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的命运
返回西宁的路上，渊子告诉我另一个同学老别的故事。人生都会有很多意外，当意外发生时那就叫命运。
渊子说，东哥，老别的命运不济怪你。因为当年你出的最后一期板报名称是“到基层去，建功立业”。
我说，老别这种独立性格的人，不会因为一期板报改变主意的，老别去哪建功立业，这与我一毛钱关系都没有，老别这种家境，没钱、没关系、又不愿当和绅的人，写不写申请结果都一样。
当年海鹏出身官员家庭，毕业分配报告就写的是“到火灾最多的地方去，建功立业”，结果海鹏就分到了首府城市。而老别的家境比学孔好不到那去，就向组织申请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建功立业。这种请求，是组织部门极力宣扬和倡导的，所以老别就如愿以偿的分到了青海最艰苦、海拔最高的的部队。果然，不出几年，老别便在当地业务上独当一面。
老别个子不高，每次站队在最后一个，老别长着一张苦脸，笑起来挺瘆人，老别头发也不多，我记忆中只有一撮毛，老别长的也不白，黑黢黢的，老别好像牙口也不象队列那样整齐，但据说老别的媳妇比他高、比他白、信天游唱的可以和《血色浪漫》中的女主角相媲美。老别能歌善舞的陕北媳妇是来那个高原县城投亲的。老别在那个没有内陆一个镇大的小县城，也是知名人物。英雄配美女，自然有人撮合。后来，老别就成了家，并有了一个女儿。
男人一生最重要的是择业与择偶，所以老话说，“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女人倒霉是因为男人，而男人倒霉基本都是因为家庭。 老别没入错行，军官，当年军装虽然没有现在笔挺，但比那个高原小城街市的时装惹眼。但老别确实娶错了妻。不曾想，这个陕北女人眼高手低，贪图安逸，极度自我，只图享乐，不可患难。嫁给老别后，生活条件稍好点，便贪恋西宁的都市生活，以西宁幼儿园教育条件好为由，让老别在西宁租了一套房，去了西宁，顺便装走了老别的工资卡。自此，娶了一个“美羊羊”的老别，在那个高原也就无心工作了。
后来，当年主动上高原的老别又以身体原因主动提出调到西宁邻近的支队，调整后，从高原下到次高原，总是醉氧，精神也不振，过错不断，陷入被动。成为了支队领导的眼中钉。之后又被踢到另一个支队，状态更差，此时，老别已心灰意冷。但家总是他的牵挂。老别没有海鹏那样当官的爹，进西宁是不可能的。那时候还没有退役政策，但有干部复员政策，老别在部队干了十四年后复员了，拿了一笔极高的复员费，当年那笔复员费相当老别二十年的工资，但现在只相当学孔一年的工资。
老别拿到了“巨额”复员费后，也就是当年看《平凡的世界》看的，想着向孙少平他哥那样发家，先是在西宁城边过手了一个砖厂。那时候，城市的高层如雨后春笋般崛起，但高层需要的是轻质加气块和多孔砖，老别的砖厂设备陈旧，老别请的烧砖师傅还经常把红砖烧成耐火砖，钢块一样，耗煤还没人要。更新设备钱是够，但老别舍不得，于是砖场亏了后又转给烧砖师傅。老别在高原工作过，认识不少贩卖牦牛的朋友，在朋友的不断号召下，又跟朋友贩牦牛。青海的“牦牛干”可是响彻中国的高原特产。
但是，当“但是”这个词出现时，总是意味着转折。也就是人倒霉的时候，喝凉水都会碜牙。本来长途贩运，一倍的利，老别投了大血本从高原将牦牛运到西宁的屠宰厂，但时运不济，当时不知道是，牛、羊的口蹄疫还是疯牛病暴发。老别运牛的车被拦在了城郊。老别的牛群被杀死，撒上石灰，埋进深坑，老别欲哭无泪。老别跪着求防疫站的领导说，高原的牦牛不会得这种病，圈起来的牛才会得这种病，但是没人听他的解释。
那段时间，老别一下子瘦了一圈，原本不多的头发也都白了。老别拿着不多的补偿在西宁的角落过手了一个小小商铺卖彩票。这时候，老别的婚姻也走到尽头，会唱信天游的老婆越看老别越窝囊。自视潘金莲一般美貌的老婆看老别就是个武大郎式的“土鳖”。那时候，老别仅有的家产就是一个不到十五平米的商铺，离婚的结果是，商铺卖了，财产分割完了，分割不了的女儿，留给了老别。女儿的妈，又湮没在风尘中不见了踪影。
为了生存，老别独自带着女儿租了一间房，在街头卖早点，这是老别在部队帮伙时唯一学来的生存之道。
但是“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这种自古有之的正当职业，在老别成为从业者时，成为了城市的伤疤。为了生存，老别经常推着车被城管追的走投无路，走投无路的结果是老别又下岗了。
永生说，以前有一个朋友到他办公室说起过老别被城管欺负的故事。
那是一个星期天的早晨，老别摆摊过了规定时间，城管的三轮摩托到了。周边摆摊的卷起东西推着车子就跑。老别和女儿蹲在墙角吃包子，没注意。三个城管，冲下来，几脚就踹翻了老别的包子摊。老别长的土，穿着橄榄绿的93式作训服，看上去就是一个老实巴交的进城农民。老别上前解释时，被一个年青的城管一巴掌打翻在地。跃起的老别一头把那个城管撞翻，女儿抱着老别腿吓得哭着喊：爸爸，别打了！另两个城管冲上来再次把老别打翻在地，倒按着老别，老别吼叫着、挣扎着、怒骂着...... 城管捡起地上散落的包子就往老别嘴里塞！被老别撞翻的城管，爬起来用脚不停的跺着老别的头，老别脸上的血混杂着吐出的包子馅滩了一地。
最终老别被三个城管把头按进三轮摩托的偏座车头里，以妨碍执法带走了，包子撒了一地，车子四分五裂。8岁的女儿吓的瘫在地上，无助的哭！
永生说，听这个故事时，他正在练毛笔字，永生的手不停的抖，墨水与泪水一同滴在宣纸上，扩散而开！
渊子说，如果当时他在场，一定会把那三个城管打的满地找牙！
我们在闲聊的无奈中，无法得知老别当年欲哭无泪的悲惨。老别最困难的时候，也没去找过我们的同学，而同学打给他的电话，他也不接。老别太要面子。
包子卖不下去后，走投无路的老别带着女儿回到了没地没房的贵南老家，自此与我们这些同学失联了。划了一个人生的椭圆，老别又回到起点。好在后来国家政策对这批复员的干部每月发略高于低保的生活费，估计在农村的老别生存没问题。
渊子和永生在说这些故事的时候，我唏嘘不止。
人呀，命呀！红颜祸水，一念之差。
一年后，在我有空整理这段青海之行的照片时，学孔给我打过一个电话。
学孔说，东子，当年那个那个座右铭，是应该加起来读，“真他妈的，太早了”，因为学孔并不想这么早离开部队，他是家乡那个村、那个镇、甚至那个县的荣耀。
职业生涯的结束，是让人痛苦的，因为结束里包含了失去。无论是失去一个身份、一种习惯、一段关系、还是一段时光，失去让人痛苦，归根到底是因为我们在结束中失去了一部分旧的自我。
结束、迷茫、重生，也许是每个退役军人的必经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