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吴用修》（明·黄汝亨）

〔明〕黄汝亨

怀足下意非楮墨可了，彼此穷愁，亦复默会，姑与足下陈说两境。

泉声咽石，月色当户；修竹千竿，芭蕉一片。或探名理，时对佳客。清旷则弟蓄嵇阮，飞扬则奴隶原尝。萧然四壁，傲睨千古。——此一境也。

采薇颇艰，辟纑不易。内窘中馈之奉，外虚北海之尊。更复好义先人，守雌去道。食指如林，多口苦棘，风雅之趣既减，往来之礼务苛。——此又一境也。

两境递进，终归扰扰，半是阿堵小贼坐困英雄耳！吾与足下俱不免，故敢及之，此未可以示俗客也。

——《寓林集》

〔注释〕

　原尝：即战国时赵、齐著名的贵公子平原君、孟尝君。 辟纑(lú)：绩麻。战国人陈仲子为逃避楚王国相之聘，携妻逃走，仲子做鞋，“妻辟纑”。

就对个性的崇扬和自由的追求而言，魏晋与晚明是两个相似的历史阶段。这两个历史时期的知识分子都崇尚自然，蔑视礼法，注重真情，性格上带有明显的狂诞气质。但是，魏晋名士毕竟有许多出身在有庄园经济收入以保障悠闲的生活的豪族家庭，因而个性表现带有政治性和贵族性，加上与当时清淡之风密切相关，更显得超俗和玄虚。明代由于城市生活的背景，使得每个人都必须通过横向竞争在这个社会上谋得经济上的自立，因而情形便完全不同。这也就使得他们的个性表现是以肯定普通人物质性的生活欲望为前提，显示出明显的世俗化倾向。

这封书信所陈说的两境，实际上反映了作者的理想人格与现实生活处境的冲突。这种冲突，魏晋名士或不曾体验，或不屑挂齿；而对明代的读书人来说不仅无可回避，而且，正视这一冲突，恰恰表现了他们完整的人生观，标志着中国古代士人对自我内涵的认知之深化。纵情自然，率性而行，于泉声月色、修竹芭蕉之中感悟生命之真谛，这固然让人感受到一种精神上超越的愉悦，但在现实生活当中，人又必定要被世俗的物质利益所拘羁，因为人首先表现为肉体的存在，不然的话，就连起码的生存也成问题。作者在这里虽然没有像李贽喊出“好货好色”的粗豪口号，却在“扰扰”之中让我们感受到精神上的强烈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