航，发展经济，使吴越国“富甲东南”。
左：绍兴博物馆藏钱缪62岁银简
右：浙江省博物馆藏钱缪63岁银简
钱镠对开发和繁荣两浙经济，奠基“人间天堂”代有好评。这在著名的宋代铁面御史赵汴、宋代民族英雄文天祥、明代开国元勋刘基分别撰写的《武肃王传》等专著中，均有详细记载。
五代之际，天下纷扰，惟独吴越国人民安居乐业，使吴越百姓免去战乱之苦，过了一段太平富裕的日子。隋代杭州只有15380户，五代吴越盛时已达“十余万家”。钱镠死后，子元瓘、孙弘佐相继嗣位。钱弘佐时，仓库存有十年积蓄，免全国赋税三年。
五代时，南方诸政权中，吴越国是经济文化发展最快的地区。在钱镠“善事中国，保境安民”基本国策指导下，大力开展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发展手工业、商贸业和文化事业，扩建杭州、苏州等中心城市，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努力，至吴越国归宗时，杭州成为名副其实的“东南第一州”。
钱镠在发展经济中首先紧紧抓住农业的命脉——农田水利基本建设，重点整治了钱塘江流域和太湖流域，从而把吴越国建成了鱼米之乡。吴越国利用水网泽国的优越条件，创造了“圩田”的耕种方法，即在河渠两岸的农田周围，筑起堤坝，内以围田，外以挡水，圩田是吴越国发展农业一个重大进步措施。
钱镠还十分重视晒盐、制茶、制瓷、丝织业等手工业的发展。当时在十国中以吴越国的丝织业发展最为迅速。丝织业的发展又刺激了农民种桑养蚕的积极性，使境内“桑麻蔽野”，蚕季岀现了“春巷摘桑喧姹女”的热闹景象。吴越之地已成为全国丝织业最发达的地区、中国的“丝绸之府”。
经济的繁荣，基础在于生产的发展，但要实现真正的经济繁荣，还赖于商贸的发展。通过商贸交易，沟通中国两大经济带——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实现货畅其流，物尽其用。五代前中国大都市都在长江以北，西京、东京称为“两京市”，是全国最大的商贸中心，其次便是扬州、益州（成都）。五代后，商贸中心便慢慢向苏、杭、明等州转移。这些均为后来赵匡胤统一中国，南宋王朝定都杭州的实践所证实。
现在，长江三角洲最富庶的沪宁杭（含嘉、湖）、苏锡常、甬温绍九个地区中有七个均在原吴越国地区。吴越国往事已越千年，但其重大意义与影响却绵延至今。钱氏三世五王实践“善事中国，保境安民”的基本国策，从而为国家经济繁荣、民生福祉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左：浙江省博物馆藏钱缪66岁银简
右：钱缪67岁银简
中外交流的倡导者
建国后的钱镠几次回家乡临安，但其父钱宽却避而不见，后来他对钱镠说：“吾家世代以田渔为事，未曾有贵达如此，尔今为十三州之主，三面受敌，与人争利，恐祸及吾家。”这一教诲，对钱镠后来实行“保境安民、事奉中原、不失臣节”的方针颇有影响，吴越立国后，虽曾建元，皆私行于国内，连自己的年号钱都未曾铸行过，当时曾有一个农民在田里得传国玺献给钱镠，钱王说“此乃天子所用之宝，非臣下所宜留”，马上献于朝廷，由此可见钱王盼望民族统一的可贵精神。
吴越国所致力的事业，不只是图一时一事的好处，而是为千百年的长治久安。吴越国立国七十二年，而治杭则达八十六载，自钱镠后三世五王，一姓到底，这就具备了长治久安的条件。正是因为保境安民，晏然无事，吴越国也就成了北人迁徙南来者所向往的福地、乱世中的一片乐土。
而钱镠“子孙善事中国，勿以易姓废之大礼”的临终政治嘱咐更为后代钱王所遵循。公元978年5月4日，钱弘俶遵照祖上“如遇真君主宜速归附”的遗训，审时度势，纳土归宋，使当时繁荣发达的吴越国免遭破坏，人民免受生灵涂炭，稳定和巩固了中国和平统一的政治局面。吴越国三世五王的这种以民意为归、民利为先、民族统一大业为重的伟大胸怀，更加增添了广大百姓对他们的敬仰与爱戴之情。
在钱镠及其继承者统治吴越国期间，吴越国则凭借其社会安定和经济繁荣的基础，积极发展与海外各国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据文献记载，古代的朝鲜、日本、印度和阿拉伯等国家，都与吴越国进行经济和文化的交往。其中，吴越国与日本、朝鲜的交往尤为频繁。
吴越国时期，朝鲜半岛上先后存在有新罗、后百济和高丽等国。据《新五代史》卷六十七记载，吴越国建立之初，钱镠就“遣使册新罗、勃海王、海中诸国，皆封拜其君长”。
当时吴越国与新罗、后百济和高丽等国的民间贸易往来相当频繁。《十国春秋》卷八十一记载，建隆二年十二月“海舶献沉香翁一具，高尺余，剜镂若鬼工，王号为’清门处士’。又，髙丽舶主王大世选沉木千斤，叠为旖旎山，像衡岳七十二峰。王许以黄金五百两，竞不售。”说明吴越国与外国的贸易关系是相当自由和平等的。
