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的人物画中，脸部一般不上色。而乾隆时的珐琅彩瓷中人物脸部一般都上了色。

明末著名人物肖像画大家曾鲸绘《葛震甫像》卷局部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 清乾隆珐琅彩西洋人物图瓶 |

纽约Doyle Auctions拍卖行2021年9月拍卖会

成交价：245万美金（约1566万人民币）

Millennium Changes

绢纸上的大变革

中国人物画产生剧烈改变自乾隆时郎世宁尤甚，在绢纸上如是，在陶瓷上亦如是。

以明末肖像画作品为例以兹参照。清张庚在《国朝画征录》卷中述及 :“ 写真有二派，一重墨骨，墨骨既成，然后傅彩，以取气色之老少，其精神早传于墨骨中矣，此闽中波臣之学也 ; 一略用淡墨 , 钩出五官之大意，全用粉彩渲染，此江南画家之传法。”

此中所言及的“波臣派”创始人便是肖像画大家曾鲸。

左:明末曾鲸绘《张卿子像》，浙江省博物馆藏

右:明末曾鲸绘《王时敏小像》，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

曾鲸一派的人物画主要采用以墨骨法为主的创作方法，先以墨笔层层渲染出人物面部的明暗凹凸 , 最后再按照人物年龄的老少罩染面部。而全用粉彩渲染的江南画家之传法，曾鲸亦擅长。曾鲸的墨骨法，实则是以江南画法为主，借鉴其它肖像画传派的绘画方法形成的。

至乾隆初年，在乾隆皇帝对于作画之种种细节诸多干预下，以意大利画家郎世宁所代表的新人物画出现了，一改往昔面貌。

清乾隆初期郎世宁绘《乾隆朝服图》局部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乾隆皇帝反感西洋油画对人物面部阴影的处理，认为如“斑点瑕疵”。郎世宁花了大量精力钻研面部处理技巧的变通之法，以创作让乾隆满意的肖像画。他力求保持人物的立体感，既要写实又要清晰柔和。

郎世宁的改进让乾隆很满意，随后乾隆几乎将所有的帝后肖像画都交由他绘制。其中的一幅在2015年就拍出了1.3亿元的天价，创造了中国御制画像世界拍卖纪录。

| 清乾隆郎世宁绘《纯惠皇贵妃朝服像》设色绢本 |

香港苏富比2015年秋季拍卖会

成交价：1.374亿港币

同样的画郎世宁还绘有油画版本，其中更能看出其对中国传统人物画做出的改革。

清乾隆初年郎世宁绘《纯惠皇贵妃油画像》极其局部

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弘历的世界II——郎世宁绘《纯惠皇贵妃油画像》暨18世纪盛清宫廷艺术的西洋风”特展展品

中国皇帝不喜阴影，此类画作郎世宁均采用平光的效果，而使画面富有立体感且符合东方审美。肖像面部以“退晕法”绘制，淡化明暗对比，仅用色彩晕染，表现出纯惠皇贵妃清晰的立体五官。其面部细节所进行的层层渲染过渡之法来自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油画技法，和达芬奇的名作《蒙娜丽莎》之面部处理有异曲同工之处。

达芬奇《蒙娜丽莎》极其面部细节

Figure Painting Reform

瓷器上的人物画变革

这场人物画的变革可说是由乾隆帝直接领导的。皇帝对郎世宁的人物新画法极满意，在许多宫廷作品中乾隆都会让郎世宁来画人物或动物，而山石、树木、花卉等景物则由周昆、金廷标、方琮等中国宫廷画师来画。

清乾隆郎世宁等绘《哨鹿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这是一幅皇家秋狝活动纪实画，人物（包括画中的乾隆）、马匹、鹿等都由郎世宁主笔，而山石树木的画法讲究皴染，为中国宫廷画师所为

在此时期清宫瓷胎画珐琅也迎来了它的巅峰时期。珐琅作临近宫廷画院，中外画师常奉命在器上绘图添彩。受西洋画师直接影响，珐琅彩瓷绘饰甚具洋风，以光影明暗营造质感、深度及透视。

