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出团徽的90岁''敦煌少女''，尝遍人生坎坷，笑着活成传奇！
10月16日，神舟十三号在甘肃酒泉成功飞天。在原子弹爆炸成功纪念日中国三位航天员“伴日飞天”，这是中国人独有的浪漫。
而在距离酒泉不远的敦煌莫高窟，穿越千年历史而来的492个洞窟中，几乎窟窟壁画中有飞天。这让人想起了前几天央视《吾家吾国》节目中讲的一位90岁“敦煌少女”的故事。
从12岁起，她就一个洞窟一个洞窟地临摹飞天，在之后的岁月里，她几乎用尽一生的心血，把敦煌艺术运用到现代设计中。
21岁，她以敦煌元素设计出“新中国第一份国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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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第一块丝巾国礼和平鸽丝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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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设计了中国共青团团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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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仍然流光溢彩的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天花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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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文化宫的大门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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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那朵被中央政府选中赠送给香港特区的金色紫荆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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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她已经90岁了，但仍是人们眼中“永远的敦煌少女”……
她就是常沙娜，“敦煌守护神”常书鸿先生的女儿。
然而，与“美和浪漫”始终相伴相随的是她一生经历的坎坷，少年失母、中年丧夫，77岁，自己又罹患癌症，在与磨难的抗争中，90岁的她虽已经是皱纹满面，可从内而外透出的仍是少女时的生动与秀丽。
很多读者最早认识她，是源于这张80多年前的老照片，照片中，她是萌态可掬的小女孩。
1931年3月，常沙娜出生在法国里昂，在她出生的地方有条名叫Saône的河流，父亲常书鸿用这条河流的名字给她起名叫“沙娜”。
1935年，常书鸿绘《沙娜像》
命运之手在冥冥中为这个名字里带“沙”字的女孩指明了未来发展的方向——敦煌，又名沙州。然而在当时，谁也想象不到这条“沙娜河”会从法国蜿蜒奔向中国西北那荒凉又神秘的艺术王国……
“父亲常书鸿是第一位进入巴黎美术家协会的中国艺术家，我家住在巴黎第14区48号，周末、假日，我家成了中国留学生（学艺术的）聚会的场所……徐悲鸿和蒋碧薇到巴黎办展览时也来做客。”
但是，父亲与一本书的偶遇，永远改变了一家人的命运轨迹……常沙娜回1935年秋，父亲在巴黎塞纳河畔的旧书摊上偶然翻到一本图册：伯希和编著的《敦煌图录》。
1943年，母亲带着她和弟弟几度辗转在敦煌与父亲团聚。虽然做足了思想准备，但从法国巴黎的富足生活到每天吃满嘴沙子的荒漠，敦煌生活环境之艰难困苦，让只有十多岁的常沙娜始料未及……
多年之后，常沙娜还清晰记得初到敦煌时的情形：当时已是深夜，母亲带着她和弟弟肚子都饿了，爸爸却给每人端了三个碗：一碗盐、一碗醋、一碗面。
打冰化开后当作饮用水
常书鸿是画家，但到敦煌的头几年，他根本拿不了画笔，而是带领着第一代莫高窟人，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苦，几乎是用双手清除了数百年堆积在300个洞窟里的积沙；他们给洞窟编号、测绘、照相、临摹；他们不停地种树，修建了一千多米的防沙墙……
日子就像戈壁的黄沙那样粗粝苦涩，然而，上天在苦难之外，给了少女沙娜另一种极为珍贵的甘甜。
千佛洞的蓝天明澈无比，让她的心情豁然开朗。不知不觉中，常沙娜和父亲一样，在这片荒凉又广阔的天地之中，找到了自己一生的精神寄托。
她说：“那么多从未见过的壁画、彩塑，铺天盖地，色彩绚丽，我不明白这是些什么，只觉得好看，新鲜，神奇，在明明暗暗的一个个洞窟走进走出，就像游走在变幻莫测的梦境里。”
无数个日升月落，她蹬着“蜈蚣梯”爬进蜂房般的苍老洞窟，用镜子反射阳光进洞，或一手执小油灯一手临摹壁画：
“彩色的佛陀、菩萨慈眉善目地陪伴着我，头顶上是节奏鲜明的平棋、藻井图案，围绕身边的是神奇的佛传本生故事、西方净土变画面……随着太阳转移，洞里的光线越来越暗，而我意犹未尽，难以住笔……”