吴越国建立后，钱镠及其继承人曾经多次派遣使节前往日本，积极增进与日本的经济文化交流。当时前往日本经商的吴越商人，其著名者如蒋承勋、蒋兖等人，都曾充当吴越国的使节。例如蒋承勋于公元936年、953年两次携带吴越王的信使出使日本，并把丝绸、绢、绵羊等礼物送给日本朝廷。商人鲍置还曾带去孔雀等珍禽奇兽献给日本天皇。据史书记载，数十年间民间商船来往于中日两国之间。当时开到日本的中国商船，几乎都是从吴越国去的。
远航日本的中国商船从吴越国的都城杭州出发，横渡东中国海，通过肥前松浦郡的值嘉岛后，在博多津港（今福冈市）靠岸。每次航行的时间，一般都选择在夏季，趁风季来临时启航，到达日本后，在那里卖掉商品，然后在台风期过后的九月启程返航。
除此之外，吴越国还与印度、阿拉伯等国建立了友好的商贸关系。据《吴越备史》卷二记载，“火油得之海南大食国，以铁筒发之，水沃，其焰弥盛”，火油即石油，所以，浙江成为中国最早使用石油的省份。对外交往使得吴越国较早地开展了商贸，这也为“浙商”的形成和当今江、浙、沪地区经贸的快速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文化之都的缔造者
吴越国时期文化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和繁荣。钱镠掌权后十分重视网罗文人学士。他广开言路、“礼贤下士”、兼听纳谏，唐末名家罗隐、皮光业、胡岳、林鼎、沈崧，武将顾全武、马绰、杜陵、阮结等都受到他的礼遇，罗隐成为他的重要谋臣。因为广招才智之士，使得吴越国人才济济。当时有个著名诗僧贯休，送了钱镠一首诗，其中两句为：
“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十四州。”
佛学兴盛更是吴越国文化发展的一个突出标志，据《咸淳临安志》统计，吴越国都会杭州有寺院150多所，素有“江南佛国”之称，临安的功臣塔，杭州的白塔、六和塔、雷峰塔、保俶塔等都是吴越国时新建或重建，吴越国在杭州以外所修建的佛塔，有苏州虎丘山上云岩寺塔、上海龙华寺塔、义乌双林寺铁塔、安吉马家渡灵芝塔等。
寺庙方面，杭州四大名寺灵隐寺、净慈寺、圣因寺、昭庆寺等，无不始建或重修于吴越国时。下天竺法镜寺，原由东晋时印度高僧慧理创建，钱镠重建为五百罗汉院；中天竺初建于隋朝，吴越国时钱弘俶扩建改名为崇寿院。吴越国时在杭新建扩建的寺院还有净慈寺、凰凰山南麓梵天寺、九溪的理安寺、赤山埠的六通寺、灵峰的灵峰寺、五云山的云栖寺、紫阳山的宝成寺、月轮山的开化寺、玉泉的清涟寺、北山下的玛瑙寺，等等。
吴越国佛教石窟艺术在杭州有多处，其中慈云岭南坡石壁间石刻造像，即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造像，是五代吴越国时期石窟艺术造像最大、最有代表性的一处，至今犹可欣赏到其雕刻之精美生动。另有烟霞洞内十六尊罗汉像、石屋洞内众罗汉像、飞来峰射旭洞内三尊佛像等。另外，灵隐寺的弥陀石佛、摩崖石刻和石塔、凤凰山的梵天寺经幢等吴越国时期文物一直保持至今。
瓷器以吴越之秘色瓷器最为精美，钱弘俶时一次进贡宋朝秘色瓷达14万件之巨。在当代的古代文物发掘中，钱镠之子钱元瓘墓中和钱镠之母水邱氏墓中，都发现秘色瓷器，具有极高艺术价值，在我国陶瓷史上也曾大放异彩。
越窑青瓷褐彩云纹熏炉 唐天复元年（901）
1980年浙江省 杭州临安水邱氏墓出土
临安博物馆藏
文化的发展、佛学的兴盛，又促进了印刷业的进步，而印刷业的进步又加快了文化的发展。至今仍保存完好的吴越国时期刻版印刷品，乃是雷峰塔砖内的藏经。吴越国时期杭州已成为当时中国第一大印刷中心。
钱镠本人不仅能征善战，还留下许多诗文，诗文中裹着一团英雄气概，让人兴叹不已。不仅如此，他的书法也颇有造诣，擅长草隶，蜚声中原。
钱镠于后唐长兴三年（932）三月二十六日薨于杭州，享寿81岁，在位26年。在临安东迎薰门口（今衣锦街东端右侧），立碑题刻“钱武肃故里”。钱镠墓位于临安安国山即太庙山南麓，是浙江省仅存的一座帝王墓。2001年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吴越国时期在文化上继唐开宋，吴越地区一跃而成为文物之邦和中国重要的文化中心之一，钱镠对繁荣文化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
越窑青瓷褐彩云纹盖罂 唐天复元年（901）
1980年浙江省 杭州临安水邱氏墓出土
临安博物馆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