据载早在康熙时期，皇帝就曾敕郎世宁绘于瓷上，惜成品不传于世；雍正时，郎世宁曾绘绢本“瓷瓶花图”多幅；至乾隆朝，郎世宁的作品愈加繁复，在宫廷画师中占极重要地位，乾隆皇帝御命其制有数例珐琅彩瓷器，模仿西方油画技法施彩。

清乾隆黄地珐琅彩西洋人物图绶耳葫芦瓶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珐琅彩瓷上，郎氏新体人物画随处可见，此类瓷作如今获价甚高，完整器及残器皆然。如2021年9月20日在纽约Doyle Auctions拍卖行拍出的一件断头清乾隆珐琅彩西洋人物图瓶便以245万美金（约1566万人民币）成交便是近期的一例。

| 清乾隆珐琅彩西洋人物图瓶 |

纽约Doyle Auctions拍卖行2021年9月拍卖会

成交价：245万美金（约1566万人民币）

在此类瓷画中，由于所绘对象不是清皇室（除了描绘皇室时在面部不能有浓重阴影暗部，乾隆帝也不喜欢太亮。乾隆十年的一道谕旨中记载：“着郎世宁将画上闪光去了，钦此。”乾隆所指的“闪光”，就是西画在表现物象的立体感时所加入的高光点。），所以人物所用西洋画明暗透视技法更多，面容的暗部和亮部对比更为强烈，立体效果也便更强。

| 清乾隆珐琅彩仕女婴戏小贯耳瓶 |

北京保利2015年秋拍

成交价：1667.5万人民币

乾隆让郎世宁画自己时也不喜欢侧面肖像，他认为侧面只能看到一只耳朵，皇帝不能一只耳朵听话，那表示这个皇帝偏听偏信。而在画非皇室成员的瓷画时这一禁忌可以不遵从。画侧脸，加大面部受光面和背光面的明暗对比以追求立体感的画作屡屡出现。如上图清乾隆珐琅彩仕女婴戏贯耳瓶的尺寸很小，只有9厘米高，仍然描绘精细。

而后“珐琅作”里专攻人物风景的张为邦、张廷彦，专攻花鸟鱼虫的余省，专攻人物花卉的金廷标等人，皆是郎世宁的弟子（俱为乾隆指派跟随郎世宁学西洋画技法），人物的新画法得到延续。

Figure Painting Mmaster

人物瓷画大师

清代的珐琅彩瓷器之所以屡创天价，原因之一为其绘画者多是名满天下的绘画名家，宫廷画师，不同于传统制瓷画工。除了瓷画外他们的绢本、纸本绘画成就极高。

| 清乾隆17年作张为邦（宫廷画师）《下元灵佑图》设色纸本 |

中国嘉德香港2013秋拍

成交价：3335万港币

而乾隆之后，随着国力的日益衰微，宫廷制瓷水准下降，此种情况渐渐改变，绘瓷者又多为无名画师矣。

直至晚清民国，才又出现了一批擅长人物画的绘瓷名家。这时与之前的为皇家作画不同，此时乃为文人，为市场作瓷画。与乾隆朝相同之处在于这些瓷画大家亦有极好的水墨功底并且也吸收了西洋绘画方法，头部以明暗法处理。

清末民初的 “浅泽彩”名家众多，擅长“浅绛彩 ”人物画的瓷绘名家有程门、金品卿、王少维等人。他们工书善画，以山水画最著名，人物画亦好，用笔劲秀，有很强的文人画韵味。

