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读书梦

从1979年我参加工作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四十多年。回想起来，四十多年中，许多梦想都随风飘散了，唯独完美实现的，是自己的读书梦。但是，这一梦想却经历了不少的波折，说来有些话长。

　　接班

　　1979年5月的一个星期天，我正在大姐家帮忙盖小房，6岁的侄子忽然跑来说：“爷爷回来了，叫你赶快回去。”我感到很突然，往常，父亲每次回家都会提前来信，再说，母亲刚去天津时间不长啊，父亲怎么一个人回来了？

　　我顾不上洗手，赶紧到了大哥家。还没顾上和父亲打招呼，大哥就说：“峰，好事！让你到天津上班去。”什么，上班？在我的心目中，那是大人们的事情，我才16岁，哪能上班呢？我正在上高一，老师已经把我作为重点培养对象，和高二的同学一道享受住校待遇，目标是让我们参加当年7月份的全国高考，能考上更好，考不上算是一次热身。父亲说：“我准备提前退休，让你去顶替。”我说：“我不去，我还要上学呢！”父亲有些不高兴，说：“咱农村不比城市，升学率太低，考上个中专就不错了。再说，考大学还不是为了一个铁饭碗。现在顶替就是铁饭碗，就不要念书了。”父亲一向严肃，在他面前，我只有服从的份儿，从来不敢顶撞。第二天，父亲就回天津办退休手续去了。

　　父亲之所以不顾及我的感受，执意让我顶替，是为了弥补24年前的一个失策。父亲1951年到天津工作，1955年把母亲、大姐、大哥接到了天津，有了天津户口，分到了房子，大姐也上了小学。本来，在天津可以有一个温馨幸福的家。就在这个时候，由于城市人口增长过快，上级动员家属返乡并要求党员带头。父母都是抗战时期的老党员，对于上级的号召从来都是无条件服从。于是，母亲带着大姐、大哥又回到了老家。而那些没有回乡的家属，又很快给安排了工作，理由是“不能在家吃闲饭”。对此，父亲很是后悔，觉得亏欠了家人很多。因此，天津市一出台子女顶替政策，父亲立即决定退休，说什么也要让一个子女跳出农门。那一年，父亲54岁，还没有到退休年龄，是按病退办理了手续。

　　就这样，我稀里糊涂地离开了学校，到天津成了一名工人。

　　制衣

　　我的单位是皮毛厂，属于外贸企业。父亲的愿望是让我学技术，将来靠技术吃饭，因此把我安排到了第六车间，主要是裁制裘皮大衣。起初，我也很想尽快掌握技术，成为像几位老师傅那样的技术能手。他们不用亲自干活，只是负责调配材料、检查、验收，而且，早点可以每天吃一个鸡蛋，中午买有肉的菜。但是，我的自尊心不断受到伤害。

　　在车间，整天要和针线、刀剪打交道，我从小到大很少摸针线，扣子掉了都是母亲或两个姐姐给我缝上。对于裁制裘皮，我很不适应，干活儿笨手笨脚，经常受到师傅的责备，有时还把手扎破、割破。每到这个时候，我都跑到车间的阳台上，对着家乡的方向抹眼泪。我想父母，想哥哥姐姐，想老师同学，想着以前的学校生活。

　　我不甘心在车间干一辈子，我还想读书。

　　我报名参加了单位的外贸英语学习班，讲课的崔金山先生曾是民国时期天津市市长的生活秘书，口语很好。每天中午，我简单吃几口饭，就赶往会议室听课。我还报名参加了河东区第四业余中学的高中语文学习班、立体几何学习班以及第二工人文化宫的书法班。每个周日上午，还和一位喜爱文学的同事去第一工人文化宫听文学讲座。在学习班里，我获得了不少知识，认识了不少上进青年，我知道了莎士比亚、雨果、巴尔扎克、海涅、别林斯基，读了鲁迅的小说、杂文，读了《罗丹艺术论》，读了《堂吉诃德》，读了白桦的《苦恋》剧本，精神上很充实，好像找到了重新做学生的感觉。

