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家书》：不拿公款作为私用，不落乐善好施的虚名 / 开普饭

曾国藩早年在京城做官时，十分痛恨贪官污吏。但当他自己掌握地方大权时，却又不得不对这些事情做出一定程度的让步。

01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他在家书中多次提到黄冕这个人。黄冕很有才能，但也有贪财的毛病，特别是黄冕在办东征局时，经常为自己聚敛钱财，这一点曾国藩是知道的，否则黄冕也不会这样大胆妄为。

其实不只东征局存在这种现象，湘军兴起之后，所有相关的机构都有着同样的情况。例如安排私人、贪污受贿、滥保亲信等等。

这些弊端与当时的社会制度和社会风气有关，但也与人与生俱来的私欲脱不开关系。

曾国藩深知“水至清则无鱼”的道理，想要利用这些人为自己做事，就不得不对他们的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这虽然与曾国藩做人的原则有所相悖，但有些时候也是无能为力的事情。

一个地方出了一位握有大权的人物，当地的人都想借此人的权力为家乡办点事情。

这种想法，似乎被看做是天经地义的，向有权者提出这个要求时也理直气壮、理所当然，不认为是在图个人之私，而是在谋众人之利。

在《致澄弟·公银做私用宜少》中，曾国藩谈到了家乡修建桥梁的事。

曾国藩的家乡修建了一座名叫团山嘴的桥梁，因为贫困，地方上拿不出钱，于是请湘军中的本籍将领捐助。

曾国荃捐了一大笔银子，但曾国藩只拿出二百两银子。曾国藩的理由是，不能拿公款作为私用。

他对此解释说，我们这些人捐的银子都是军营里的公款。“为私家固宜少，即公事义举亦宜少。”从这个公款里拿钱给自己家乡用，即便是作公益，也应该少用。

他认为家乡的公事就类似于自己的私事，如果要捐款也只能从自己的俸禄中拿出钱来，而不能用军营中的公款。

当时湘军带兵将领的银子公私不分，在支出官兵饷银以及其他开支外，剩余的都可以由本人私用，若本人私用过大，则必然影响公用部分，所以克扣军饷便屡见不鲜。

有权者大多也乐意为之，也以为是在谋众人之利而不是图个人之私。

“公私虽微有别，其由营搬银回湘乡则一耳。身家自奉固宜少，戚友馈赠亦宜少。人己虽微有别，其以公银作私用则一耳。”

曾国藩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为私家也好，为公事义举也好，虽然公私两者略有区别，但是把军营里的银子运回湘乡，其性质是一样的。

例如一个知县，掌握着一个县的财产大权，他必须用这些钱来为当地百姓谋福利，而不能用这些银子造福自己的家乡，否则就会侵害当地百姓的利益。

而一个巡抚，掌握着全省的财政大权，那么他就应该为全省人民服务，如果用省里的银子拨给家乡，那么就损害了全省百姓的利益。

曾国藩只拿出二百两银子，或许会令湘乡县衙门失望。究其实，二百两公款都不应出，要出只能从自己的俸禄里拿出。

曾国藩虽然并不是一尘不染的圣人，但是他有这种不能假公济私的思想，还是十分值得崇敬的。

同治七年七月，曾国藩被调任为直隶总督，十二月到京城觐见。曾国藩自从咸丰二年到地方做官之后，这是第一次重回京城，心里感慨万千。

这十几年中，他历经坎坷，成就了一世功名和大业，与此同时，他自己也已成了一个垂暮老人。

在京城的这段时间，曾国藩与曾经同朝做官的大臣们见了面，还受到了两宫太后和同治皇帝的召见。

同治八年正月二十，曾国藩离开京城到永定河巡视，在查看河堤的过程中，他写下了《谕纪泽·散财最忌有名》这封家书。

曾国藩在信中说，自己送给来自三江两湖五省的在京官员一共一万四千多金。

三江即江苏、江西和安徽，两湖是湖南和湖北。曾国藩身为两江总督，三江正是在他的管辖之下，因此这三个省的官员都沾了光。而曾国藩是湖南人，因此自然要馈赠老乡。

为什么还要馈赠湖北的官员呢？原来在雍正皇帝之前，湖南、湖北共同举办乡试，考点设在武昌，两湖之间因此建立了同乡之谊。后来虽然考试地点分开了，但这种情谊却延续了下来。祖籍湖南和湖北的官员们互称大同乡，而同为湖南籍的官员则互称小同乡。

由于曾国藩是奉召进京，因此他所说的这种“别敬”以及他去北京的路费和其他花销，都是可以从公款上出的，通常是从罚款所得的缉私经费上开支。清官会将这笔收入用于公事，而贪官则会将这些钱私吞。

在信中，曾国藩说：“凡散财最忌有名，总不可使一人知（一有名便有许多窒碍，或捏作善后局之零用，或留作报销局之部费，不可捐为善举费）余生平以享大名为忧，若清廉之名尤恐折福也。”

曾国藩叮嘱家人不要从中拿任何钱作为私用，剩下的钱都要散发给他人，同时不要张扬，更不要认为这是在做善事。

曾国藩认为这笔钱并不是他的私有财产，如果传播出去，他就会落得一个“乐善好施”的不实之名。

他认为自己的名声已经很大了，如果再加上这样的虚名，反而是值得忧虑的。

曾国藩对名利的淡泊和看待，值得我们现代人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