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旧文•再议邮展——从魏叔彝、张赓伯两篇旧文谈起 / 开普饭

2017年6月中旬，福州市集邮协会《榕城集邮》的两位编委，专门去上海拜访了我国集邮家刘广实先生，并就“中国邮展史”的话题，向刘广实先生请教。因为刘广实先生一直关注这个事情，他是上世纪八十年代集邮活动恢复后，最早介绍我国邮展历史的人。他在1981年常州的《天宁邮讯》和1984年《福州晚报》上分别发表文章介绍这两次邮展。可以说是我国邮展史研究的开拓者。刘广实先生对于中国邮展史的看法，给了我们很多启迪，特别是他提醒我们，一定要认真解读魏叔彝和张赓伯上世纪分别撰写的两篇文章。基于此，我们整理出下述文字。

今天我们谈中国邮展的历史源头，不可不提到的两篇文章，分别是张赓伯发表在上海《国粹邮刊》上的《邮海沧桑录（三十八）》（1945年10月总第39期）、魏叔彝发表在福州《绿榕邮刊》上的《福建第一次纪念特戳考》及《附记会中之邮展》（1947年1月总第1期）。虽然这两篇文章已经被引用多次，但把它们放在一起解读，集邮界之前似乎尚没有过。故此，笔者特地将这两篇文章的解读心得整理出来，以期给关注“中国邮展史”的朋友提供更多的参考资料和探讨思路。

都是当事人事后回忆

两篇文章均发表在当时较有影响力的邮刊上，都是当事人时隔二三十年后的回忆，两篇文章问世间隔不到一年半。张赓伯在集邮界有“邮史矿”之美誉，而魏叔彝既是我国最早的邮商，也是颇有造诣的集邮家。他们二人在集邮界的口碑、信誉都是毋庸置疑的，真实可信的。根据这两篇文章内容来分析，虽然字数都不多，但描述很多细节非当事人所不能阐述，概而言之，只有亲身参与或身临其境，才能写出这样的文章。

这里面，张赓伯参加邮展的过程比较简单，在他的文章中已经写得很清楚。而魏叔彝参与此事，却另有一番情景，值得深入研究和考证。根据1916年出版的陈琪撰写的《中国参与巴拿马太平洋博览会纪实》一书所载，即使是地方举办预展，对于展品的筛选也是相当严格的。邮票作为一种新事物，想进入展场肯定是经过一番周折的。好在当时社会舆论已经对此有所认知，有识之士也在报刊上公开呼吁邮票可以进入展会（见《为巴拿马博览会敬告国人》一文，刊于1914年1月在上海出版《中华实业界》），甚至还有人在报刊上发表了一篇名为《支那邮票展览会》的小品文，虚拟了一场“邮展”（刊于1914年5月日本东京编辑出版的《中国实业杂志》）。

这些，都说明邮展在当时已逐渐为世人所了解，而魏叔彝早在1909 年就开办了我国最早的邮票社，数年来经营邮票事业、参与集邮活动，使他在社会上具备了一定的知名度，加之他本人对集邮的热爱，凡此种种，都说明魏叔彝进入“福建展览会”中举办邮展的条件成熟了。

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些细节并没有在魏叔彝的文章中披露，但我们不难想象的出来，魏叔彝为了准备邮展（当然也有摆摊销售）、并让邮展进入“福建展览会”所作出的各种努力。此为解读一。

说得都是邮展一事

张赓伯在《邮海沧桑录》中提到的“武进邮票展览会”和魏叔彝在《附记会中之邮展》中提到的“中外邮票展”，不管是以当时的标准，还是今天我们制定的有关“词条释义”，都可以认为其表述的对象是相同的，即都是“邮票展览”。其主要区别是武进邮展是专门性邮展，并设有评奖环节外，还有一点就是福州邮展仅有魏叔彝和卜威利两人，而武进邮展有五人以上，人数较多。部份对福州邮展持有异议的邮友，其观点是魏叔彝仅仅是“展销”，等同于“拍卖预展”、“同好欣赏”，并提出了一个生搬硬造的词汇：“邮票展示活动”。如果不是对福州邮展持有偏见，就只能说这些人不懂邮展。因为，他们忽略了关键的一点：邮展活动中的邮票，是个“固定物”。认知这点，至关重要。此为解读二。

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所谓的“邮票展示活动”，包括拍卖预展、销售邮票、同好鉴赏等等，一般不会将邮票固定在镜框内。当有人提出观看某一品种邮票的时候，主办方会把这一邮票取出，所以说这里面的邮票是“活物”。而邮展截然不同，展框里面的邮票都经过处理，固定在镜框里面，不允许单独把邮票拿出来观看，所以是“死物”。这个明显的动作差异，决定了邮展与展销的本质区别。

现在我们再看魏叔彝当年的表述：“按本人曾有出品数框国邮”，我们现在解读这句话，都认同这装框内的邮票都是“死物”，装框的目的是为了给人们鉴赏的。而“及世界邮票社临时贩卖部，杂列中外邮票多种”一句话可以解读出，魏叔彝在“出品”办展、参展的同时，另以“世界邮票社临时贩卖部”的名义设摊售卖邮票，一个“及”字，说明“邮展”与“销售”是两件同时进行的事情。