　　但我的裁制技术依然没有明显的进步。实行计件奖金后，同伴们每月都能拿到十几甚至二十几元的奖金，我只能拿最低的6元。有一天，师傅对我说：“小刘，眼看就要一年了，你还不能独立干活，你不是这块料儿，还是想法换个地方吧。”我说：“去哪里呢？”师傅说：“你喜欢看书，好学，到科室里抄抄写写还可以。”去科室？谈何容易！我连高中都没有毕业，科室能要我吗？师傅说：“叫你爸爸托托人。”

　　恰好，父母从老家来天津看我，我请求父亲托人帮我换一个工作。父亲批评我不安心工作，是这山望着那山高。我说：“我实在干不了这个工作，时间长了，我会出毛病的。”父亲也有些担心，答应试试看。

　　父亲毕竟还有些老面子。过了一段时间，我就从车间调到了保卫科，算是“以工代干”。

　　抄诗

　　保卫科除了单位日常的安全保卫，还有一项工作，就是甄别、平反“文革”期间造成的冤假错案。我刚到保卫科，就和一位同事一道去河北省沧州、衡水、邢台等地进行外调。第一次出公差，我很兴奋，扒在长途汽车的玻璃上不断朝外面看，感到一切都很新鲜。尽管我还不到18岁，但到了乡下，也被人认为是从天津来的干部，自己也很神气。在外调过程中，我也了解了不少案件的来龙去脉，增长了不少见识。

　　保卫科的工作时紧时松，闲下来时，几位年龄大的同事就在办公室下棋、聊天。我不会下棋，聊天也插不上嘴，就在一旁看报纸、读书。

　　一位夜校的同学从天津图书馆借来了一部拜伦的《唐璜》，对我说这部书非常好，让我一定读一读。我似懂非懂地读起来，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书中有不少精彩的段落，我就抄在活页纸上。科长起初还夸我好学，但时间一长，看我老在办公室抄诗，就当众批评了我。我不敢反驳，但很不服气，心想下棋、聊天可以，读书怎么就不可以？

　　从此之后，我也变得乖巧起来，科长在的时候，我就装模作样看报纸，他一出去，我就抄书；一听到他的脚步声，我就赶紧拿报纸把书和纸盖住。这种类似捉迷藏的做法，使我抄了将近一百页的诗句，我自己装订成了一个本子，当作一件宝贝。现在，这个抄本还在。

　　进修

　　大约是1981年10月的一天，教育科科长把我找去，说准备派我到天津外贸学院筹备处参加外贸系统语文师资培训班的学习。原来，上级部门准备创办一所外贸学院，委托天津市外贸局做具体筹备。筹备处先是从中学选拔了一些教师，作为公共课师资。由于创办学院的手续迟迟批不下来，这些老师又不能总闲着，于是决定为各单位培训语文师资，目的在于普及职工教育。教育科长看我喜欢文学，就选中了我。一听有了专门学习的机会，我很兴奋。

　　师资培训班里，我的年龄最小，大家对我都很友好。老师们见我一脸稚气，也很喜欢我。在10个月的时间里，我系统学习了现代汉语、古代汉语、文言文、论说文、现代文等方面的知识，也学会了普通话，练习了当众讲课、写板书。由于我的记忆力好，在课堂上表现突出，平时也爱写一些诗歌、散文，时不时“显摆”一下，大家不仅不反感，还给我一些好评。

　　有一天，葛毓老师当着众人说：“小刘，你别在工厂待了，准备考大学吧。”其实，葛老师并不知道我的底细，我只能说在语文方面还有些基础，历史、地理只有初中程度，数学、外语对我来说，则如同天书，考大学是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情。但葛老师的这句话是对我极大的鼓励，同学们也对我刮目相看，都认为我有前途。

　　授课

　　1982年5月，我在培训班结业，成了单位职工学校的教师，虽然还是工人身份，但可以堂而皇之地在办公室看书了。职工学校还没有开课，社会上传来了一个消息：中断多年的业余大学（简称“业大”）开始恢复招生了。当时业大的吸引力仅次于全日制高等院校，只要考上了业大，学费可以在单位报销，毕业后就是大专学历，可以转成干部编制，而且能提高几级工资。我在师资培训班的几位同学跃跃欲试，也动员我报考。就这样，我和四位同学一起报了名。

