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
人民英雄纪念碑是我国建国以后所建成的最重要的纪念性建筑，也是清华大学建筑系有幸参与贡献我国的第一座重要建筑物。1949月3O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是领导、群众和专家相结合的产物。和普通建筑相比，它的体量可以说是小之又小，但有一个长达六、七年的设计周期。多次反复比较，自上而下又自下而上地多次修改。可说是一个“智慧密集型”的设计。工程奠基之后，设计工作由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领导（主任彭真，副主任梁思成）。1952在最初阶段，征得的方案类型是比较多的。其中一类是矮形的设计（见图1）。另一类是高耸形的设计。其中，有不少是单体高，但也有四根柱或四块板形成一群或一束的。这明显是受到国旗中四颗小星代表四个阶级构思的影响。当然多数人仍然赞成高而集中的方案，以为这才能体现人民英雄伟大崇高的精神。）。这时一些方案的风格大部属于西方3O那时每年两次参加在天安门广场上的集会和游行是人们一年中最大的心愿。这是群众和领袖直接见面，互相祝贺节日的机会。但是一种普遍的意见是天安门城台太高了，群众离领袖太远，看不清，人们很羡慕莫斯科红场上的列宁墓。那上面的检阅台距地不过五米。既然在广场上建纪念碑，是否能一次把这个问题也一并解决了呢？1951／5）。这个红台的高度使它成为理想的检阅台，而红台的形式、色彩又和广场周围的建筑，和北京人所熟悉的风格完全一致。这是一个完全“中国式”的纪念碑。从上到下差不多都是用的中国传统的语言。它标志着纪念碑的设计向着“中国风格”方面大大迈进了一步。当时梁先生任碑建会的副主任兼建筑设计组组长，并兼建筑设计专门委员会的召集人，是纪念碑总体设计的实际负责人。因而在设计过程的几个关键阶段，他总是竭尽全力分析归纳各种好的意见，加以总结、加工、提高。有时则不能不对某些方案虽经有关领导首肯，仍坚决坦诚地提出不同意见来，避免失误和可能走的弯路。这样便于1952年8日正式动工。）。
自古以来，人类建造了无数的纪念建筑。若考察它们的成败得失。就会发现，纪念物要求塑形单纯，主题集中而突出，功能也要单纯，切忌把造形搞得复杂了，或把与纪念主题无关的内容和形象硬拼在一起。一碑多用，实际上削弱了它的纪念意义。若是想让它兼做登高用的塔、看展览的厅以及开会用的主席台，功能就复杂了，就不可避免地还要加上门厅，警卫，休息，储存，服务及至厕所等房间。人们上上下下，出出进进，就会大大降低它的庄重、严肃的品格，不成其为一个“永垂不朽”的纪念碑。对此，梁思成一直感到虽已开工，但方案仍需要进一步修改提高，雕刻家们也一直没有放弃以雕像为主的愿望。他们提出能否以碑文为主题而以雕像为顶部装饰的设想。这样，就在已经正式动工之后。又再一次征求设计方案。在以高而集中的碑为主体。以碑文为主题的前题下，再次对碑的塑形和碑顶形象。进行比较研究。
年，经梁思成、林徽因和莫宗江等先生的努力下，碑身的造形最终得以完满地确定下来。这最后的方案，取消了高大的主席台和其中的展室，使其成为一个单纯的纪念碑。碑身的原型，按中央领导同志的建议，参考了颐和园的万寿山昆明湖碑。由于人民英雄纪念碑体量过大，为传统所无。如何掌握好尺度和比例关系至关重要。这座全高39关于碑身石料，一度曾有个有趣的想法。由西直门到颐和园之间，有一道清代以高质量巨石铺成的石板路。其石的色泽偏暖，有黄、紫、赭诸色的斑驳变化。因己建成了沥青公路，此路已多年弃置不用。如能加以利用做为碑料，倒是就地取材、节省材料及运费的好办法。后因无法配制到质量色彩相同的碑心石而作罢。关于碑心石，也有一个反复的过程。按中国传统，石碑碑身应是以一块整石刻成的，较重要的碑则更不例外。若尺寸太大，则碑座和碑顶可用相应石料拼接，但碑身仍应是一块整石。但此碑体量过大，不可能用一块整石。当时担任碑建会秘书长的薛子正提出以每面用一块石、四块合成碑身的办法，以便令它尽可能的完整。对此梁思成提出了不同意见。他简单地计算了一下若用四块巨石拼成碑身，则前后两块石料每块重215吨。运输过程需按半加工的毛料计算，则重量还会更大。当时我国的铁路条件，无论是车皮或沿路的多数桥梁，都不堪此重负。更不要说由铁路车站到广场的运输，困难将会更大。而且如此重大工程计划，总要留有余地，以免出现万一的情况，不致于束手无策。实际上梁思成的考虑是正确的。他前面的计算是以碑身石长18米左右。整石的重量将更大，施工运输上将有许多困难难以解决。
米，宽2米。碑身的其余部分以小石块（其实也不小）拼成；背面周总理手书碑文石，则以七块巨石组成。经多方考察，纪念碑的石料块选用青岛浮山的花岗岩。这种石材质地坚硬、不易风化、色泽紫灰凝重，具有“永垂不朽”的品格。碑心石料重达200吨。是经过铁道部门和鞍钢、石钢（今首都钢铁公司）等单位的全力支持，采取了许多措施，包括改装平车、加固桥梁等，才顺利完成运输的。梁思成曾提议将同样的碑心石料开两块备用，以防运输过程中万一损坏可以顶替。如果运输顺利，两块都安全运到，则以其中一块，剖成石案，横置碑前为敬献花圈之用。这里可以看出梁思成考虑问题之谨慎和细致。后因运输部门认为确有把握，可保无虞，才把这备用石省了。
为了对人民英雄的崇高功勋表达永远的尊敬和纪念，在接近人视高的须弥座上做了全国和世界人民将要不断供献的花环和饰带形的装饰雕刻。这部分工作是由林徽因主持完成的，这时她已长期重病卧床，但仍以极大的热情努力完成这项工作。装饰浮雕的题材主要选用中国人民所喜爱的百花和卷草，参考了丰满而生动的盛唐风格。这最符合对英雄功勋的赞颂。
）和“雕像顶”（见图7年11、9另一个重大问题，是碑的主朝向问题。按北京的规划建筑传统，主要建筑一律都是“座北朝南”的。按说位于中轴线上的纪念碑，更应遵循这个传统方式。但毛主席则认为，烘托帝王之尊的南北中轴线已不是唯一的轴线。更应注意的该是一条新的轴线，即大量群众经常使用的东西长安街。纵横两条轴线的交汇点该是天安门广场的北半部，纪念碑的主立面，应面向这个空间。
梁思成、林徽因两位先生以及许多其他建筑师、雕刻家为了纪念碑的设计，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和劳动。梁先生体弱多病，工作中经常旧病复发，出入于工作地和医院之间，但他始终坚持工作。每次关键时刻总是竭尽全力，使设计一次次提到新的水平。林先生长期在病榻上坚持工作，直到病危，没有看到纪念碑的建成，便离开了她所热爱的事业。
1953当此清华大学90<span 宋体;="" mso-ascii-font-family:="" '="" roman??="" new="" ?times="" mso-hansi-font-family:="" roman?;="" times="">周年校庆之际，谨将我所回忆起的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过程中的一些片断，追记如上，作为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