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土：不朽的邬达克
最近，不为何，突然与邬达克（1893～1958）结缘。
先是朋友晚上带我去番禺路129号看邬达克旧居并纪念馆。没有灯光，黑乎乎的，什么也看不清楚，只能退出，留待来日了。一周后的某日下午，我们再去，纪念馆开放，参观者寥寥。当我们进去看时，偌大的厅里，除了管理员，只有我们俩人，对屋内的木质横梁印象很深。从屋内出来，我们转到建筑的侧面，透过玻璃窗，可看到尚未开放的会议室、餐厅。再绕至别墅的大门口，朋友手扶大门旁边的信箱拍照，权且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吧。整幢别墅白墙、黑褐色木构架、陡峭的褐色石板瓦双坡顶，两侧是高耸的红砖烟囱，颇具英国乡村别墅之风味。惜乎当年住宅南面有大片花园，周边则是一片广阔的空地。现在花园被改造成学校的操场，前面则为高楼所挡，可谓藏在深闺人未识了。假如没有前面这栋楼房，从番禺路上，便可一睹它的风采了。
过不几日，朋友又带我去番禺路60号（原哥伦比亚路22号）的孙科别墅——孙中山先生之子孙科的旧居。此建筑系西班牙式风格，并兼有巴洛克建筑风格。其屋顶斜坡采用红色筒瓦铺设。因其现在不开放，朋友只能带我从北面看看。以前她参加社区活动时，曾进到过里面参观，并拍摄有多幅照片，其中穹顶结构的豪华卫生间令其印象深刻，多次提及。可她并不知道，此建筑也为邬达克所设计建造，本打算自用，后因故低价转让给了孙科。
11月25日下午3点，我们应邀去上海西郊可乐路17号（原可乐路1号）的息焉堂听牧乐团演唱克莱芒的《安魂曲》。到了才知，息焉堂竟然也是邬达克所设计，其原称圣母升天堂，始建于1929年，“为教徒举行安葬仪式祈祷使用，堂北面有大钟楼1座，内有铜钟4只，鸣时声闻10里，钟塔为罗马拜占庭风格，有哥特式尖券窗，外墙面土黄色水泥砂浆粉刷划鱼鳞纹。上世纪60年代，公墓遭毁，仅存教堂及钟塔。1974年改做上海动物园繁殖场物料仓库……2008年恢复宗教活动”（大门旁铭牌文字介绍）。
教堂前面的草地上，散放着九只白色羔羊雕塑，旁边的牧人一手扶杖，一手抱着只小羊羔。进到教堂里面，只见三面墙上有三扇椭圆形彩绘玻璃窗。不一会儿，身着黑色西装、长裙的演唱者入场，在中间站成U字型，共6女4男，均为30岁左右之白领，热爱演唱，利用业余时间排练，今日在此演出文艺复兴时期风格之无伴奏《安魂曲》。我于此纯属外行，在但这栋神奇建筑里聆听如此奇特之演唱，感觉奇妙无比。
然就是这样一座教堂，1974年曾被充公，墓地遭毁，而教堂更是成为动物园繁殖场的物料仓库。当然，它的命运还不是最悲惨的，因为2008年，它毕竟被发还给了天主教会，并经整修后重新恢复了其宗教功能。
而从顾睁先生的新浪博文《邬达克在上海设计建造的三座教堂之一——钩沉沐恩堂的前世今生》可知，息焉堂为邬达克在上海设计建造的第一座教堂。
第二座便是位于西藏北路的摩尔堂新堂（1958年改为“沐恩堂”）。
第三座是建于1932年的德国新福音教堂（又称德国礼拜堂），位于大西路（现延安中路）和海格路（现华山路）口。“这是邬达克在上海设计的三个教堂中最后一个，与前风格迥异，突破上海早期教堂建筑讲究规模宏大、布局对称、风格正宗等条条框框，采取灵活布局，丰富立面，并同步于国际上对现代装饰艺术风格的实践”
“对这座城市来说，一个绝对的遗憾就是德国新福音堂彻底毁于1966年那次罪恶动乱中，就像被拆去的经典性老戏院和老电影院一样遭到厄运，如建于1914年的夏礼匹克大戏院（即新华电影院）、建于1923年的卡尔登大戏院（即长江剧院）、建于1921年的恩派亚大戏院（即嵩山电影院）等等，呜乎哀哉！”（顾文），顾睁先生的悲痛可见一斑！
非止此也，“十年文 革动 乱时期一切宗教活动都被勒令停止，沐恩堂改建成一所中学，因为它紧邻南京东路，取名为南京中学。沐恩堂教堂唱诗班的管风琴、祭台和彩绘玻璃等悉数被毁。正中的主教堂被学校用作开会听报告的礼堂，这恐怕是上海最高级的大礼堂”（顾文）。
沐恩堂我曾进去过，只是不知在那个狂热的年代，它曾变身为南京中学！而德国礼拜堂则永远不可能了。当然，建于其旧址之上的五星级宾馆静安—希尔顿我到是去过的。如此说来，邬达克在上海所设计建造的三座教堂，我去过两座，并踏上另外一座的遗址！