　　他们四个人都比我大几岁，对这次机会很是珍惜，不断找书看，向别人请教。我则有些飘飘然，心想凭着自己的基础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最终的结果却让我有些尴尬，他们四个人全考上了，就我自己落榜了。

　　他们怕我难过，纷纷安慰我，动员我参加高考。

　　还没有从落榜的郁闷中走出来，职工学校开学了，我负责讲现代文和文言文。在班上，所有的学生（工人）都比我大。为了不被学生轰下去，我下了很大的力气备课。记得第一课是讲夏衍的《外滩变了》，原文不到一千字，我的讲稿就写了好几千字，连手势、停顿的动作都做了标记。

　　上课那天，我在紧张中走上讲台，面对几十人，故作镇静地讲完了第一节课。大家刚开始对我有些轻视，但一节课下来，便改变了态度，都说我很适合讲课。

　　补习

　　1982年9月的一天，领导派我到河西区人民公园中学印刷厂买教案纸，在这所中学门口，我看到了刚刚贴出的高考文科补习班的招生启事，我有些动心，联想到葛老师和同学们对我的鼓励，决定报名试试。我交了20元的学费。回到单位，几位同事听说我报了名，马上说，快去把钱退了，那个中学质量很差，一年也考不上几个大学生，可以去耀华中学、新华中学这样的名校补习。我怕人家不给退钱，因为在当时20元相当于我半个多月的工资，只好上了这个补习班。

　　尽管这所中学的生源不是很好，老师们却很认真负责。他们并没有对我有丝毫的歧视，而是尽心尽力地指导我，耐心解答我的疑问。

　　和其他同学相比，我的基础最差，别人都是正式的高中毕业生，我却连完整的高中都没有读过。尤其是数学和外语，本来很简单的知识，对我却成了“拦路虎”，我自己也缺乏信心，好几次都想半途而废，但又怕人们笑话，只好硬着头皮往前走。

　　回想起来，上高考补习班可能是自己最为难熬的一段日子。白天要在单位上课，晚上要上补习班。回到宿舍，将近夜里十点钟了。自己简单做点吃的，再复习到深夜。由于精神紧张，营养不良，我得了很严重的神经衰弱。更为可怕的是，我借住的房间里出现了大量的臭虫，入夜后便向我发起攻击，臭虫的繁殖力很强，我被咬得体无完肤，痛苦不堪。高考前，我拍了一张填写登记表用的照片，面容憔悴，表情木然，与以前相比，简直判若两人。

　　高考的日期终于近了，我看了一下自己做过的习题和写的笔记，摞起来足有一米多高。我打定了主意，如果今年考不上，明年就不考了，再也不想受这个罪了。

　　圆梦

　　高考前，担任语文课教学的赵玉祥老师对我说：“你的数学和外语都是'瘸子’，只要你能各得20分，就能考上大学。”就是这20分，我也没有十分的把握。

　　我拼足了力气，参加了1983年7月15日至17日的全国统一高考。

　　皇天不负苦心人。三天的高考，除了我以为最有把握拿分的语文没有考好外，政治、历史、地理都是发挥正常，外语连猜带蒙，坚持没有提前交卷（那时大家外语普遍较差，开考半小时，即有一多半考生提前交卷离开），数学更是超水平发挥，记得其中一道20分的解析几何题，恰好和我复习中的一道题类似，我照猫画虎，竟然做对了！

　　成绩终于公布了，我考了399分，超过录取分数线39分！真没有想到，数学竟然得了72分（满分120分），是我历次测试中的最高成绩，真是如有神助！

　　就这样，我顺利地考入了天津财经学院（今天津财经大学）财政专业，成了一名大学生。距离我从农村来到天津接班，过去了四年多的时间。虽然走了一段不长不短的弯路，但总算实现了自己当初进大学读书的愿望。从此，我也走上了读书、教书、编书、写书的道路。

　　而今，虽已年近花甲，但我依然有梦想，这一梦想仍旧是读书。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刘运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