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无战事》描述的币制改革是什么?压垮蒋政权的最后一根稻草

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后,老蒋为奖励上官云相的第32集团军作战“有功”,特赏法币5万元;1947年刘汝明兵团被刘邓大军揍得稀里哗啦损失一个整编师,老蒋为安抚杂牌特拨重建经费法币5亿元;1948年陈诚离沪赴台养病,老蒋批“特支费”金圆券5万元,杜聿明母亲过寿再送金圆券10万元,这几次的货币的种类和金额,你确定看懂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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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币”是国民政府1935年11月正式发行的法定纸币,彼时老蒋已经用武力压服了各地军阀,南京政府拥有了一定的政治和经济权威,为统一北洋以来乱七八糟的货币体系,南京政府在英国和美国的帮助下,开始正式发行“法币”。

按金融学的专业词汇,法币是为本位制货币,国民政府规定一切公私款项必须以法币收付,市面上的银元则收归国有,以一法币兑换银元一元,同时限期收回各军阀政权发行的其他纸币。

最早宣布与法币挂钩的是英国货币,汇价为1元法币等于英镑1先令2.5便士,然后美国加入,汇价是1元法币等于0.3美元,因此在行政命令、外汇支撑等手段之下,法币不仅很快成为民国时期的标准纸币,并且还一度比较坚挺。

关于金融和货币学咱是外行,反正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其实这才是国民政府的第一次“币制改革”,而且是基本成功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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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1936年以后,市面上银元的流通就逐渐少了,而国民政府也因为法币的发行和正常流通,在财政状况上颇有好转,其实也是赶上了民国“黄金十年”的较稳定时期,法币的波动不大。

即便是抗日战争爆发后,国统区甚至部分沦陷区的市场交易,也仍然以法币为主,日本侵略军发行过自己的“军票”,也企图伪造过法币,但均未从根本上摧毁法币的流通体系。

前述上官云相一个集团军才赏法币5万元,便可知道其坚挺和稳定程度,当时中央军嫡系部队每个师每个月军费为法币25万元左右,非嫡系和杂牌的数额略少,约为12万到18万元不等。

而何应钦最初答应给新四军的军费是每月法币18万元,后来开始耍赖,从1937年11月起,每月实发只有法币8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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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四军组建之初仅有10000余人,这8万元法币包括军饷、伙食、日杂等各种费用,说明法币在抗战时期还未出现严重贬值情况,说不“严重”是因为抗战艰难、国民政府因财政困难难免增发纸币,肯定还是有一些贬值的,只不过还在可控范围内。

到抗战胜利的1945年至1946年间,法币也还维持着一定的权威和信誉,然而到了1946年年底以后,情况就恶化起来了。

因为老蒋挑起了全面内战,蒋军数百万军队每月的军费、军火、给养需要耗费大量资金,而南京政府脆弱的财政根本经不起这样的消耗,于是就滥发纸币。

这就使法币的通货膨胀率像气球一样越吹越大,到1947年已经是惨不忍睹了。1947年刘汝明得到的军费就以“亿”来计算,你就知道钱毛到了什么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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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抗战爆发前夕,法币发行总额不过14亿余元,到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法币发行额已达5千亿元,而到1947年4月,发行额已然增至16万亿元以上。

再到了蒋军丢掉大批城市和地区的1948年初,法币发行额竟达到660万亿元以上,等于是抗日战争前的47万倍,物价上涨3492万倍,至此法币体系终于彻底崩溃。

于是国统区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反饥饿反内战”的呼声此起彼伏,经济上趋于崩溃的后果,就是政治上的崩溃,进而也会造成军事上的彻底崩溃。

蒋军官兵如果发不出军饷(发来也是一堆废纸)、部队买不到粮食蔬菜、南京政府也无法采购军需物资,这仗还能打下去吗?所以各方面情况都逼得老蒋进行新一轮“币制改革”,那就是废止法币,发行新币“金圆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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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8月18日,南京政府正式下令实行第二次币制改革,即以金圆券取代法币,次日老蒋以总统令的形式发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规定:自即日起以金圆券为本位纸币,发行总限额为20亿元,限11月20日前,民众必须以法币300元折合金圆券1元、东北流通券30万元折合金圆券一元的比率,强制兑换金圆卷,同时还颁布了一堆细则条例。

第二次币制改革最狠的条目,是国民政府用金圆券强制收兑百姓手中的金银及外币,也就是说,你手里私藏金条银元或者美金英磅而不限期兑换成金圆卷,那是犯法的,被发现就会抓起来判刑。

这么干一方面是禁止在金圆卷以外,民间用硬通货私下交易,另一方面是蒋政权搜尽了最后一点民脂民膏,因为一旦金圆卷立不住,稍微有点余财的中产阶级也立马破产,任何财富也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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谍战大剧《北平无战事》描绘的就是这一时期的场景,因为币制改革的重点就是南京、上海、北平、天津、武汉、广州等大城市,这些城市是民国的经济中心,占据较大体量比重。

所谓的“孔雀东南飞计划”,就是运来金圆券并且保证它的正常兑换和流通,那么想要它正常流通,就必须能够在市面上买到东西、并且市面上还得有足够的东西,这是基本经济常识。

于是为了贯彻落实币改,小蒋亲自坐镇上海担任经济督导专员,中心任务就是两条,第一监督强制兑换金圆卷,就是把钱得换下去;第二就是平抑物价和打击囤积居奇,让市场流通起来。

这里面最大的问题是,小蒋以行政手段强迫冻结物价,商人们无利可图,就想尽方法储存货物而不出售,以便等待机会再卖,仅有的交易也大都转往黑市进行,老百姓拿到金圆卷却买不到必需的东西,比如粮食、棉纱、煤炭和日用品等,那有什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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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小蒋就要“打虎”,打击这些商人们的屯积居奇行为,期间苍蝇小虎确实打了几个,包括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煞有介事。然而当打到大老虎孔令侃时,遭到宋家和孔家的强力反弹,甚至搬出老蒋出面,终于不了了之。

而孔令侃免于处罚,意味着小蒋在上海的“督导”彻底失败,于是囤积居奇、投机倒把和黑市交易更加猖狂,市面上则是“有价无货无市”,金圆券遭遇严重信任危机。

更要命的问题是,由于庞大的政府开支和军费需要,国民政府又突破了承诺的发行总额限制,因为当局1948年的战时财政赤字,每月高达数亿元至数十亿元,那只能依靠狂印钞票填补,美国的贷款援助也从来没有落实。

至1948年12月底,金圆券发行量增至81亿元,再至1949年4月时增至5万亿元,至6月更增至130万亿元,比十个月前初发行时增加24万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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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1949年5月,在上海买一石大米的价格要4亿多元的金圆券,你得背着一麻袋的钱换来一小袋大米,完全是扯淡了,而且由于贬值太快,市民及商人为避免损失都不想持有金圆券,交易后或发薪后所取得的金圆券,皆尽快将其换成外币或实物,或干脆拒收金圆券。

因为民国的GDP和经济体量不够大,滥发钞票的结果就是饮鸩止渴,早晚会使经济体系和财政信誉彻底崩溃,民心尽失,也成为压垮蒋政权的最后一根稻草。

至于币制改革的最后结果,当然就是剧中小蒋对曾可达所说的:“可达同志,我们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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