| 晚清王少维浅绛柳荫沦茗图瓷板 |

中贸圣佳2020年拍卖会

成交价：230人民币

其后的潘陶宇、汪晓棠是浅绛彩人物画的代表，潘、汪二人虽画浅绛彩但更重要的是他们开创了新粉彩人物画。

| 民国汪晓棠粉彩人物瓷板（一组八件） |

北京匡时2015春拍

成交价：333.5万人民币

| 民国汪晓棠1921年作粉彩高士图螭龙耳尊（一对） |

北京匡时2013年秋拍

成交价：270.25万人民币

汪晓棠的人物瓷画设色精细淡雅，得改琦、费丹旭、钱慧安一派精髓又有西洋透视明暗法的特点。潘陶宇、汪晓棠的人物画直接影响了其后的“珠山八友”之粉彩人物大家王琦。

The Great Painter Appeared

人物瓷画大家再度出现

王琦与王大凡等人发起和组织“景德镇陶瓷研究社”、“月圆会”，为“珠山八友” 之首。他早期佛像神怪具有写实的风格，其手法相似于与明代画家曾鲸。后以钱惠安仕女画为蓝本，彩绘工笔粉彩，此时他的画作造型、构图以及故事情节、人物题材都与钱氏一脉相承。

| 民国王琦粉彩四尊者人物瓷板（一组四件） |

北京匡时2018春拍

成交价：1495万人民币

1916年王琦由于赴上海看到诸多名家原作。中年后，一改画风，作品中看不到钱惠安的影响，而以黄慎绘画风格为主。而其创作历程中，以郎世宁风格出现的一些西洋画透视、明暗技法一直有出现。因为吸收了西方油画表现技法，王琦被业内戏称为“西画头子”。

| 王琦粉彩太白醉酒瓷板 |

北京万隆2012年秋拍

成交价：575万人民币

此王琦之黄慎画风，多运用写意法画衣纹，西画法描绘人物面部。如上图作品中三个人物的衣纹的处理由“飘飞断逸”的线条组合而成人物的动态，寥寥数笔就表达了人物的立体感，加上对人物脸部西洋画法的明暗烘托渲染，达到尽善尽美的艺术效果。其画作富有中西绘画融汇之新意，在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获一等奖，是景德镇陶艺家中的领军人物。

王琦的人物瓷画影响甚广，为人物瓷画开山立派之宗师也，其弟子及受其画风影响者甚多。此类作品可通过局部细节观察到这派绘画的特点。

民国熊云辉人物故事摆件，元素·艺拍拍品，2021年10月27日开拍28日结拍，欢迎扫码参拍。

此时的瓷画，精美者画附于器，画作内容和器物功能一致，会有浓重的文人气息，即所谓文人画配文人器。如上图摆件一套两件，分别为净瓶和水盂。净瓶原型为佛家用器，其造型独特，有一细长颈，细口朝上，其腹部至底足流线型端庄典雅。

画片内容为王羲之以字换鹅。其上题识为“换得多只白毛鹅，庚子夏，云辉写。”所书云辉者，为熊云辉也，江西南昌人，是王琦的妻弟。熊云辉随王琦学画，亦是王琦的弟子。他画风类乃师，也以人物画著名，笔墨及人物开脸、塑形极有王琦神韵，得此一派之精髓。主要活跃于清末至民国，为当时人物瓷画名家。

民国熊云辉人物故事摆件，元素·艺拍拍品，2021年10月27日开拍28日结拍，欢迎扫码参拍。

此画中，用洋彩画人物头像，彩分五官肉色、面部阴阳，用没骨画法画人物头像及手足部位。彩绘时借着色晕由暗至明，或由明至暗逐层渲染，以至彩出立体效果的肉质感，令画面丰富逼真。作者注意人物明暗光感的变化，衣纹简略流畅，遒劲有力。

民国熊云辉人物故事摆件，元素·艺拍拍品，2021年10月27日开拍28日结拍，欢迎扫码参拍。

另一件为水盂，圆腹，形如蛋形，体态丰盈，色泽素雅。墨书题识为：“东坡得砚，庚子仲秋，云辉写于珠山。”逸笔刻画东坡得端砚时的神态、动作，惟妙惟肖。此类器物置于案头，为文人墨客之挚爱，所绘之形符合使用者之情趣，由此可窥知民国文人之喜好取向。水盂其除实用意义外，因供置于书斋的案几之上，与砚田相伴、与文人相对，故更多是作为观赏陈设。两件一套，并无遗失或破损，并有原配楠木盒，十分难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