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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10月，我请了郝炳历、潘京乐、刘文信、刘华、刘兴文、刘广民在华县柳枝镇丰良村的张琪家演皮影。这次演出是为了录制在当地最具影响的皮影戏碗碗腔十大本。为此还专门邀请了西安音乐研究所的李健正教授，为的是让他帮我整理古老的音乐唱腔。我们用录像、录音、拍照片和艺人口述、专家记谱等多种方式进行了为期十多天的紧张工作。
一天晚上我们正在拍摄，突然门外传来隆隆的汽车声，噪音迫使我们停录，出去一看，大门外来了一辆大巴，从车上下来了四五个人。经介绍，是西安电影制片厂的卢苇为张艺谋准备拍摄的电影《活着》来联系皮影戏演员的。卢苇很客气，一再给我解释，他们是从大荔县到华县塬上，在老艺人家才知道艺人跟我在县城演戏，但并不知道具体地方，在县城几经周折才打听到我们在丰良村。他恳请我们先让他拍点资料片段，然后还得连夜返回西安。为了互不影响，我们只好停止，让他们先拍。他很认可这天晚上参加演出的六位艺人，并约定等我的录制进行完了与他们联系，他们要过来拍一个皮影专场。那场专场演出是在潘京乐家演的。卢苇要大伙当晚都穿上老式棉袄，有的艺人没穿老棉袄，就在潘塬村借了几件。刘兴文说：“卢苇和我都属虎，人很嫽，他和我最爱谝，他问我们去和张艺谋拍电影高兴么，我说，张艺谋太有名了，和那么大的导演一搭哩弄事谁不高兴，太让人激动了。“大概12月份，反正是大冬天，一辆大面包车到塬上把我们五个人直接拉到了天津的杨柳青。卢苇发现刘师(刘文信)没去，有点不高兴，一再问我们是咋回事，其实我也不清楚是咋回事，反正大家都没吭声。“在天津大家一共住了十七八天，当时剧组其他成员没到齐，大伙白住白吃冷坐着没事干，一天每人20元的伙食费，30元的工资。“五六天之后大队人马陆续都到了，张艺谋开始给我们说戏。张艺谋人也嫽得很，会说陕西话，和艺人交流都用老陕话，大家都觉得很亲切，没有距离感。后来带我们到天津广播电台录音，录的是潘师的《月下来迟》唱段。“拍的时候导演让把所有好看的皮影娃娃都摆在亮子上，潘师说，那皮影娃娃和戏就不配套，要按他平常演皮影戏的习惯摆亮子，所以经常为这类事发生争论。”
华县光艺皮影社艺人参加电影《活着》拍摄时的留影。前排右起：刘华、张艺谋、葛优、芦苇。后排右起：潘京乐、巩俐、郝炳历、刘兴文、刘广民。
葛优在《活着》中演的是富贵，巩俐演的是家珍。潘师给富贵配音老和他平素演皮影一样，一字一板正儿八经地唱，和导演的意图弄不到一搭哩。张艺谋说：“要唱出怪声怪气的感觉，因为富贵不是个正经皮影戏艺人，是个浪荡公子，在赌场上高兴了把真正的艺人推到一旁自己胡㞗唱(即“瞎唱”)一阵。”兴文说：“是不是就要农村不会唱戏的人在打胡基(“土坯”)壕里乱吼叫的那种味道？”卢苇拍手说：“对了，还是我同年理解得对。”然后导演让兴文给富贵配音，兴文说：“刘华的声音怪，让他唱。”刘华一唱导演果然很满意。后来在赌场上的一出戏是刘华配的音。在赌场的账房里扮账房先生的演员算盘打得不好，导演不满意。郝炳历说，兴文的算盘打得好，导演就让刘兴文试了试。导演说：“嗨！你啥都会弄，好了，你就来演账房先生。”刘兴文刚穿好服装，葛优就上前给他作了个揖。兴文误以为开拍了，葛优笑着说：“别慌，还没开始，我是和你开玩笑。”后来导演说皮影艺人还真多才多艺，又让刘兴文扮了国民党的兵。张艺谋让兴文把头盔坐在屁股下烤火，兴文坐在那里觉得很尴尬，顺手摸了根香烟点着抽，张艺谋说：“抽烟可以，但不能抽过滤嘴的，那时候没有过滤嘴烟。”然后跑过去把过滤嘴给掐了。艺人们说，导演、副导演对皮影艺人都很好，很尊重，和他们在一起也很轻松，这让别的演员很眼红。有的演员发现巩俐在什么地方就偷偷地站到后边让同伙偷着照相，巩俐发现了就有意把脸转过去不让照。天津艺校充当群众演员的学生探听张艺谋和巩俐的消息，也想凑近偷拍，却往往被张艺谋严肃的眼神吓跑。但张艺谋、巩俐、卢苇还有葛优好几次拉着皮影艺人一起合影，让别的演员实在羡慕死了，也让艺人感到很自豪。天津的戏拍完了，郝炳历和剧组去了长春，我们四人返回，临分手时芦苇说：“我对这次刘师没来很遗憾，觉得这里面肯定有原因。”郝炳历在长春还没回来，芦苇又请我们几人到西影厂去，并在电话里说，这次一定把刘师带上。因为郝师不在，潘师叫签手刘正宏和我们一起去了西安。芦苇一见没有刘师大发脾气。说：“你们这是咋回事？刘师那人演技很好，人又老实，上次天津没去，我心里老觉着对不起他，这次一心想弥补，怎么又没来？”刘华解释说：“我们还以为是刘正宏刘师。”卢苇说：“你们这些人我真弄不明白，看着都本分老实，可这内心太复杂了。”
电影《活着》艺人们一直没看到，因为当时在国内禁演，直至1996年华县皮影去德国时才在那里看到了这部影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