坤鹏论：我们活在辞屏中（下）
这个世界上，只要选择就代表存在着动机和目的。
——坤鹏论
坤鹏论认为，每每发生热点事件时，都是观察和理解修辞学的最佳机会。
那一篇篇蹭热点且热度超高的文章，充满了写作者赤裸裸动机之下的无端猜度、阴谋论、捕风捉影……
如果将它们的论点一一提溜出来，再一一追根溯源验证真伪，正确率能够超过50%可能都是很负责的八卦了。
甚至有些道貌岸然的专家学者吧啦吧啦一顿指点江山，其实，他们背后的交易和企图更加肮脏恶心。
不得不承认，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越来越只依靠屏幕获取讯息，而在前面我们已经讲过了，包括各种屏幕在内的荧屏其实都是他人有意展现的辞屏。
可是，就算是胡编乱造，胡话连篇又如何呢？
正如《乌合之众》所揭示的：“群众从来就没有渴望过真理，面对那些不合口味的证据，他们会拂袖而去，假如谬论对他们有诱惑力，他们更愿意崇拜谬论。”
而且，绝大部分人的恨往往源于嫉妒，而非正直。
因妒生出来的恨，根本不在乎是不是谣言，在乎的是主角是不是自己高不可攀的那些人。
所以，低调做人是多么重要呀！
你的每一次显摆都可能招来无谓的嫉妒，而且除非嫉妒者变得比你更强大，他的嫉妒是会积累发酵的。
最终，在你孱弱之时，便是他人对你嫉妒的发泄之际。
一、貌似客观的名词无不闪动着动机
伯克认为，人类用词汇堆积的语篇建构起一个个虚拟现实，然后通过辞屏将它们一个个展现出来。
其中，名词是关键部件，人类正是以它们为核心骨架构造了一个个接近真实的情状。
我们甚至可以说，人类用名词创造世界。
但是，貌似很客观的名词在开启一扇知识之门的同时，也关上另一侧的知识之窗。
伯克指出：“即使任何名词都是现实的反映，但就其本质来说，名词对现实而言肯定是具有选择性的；因此，它同时也是对现实的一种背离。”
比如：将一个人描述为“消费者”而不是“公民”，说话者偏重于人们的经济描述而不是政治描述。
再比如：生物学家和诗人在对老虎的描述中，所应用的词语完全不同，也代表了两种不同的看待世界的态度，并且势必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向同一对象全然不同的特征。
在辞屏中，人们在毫无觉察的情况下，就被导向名词使用者期望的地方去了。
同时，伯克说：“一种（语言）形式就是一种经验方式……它使我们以某种特定的方式去体验。”
从这句话中，我们可以得出，语言不仅具有命名功能，同时还有规范作用——规定了人们认识的方式，限定了人们思维的方向。
语言为我们认识世界和人类自己提供了范畴和分类的方式，从而也规定、限制了人们的思维。
比如：如果一个人接受了另一个人的语言表达，意味着他接受了一种态度，因而也就接受了一种价值观。
在劝说活动中，劝说者有意识地把其语言强加给被劝说者，即通过词语的选择使用限定了接受者获得的知识，最终达到劝说的目的。
伯克揭示道：“词语把我们的注意力导向一个领域而不是另一领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所使用的词语之性质不仅影响着我们的观察性质。同样，许多‘观察’就是特殊词语的含义罢了，（因为）我们的观察正是按照这些词语来形成的。”
其实，往大了说，语言符号的使用本身就是一种选择。
这个世界上，只要选择就代表存在着动机和目的。
正所谓：人一开口说话，便或明或暗地带着利益，注定不可能是客观的、公平的。
那么，人类作为修辞动物对语言的使用，话语不可能不带任何偏见。
“语言是形式系统，无论单独使用还是一起使用，这些形式都具有某种倾向性或意向性”，因为“从其本质上来说，言语就不是中立的”，说话就意味着做出道德宣言。
比如：选择了这样的表达法，实际是在回避使用那样的表达法，是对后者的拒绝。
在两种表述法之间的选择反映了发话者的动机。
选择的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便是话语的劝说性。
伯克认为，“我们在话语实践中所选择的名词从来都不仅仅是一些词语”，因为“使用词语意味着导引听众以某种特有的方式去理解、分析和评价某一现象。”
因此，对语言的每一次使用，不管是书面的还是口头的，都显示了使用者的态度和动机，“一切象征行为都跳跃着态度”。
“（语言）形式是在听者心中创造出一种欲望，并对那被激起的欲望进行适当的满足。”
任何一次语言使用的过程必定都是一次修辞过程，语言不可能无动因地被使用，语言之所以会呈现出千姿百态的面貌，就是源自于说话者动机的塑造。
至此，伯克总结性地指出：
辞屏饱含着说话者的动机，动机渗透到说话者所选择的词语中，导引受话者的意识形态，说话者的动机就体现在对语言符号的构筑中。
由此，伯克还提出了与尼采视角主义类似的“不协调而导致的视角”的观点。