昨天读《文汇报》记者邵岭采写的《为更多邬达克创造才华飞翔的舞台》，始知今年是建筑大师邬达克来到上海100周年，而第四届“上海邬达克建筑遗产月”也拉开序幕。
邬达克出生于建筑世家，毕业于匈牙利皇家圣约瑟夫理工学院建筑系，在一战中被俄军俘虏关押于西伯利亚集中 营，从转移战俘的列车上跳车逃亡，一路经过哈尔滨，于1918年来到上海。当年他25岁。自此之后直至1947年他54岁时离开上海到美国定居，这29年中，他都是在上海度过。
刚来上海的邬达克，在一家美国建筑事务所做助手。1923年，他与美国建筑师克利合作完成了美国总会（福州路209号），之后，他拥有了自己的建筑设计事务所，在接下来的岁月了，他为上海留下了65幢经典建筑，除了前述的三座教堂，还有“远东第一高楼的”国际饭店，最初被命名为“诺曼第公寓”的武康大楼、刘吉生花园洋房、大光明电影院、百乐门歌舞厅、市三女中五四楼等。
上海师大教授苏智良说，“邬达克来到上海时，正逢上海进入开埠之后的第一个高速发展时期，房地产业与建筑业的勃兴，为邬达克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巨大空间。彼时的上海，已经与巴黎、纽约、伦敦并列为世界四大都市，而他多元的风格，正好契合了上海成长为世界城市的时代需求和中西文化交融的审美意识……当邬达克逃亡到上海，这座城市不仅给了他扎根的机会和学以致用的舞台，更是包容了他的各种奇思妙想”（邵岭文）。
邬达克早已于1958年因心肌梗塞病逝于美国。他是基督徒，应该早已升入天国了吧。他虽然不是中国人，但毕竟在上海度过了其建筑设计创造力勃发的29年，上海而外，他只留下了两处建筑，“一处在他家乡，今位于斯洛伐克境内的班斯特·比斯特里察附近的森林里，是一座小小的教堂；一处在美国加州，这是他离开上海之后定居的地方，他在那里设计了自己的住所”（邵岭文）。参照2500多年前叔孙豹之“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观点，他在上海留下的这些经典建筑，足以令其不朽的吧。无论是从西方宗教观念，还是从中国人本主义观念来看，像邬达克这样能达到双料不朽的人，应该不多吧。
顾睁先生说，“2012年邬达克60多岁的孙子来沪，市政府有关部门相赠一本邬达克建筑相册，他非常惊讶和感激，说上海人把他爷爷的作品保护得如此完好”。邬达克就活在他设计建造的这些建筑里。
而我不得不再次感叹命运之弄人。假如邬达克当初没能从俄军的战俘列车上跳车成功逃脱的话，他或许会死在西伯利亚的集中营里，至多，能允许他设计建造一点战俘居住的房屋已经不错了吧？而当他1947年离开上海赴美定居直至去世的11年间，他也仅仅设计建造了自己的住宅，也就是说，他的建筑设计生命，从离开上海这块热土，几乎已经中止了。
可以说，邬达克这粒天才的种子，只有落在一百年前上海的这片热土上，才能生根、发芽、结果；而上海这座城市，因邬达克这位天才建筑设计师的努力，而更增添其风采！用苏智良教授的话来说，便是“彼此成就”。天下的建筑师多矣，能在一座城市留下一百多幢建筑，因此而成名并到达自己建筑设计事业之巅峰，这样的幸运儿，世上又有几人？而能让一座城市永远铭记的建筑设计师，恐怕也寥寥无几吧。
至于那被彻底毁灭的德国礼拜堂，被充作动物园动物繁殖物料仓库的息焉堂，被当作中学使用的摩尔堂（沐恩堂），邬达克生前没能看见，不知升入天堂的他对此作何感想？
我在文章的开头说，最近突然与邬达克结缘。其实，只要你生活、工作在上海，是无法不与邬达克邂逅的，只不过此前对面相见不相知罢了，比如我曾去华东医院探视病人，却不知里面的宏恩医院是邬达克设计的；我曾去交大散步，不知其中的工程馆是邬达克设计的；我曾去巨鹿路675号市作协开会，不知它就是鼎鼎大名的刘吉生住宅……
我对友人说，得空的时候，我们且去大光明电影院看上一场电影，并在国际饭店喝上杯咖啡吧。我们只能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对邬达克的敬意！
二O一八年十二月十二日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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