1948年，十七岁的常沙娜离开相依为命的父亲和弟弟，到美国波士顿美术博物院美术学院学习绘画及外国古代文化艺术。
虽身在国外，但她一时一刻没有忘记祖国，没有忘记敦煌。
1949年，一个消息激起了常沙娜心中巨大的波澜，新中国成立了！
她一刻都等不及要回去。没有回国的路费，她就每天晚上去陶瓷场打工，靠着辛苦攒下的三百多美金，终于买到一张回国的三等舱船票，提前两年回到了祖国。
回国后不久，常沙娜就迎来了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际遇。1950年年底，周恩来总理跟常书鸿说，你要在午门城楼上搞一个爱国主义教育展览，把你们临摹的东西搬到我们城楼上。
常书鸿高兴得不得了，把常沙娜也叫去帮忙。这次展览引起了很大轰动，很多人都像当年的常书鸿一样大开眼界，惊叹不已！这其中就包括后来影响了常沙娜一生的人——梁思成、林徽因夫妇。
当时林徽因的身体已经十分不好。但没去过敦煌的他们说，再累也要坚持来看展览！
她扶着梁思成、林徽因，陪一圈、歇一圈、说一圈，再给他们进行讲解。看了壁画上的古建筑，他们难以抑制的高兴和激动让常沙娜印象极深。
不久，常书鸿告诉女儿，清华大学请她做助教，在敦煌图案上配合林徽因做些工作。本来准备去中央美院继续走绘画道路的她，成为林徽因的学生，从此转向工艺美术、艺术设计和艺术设计教育。
她说：“是林徽因先生决定了我终身献身给艺术设计和教学的人生方向。”
那时候林徽因和梁思成正在研究景泰蓝艺术。林徽因对常沙娜说，沙娜你是搞敦煌的，你对敦煌的图案很熟悉。你结合敦煌的图案，给景泰蓝做一些新的设计，我们一块搞。
当时林徽因已经病得很严重，只能在床上工作。常沙娜每天都去看她，林徽因边咳边坚持讲解，一说起来，激动得满脸都发红。这个情形，常沙娜每每回忆起来，都感慨不已。
在林徽因的引导下，常沙娜将所学的敦煌艺术元素应用于现代生活和艺术创作，成为国内最早从事敦煌图案研究与教学的学者之一。凭着在敦煌练就的童子功，常沙娜很快拿出了一套敦煌纹样景泰蓝工艺品，让这一濒临失传的传统工艺重获新生。
1952年，第一届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需要有中国特色的礼品，要反映现代的东西，还要运用中国古代的文化元素。在林徽因的推荐下，常沙娜为会议设计了一套十分美观的景泰蓝工艺品。
常沙娜还参照敦煌莫高窟藻井图案，把飞天换成和平鸽，设计出了一款礼品丝巾，它和景泰蓝一起，成了亚太会议上最抢手的礼品。郭沫若说：“这是新中国第一份国礼。”
1958年8月，中共中央做出指示，要兴建万人大礼堂等十大建筑。刚二十几岁的常沙娜被安排到人民大会堂设计组，当被问到有没有感到压力很大时，她爽快地回答：“没有，我感觉很好！因为好多人一起。”
刚接触建筑设计的她什么也不懂，“只知道用敦煌的图案弄一下”，
但建筑师说，设计方案不能只追求美观，而要注重跟功能的结合。照明是亮的、通风口是暗的，要把这些都考虑进你的设计里。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常沙娜常常是走路时也想，吃饭时也想，很多个深夜，她都在灯下勾勾画画，一个个方案推倒又重来，有时一干就到了天亮。后来，她运用敦煌的莲花图案，把照明、通风和图案内容结合起来，就像联珠一样美丽庄严。
400多个日夜后，人民大会堂顺利竣工。奉献宴会上，所有参与建设的人，不管是设计者、制作者还是工人，都到场了。周恩来总理亲自参加宴会，
一个桌一个桌地敬酒，向每一位奉献者表示祝贺和感谢，大家激动得流下眼泪。
从那以后，常沙娜知道了：
“我们每一个搞设计的人，
都应该明白
我们不是一个人完成的，
完全是共同完成的，
是经历了很多的反反复复研究改造。
最后完成的。”
几十年来，常沙娜一直致力于
宣传敦煌的设计事业。
她将数不胜数敦煌元素
融入了中国人的生活和共同记忆里，
融进了我们的民族血脉里……
传统和现代在她身上有奇妙的融合。她从不追求所谓时尚潮流，身上的衣服一穿十几年，配色花样却永远典雅大方。
她说，我们是搞设计的，我们的特色是五千年历史，你就要尊重过去。
在另外一些方面，她又十分“摩登”。爱人去世多年，她一个人料理生活，独立得让人惊讶。她最喜欢说“我有我的程序”，自己能动手的绝不要别人帮忙。
她跟儿子的相处方式也十分独特：不跟儿子住，也从不要求儿子陪伴。
一起吃饭，也都是你请我一顿，下顿我就回请一次，酷得不可思议。
这一切源于她性格深处的那份经历重重苦难后的倔强和坚强：
童年时代历经战乱，少年时代母亲中途缺席，她在大漠荒烟里“野蛮生长”。第一次婚姻以草草离婚收场。第二次婚姻她嫁给日语翻译崔泰山，两次怀孕，都不幸流产，45岁才生下儿子崔冬晖。待到中年，丈夫又早早离世，
她跟年幼的儿子相依为命。
晚年时，命运又一次降下打击。2008年，她得了乳腺癌，手术、化疗、放疗，病痛并没有影响她对艺术、对生命蓬勃旺盛的热爱。
说起乳腺癌手术，她毫不避讳地说：“我这里是空的。”“一下子给弄掉了。”
放化疗过程中，她依然搞设计、不停地搞设计，当院长、带学生，听喜多郎的《丝绸之路》，把那别人看起来非常痛苦的日子过得很好。
她说：“我已经90多岁了，我的经历很长，喜怒哀乐什么都有，所以都要经历就行了。”她喜欢那句法国的谚语：“你活得开心，这也是生活；你活得很悲伤；这也是生活；这就是生活，就是生命。”
每次去敦煌，常沙娜总是按捺不住激动，看少年时代临摹过壁画的珍贵洞窟 ；看曾与家人共同生活过的黄泥小屋；看父亲的墓地⋯⋯
就像父亲当年取下的名字那样，常沙娜真的把自己的一生活成了一条河。
她冲刷过激流险滩，经历过海雨天风，流淌过难以想象的神奇旅途，终于变得宽广、深邃。而敦煌就像她最丰盈的源头，给了她源源不断的哺育和滋养。
她说，“不要说我老了，我走不动了，我不干了，'老牛自知黄昏晚，不待扬鞭自奋蹄’，我能干多少就干多少。”
90岁了，她仍是永远的“敦煌少女”。那个在洞中不知疲惫地临摹壁画的少女，那么生动，那么年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