福州邮展还有一个比较突出的特点，那就是邀请了美国人卜威利参与。卜威利是供职于英资福州怡和洋行的襄理。据福州老集邮家的回忆，他是一个集邮家，并不是经营、贩卖邮票的邮商；在集邮活动中，他基本上是以交换为主。魏叔彝在他的文章中也介绍，当时卜威利是“各国邮票寄陈”。这个“寄陈”再结合上文提到的“出品数框国邮”，说明他们二人为了准备这次邮展，事前肯定经过精心策划和分工，一人负责国邮，另一人负责外邮。只有经过这样的合作，才有了下文中提到的此次邮展呈现出“五光十色”、“一时之盛”的效果！这种效果绝非简单的“展销”所能达到的！同时也再一次说明了，魏叔彝和卜威利在“福建展览会”中是有针对性的办一个正规的邮展，其目的就是为了向大众介绍、宣传、推广集邮活动。

这两个邮展在当时

分别有什么影响？

客观的说，这两个邮展在当时都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常州的武进邮展历时三日，张赓伯一文中提到：“观者居然有数百人”；在参展者方面，除了常州张赓伯，另有来自苏州的张景盂、柴冠群、卢赋梅等人，由张赓伯本人获得第五名奖可知，参展者至少有五人。从“观者”到“参展者”的数量，都说明武进邮展还是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而魏叔彝的邮展借助大型的“福建展览会”举办，时间从1914年7月18日至31日，更是长达两周，其观者数量自然不在武进邮展之下。当然，这些邮展囿于时间早及邮票在当时的地位，其影响都是有一定局限性的。就常州方面而言，虽然事先经过报纸宣传，但是毕竟观众有限。而且邮展开幕的时候，之前关注过的多家报纸，居然未见后续报道，令人颇感蹊跷。

福州的邮展，因为时间早于常州，那时国人集邮风气刚刚普及，好在借助大型展会，其影响面应该更大。非常遗憾的是，1913年爆发了“癸丑报灾”，北洋军阀在全国范围内对新闻界进行了一次摧残和清洗，而福建当时也是北洋军阀治下，是受报灾的影响非常大的重灾区之一。当时不仅多家报社被封，即使还在出版的少数几份报纸，也不见有人保存。所以，我们除了在福建省内的主要图书馆、档案馆外，还查阅了北京、上海各大城市的图书馆、档案馆，发现1914年前后几年的福建报纸，几乎荡然无存。这些，给我们的考证，带来了非常大的困难。

虽然考证遇到了困难，但我们还是能从集邮层面中有所收获。特别是解读魏叔彝的文章，我们知道了在“福建展览会”期间，福州邮政当局积极介入，不仅开办临时邮局于会场，还启用了纪念戳。魏叔彝在他的文章还进一步介绍：为期两周的展会，第一星期刚开始的时候仅启用一枚黑色橄榄形纪念戳；第二星期又增加红色会戳一枚同时使用，此红色会戳中央有英文“PPIE”字样，是英文“Panama Pacific International Exposition（巴拿马太平洋国际博览会）”的缩写。所以，研究前后两周所启用的两枚纪戳，足见邮政部门为了扩大展会的影响力，所作的努力也一目了然了。此为解读三。

需指出的是，武进邮展几个主办人事后都“销声匿迹”，我们无法考证其生平简况。而福州邮展的主办人魏叔彝，他一辈子都是以邮为生，1914年之后又多次参加邮展，在经营邮票生意之外，还积极参与集邮研究活动，先后加入多个集邮组织。他的集邮活动轨迹一直延续到解放后，直至1953年去世。因此，其人其事流传有序，经历详实可考。

刘广实先生还向我们展示了他保存的魏叔彝于1933年编印的第25期《世界邮票社卖品目录》。这份《世界邮票社卖品目录》内称：“本社是中国经营邮票事业首创者，于今已经有二十五年了。”就是这份看似普通的《世界邮票社卖品目录》，为我们今天研究魏叔彝先生的生平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它一方面指出了魏叔彝创办世界邮票社的时间是1909年，由此证明魏叔彝的世界邮票社是我国最早的邮社；另一方面也证实了魏叔彝长期从事集邮活动。

福州邮展与常州邮展

的关系

首先，这两个邮展都是民间所办，福州邮展是展览会上的陈列型邮展，而武进邮展是专门性邮展，除陈列外增加了评比环节，参展人数也从两人增加到至少五人。我们今天分析它们，如果说武进邮展在福州邮展的基础上有发展、提高，未尝不可。但这两者之间是否存在直接的关系，还是值得进一步细究和考证的。

但是，我们研究历史，必须遵循事物发展规律，即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等等这些个特点。福州邮展与武进邮展之间的关联恰恰吻合了这些规律特点：从仅有两个人参与的陈列型邮展，发展到多人、多地区参加的竞赛类邮展。暂且不管福州邮展与武进邮展之间有多大关联，仅从发展规律来看，既符合一般事物的发展特点，也是中国邮展史、乃至集邮史发展轨迹的真实写照。所以，1999年出版的《中国集邮史》，对这两者的阐述是十分到位的：“常州邮展与福州邮展相比，有发展、有进步。”

综上所述，如何全面客观的认识中国邮展史，我们觉得通过解读早期集邮家发表的最初两篇文章，是一个重要的手段和途径。前人的论述，我们既不能以个人好恶来否定，也不能盲目推崇、无限拔高。在没有更多的新证据之前，我们仔细阅读、理解魏叔彝、张赓伯二位集邮前辈的文章，还是很有收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