他认为，辞屏提供给我们的是某种观察世界的角度，是语言巴别塔一侧的窗口。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任何语言符号的使用都只不过是一个视角与另一个视角之间的竞争，其目的在于使自身所刻画的现实被人们当作真正的现实来接受。
“人们认识事物总是根据自己已有的图式以某种视角认知事物”，并赋予一定意义（就像一张黑白图，盯住黑白两个区域看到的图形是不一样的）。
根据这个观点，人们习以为常的“真理”换用另一个视角来看就可能不是真理了。
伯克告诉人们，现实、真理、知识其实都不过是通过话语建构的结果，对现实以及所谓的“真理”都要敢于质疑。
总而言之，建构象征世界最重要的部件是名词。
所以，伯克提出只有对名词进行批评性分析，才能较为全面地揭示不同辞屏下人类行为的动机。
人类动机复杂而玄妙，难以捉摸，伯克却借助名词来捕捉动机。
我们知道语言是人类的本质属性，用语言工具看待人类动机不无道理。
加上人类诞生伊始就萌发了与他人交往的愿望（用语言劝说的动机），可见，撇开动物性，语言动机是一切动机之源。
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最基本的动机
为什么说语言动机是一切动机之源？
因为语言具有诱发合作、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基本功能。
正像亚里士多德所指出的，人是政治的和社会的动物。
那么，人要生存就必须调节与他人的关系，就必须与他人合作。
但是，由于种族、教育程度、阅历、宗教、性别、年龄、社会阶层等诸多不同，人们之间必定存在隔阂。
当人们使用语言去消除这些差异，减少隔阂，从而形成合作的时候，人们就在使用修辞。
因为语言的使用都是在有意无意地达致这个目的，所以，语言＝修辞。
人在自然中生存，在社会中生存，离不开与他人调节关系，离不开用语言去影响他人，诱发他人的合作。
“在当代思想中，修辞已被看作是人类行为的一个基本方面……”伯克如是指出。
进一步观察修辞者的作品，伯克发现“通过客观的引证，我们或他可能会暴露运作的动机结构，没有必要‘提供’动机，相互之间的内在关系本身就是他的动机，因为这些关系是他的情境，而情境只能是动机的另一个词。”
坤鹏论提醒大家注意情境这个词语——人们相互间的内在关系＝动机＝情境。
至此，伯克将对无意识动机的发掘也纳入了进来，形成了完整的戏剧主义理论，从而拉开了新修辞学的帷幕。
三、事物是词语的符号
随后，伯克将其理论进一步向前推进，又创造性地提出了“事物是词语的符号”。
它完全颠覆了传统的语言符号理论。
在伯克看来，词语不仅命名事物，而且还是对事物的超越。
比如：当我们使用“房子”这个名词时，它不仅仅代表世界中的客观存在，而且也成为了某些经验的形式，比如：对（牢笼）的痛苦抑或是（亲人）的美好等联想。
因此，“要了解一个词的意义，不能依赖于现实，相反，必须关注语言以了解现实意指什么。”
不过，伯克提出此观点的目的不在于挑战传统的语言符号指称关系，而是向人们说明，逆向看待它们的关系，能给予人们分析问题的另一个角度，从而更加全面地认识两者的关系。
这就是他的“不协调而导致的视角”的解构主义方法论——通过把两个看来相矛盾的术语放置到一起从而把人们的注意引向一个真理。
也就是“一种通过两种方式同时看事物的方法。”
采用这样的新观察视角，可以对社会某些方面进行再考察，从而发现以前未能发现的东西。
四、以动机为核心的修辞新定义
从上面的分享内容可以看出，伯克从不同角度和出发点对人类究竟如何应用象征资源进行了深入思考。
而这些思考从各个方向汇聚到了一个中心概念——动机。
伯克毕生都在致力于以下问题的探索：
人为什么会对某些事而不是另外一些事发生兴趣？
为什么会就感兴趣的某件事做出这个而不是另外一个决定？
促成这些选择和决定的都有哪些因素？
所以将伯克称为哲学家一点都不为过，因为，这些问题都是普通人认为是理所当然，不需要浪费时间思考的。
当然，对于动机的研究并不是从他才开始的。
几千年来，很多人，特别是哲学家，从生理、心理、精神、社会等各个角度深入探讨过这个问题。
但是，伯克选择了一个与众不同的角度——另一个人类本质特征——对象征的应用和敏感。
他从以语言为代表的象征出发，通过摄影的启发精心构筑了独特的辞屏，从而强调动机的形成和改变是：人们相互使用象征，对象征作出反应或者说受到象征影响的结果。
伯克的这一理论其实是对修辞概念重新的、升华的表述。
此前，对西方传统修辞的表述主要是——言说者如何应用熟练掌握的各种话题、说法、道理、寓言、情节、叙事等，凭自己的出众口才说服他人，促使他人形成或改变自己的态度和行为。
而伯克则给出了一个更加高大上、更抽象的说法——通过应用以语言符号为主的各种象征手段，对他人动机的形成和变化施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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