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陈介祺收藏彝器、铜镜、钱币、陶文、石刻之富，以及在鉴定考订和传拓方面的成就，堪称独步一时。他亦以“万印楼”自号其斋，对于古玺印和封泥的鉴别研究，簠斋的学术见解同样远在时人以上。簠斋编集的《十钟山房印举》（下简称《印举》），开创了古玺印编纂整理的新体例。《印举》号称录印逾万，为古印玺学研究和篆刻艺术普及提供了新的学术条件，是近代印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巨作。陈介祺的《印举》久已为世人熟知，然而对于他鉴藏这批玺印的情况和编集的过程，人们存在的疑惑却不少。簠斋之父陈官俊为嘉庆进士，以翰林入直上书房，后为上书房总师傅，历官工部、兵部、礼部、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簠斋早年随父居京师，即肆力于金石器物文字的收藏、考订，结交当世金石学大家。33岁中进士，仕翰林院编修。道光年间，其父陈官俊屡受夺俸出发。咸丰三年，朝廷又强令陈介祺代父认捐银四万两以解户部财政之困。陈介祺虽因此而得赏衔侍讲大学士，但经此种种现实遭际，深知宦途峻险，次年即致仕归里。簠斋在“陶文齐鲁四千种，印篆周秦一万方”联句的题记中自谓“余归来不能治钟鼎”，（《十钟山房印举》稿本题记），对于醉心于收藏研究铜器，坐拥毛公鼎和“十钟”、“宝簠”等重器的陈介祺来说，一语“不能治钟鼎”，透出的是人们不难体察的无奈。他虽然并没有转移对钟鼎、石刻文字的关注，玺印、陶文的收藏与考释研究确实是归隐后的陈氏倾力投入之事。陈氏鉴藏玺印在归里之前的咸丰二年（1852）已成《簠斋印集》12册，收印2493方，是他当时自藏印的汇集。而始编于同治十一年，终止于光绪九年的《十钟山房印举》盛称辑印一万。长期以来，学术界颇有认为这是一个实数的，其实乃是一个误解。我曾对陈敬第序191册本《印举》作过统计，收印面（含类别交叉而重见及两面印）为10407方。又据日本学者横田实《中国印谱解题》对《十钟山房印举》手注本191册的统计，辑入印面为10284方，如剔除重见的数量，实际入印约8200余件。这其实只是《印举》两种传本的数据。《印举》传世又有194册、192册本，如果统计口径一致，则传世各本《印举》的辑印数量亦各有差异。簠斋所藏古印，从咸丰四年归里前“旧有二千”，到光绪初年自称所藏秦汉印已达“七千余钮”。（同上）这应该比较接近簠高藏印的最后数量。作为一家藏印达到如此空前的数量，经历了多年的收集。据他自述，“余收古物以印之费为多”（同治十二年五月致苏亿年书）。在“旧有二千”的基础上，至同治十一年，“又得千余印”。同年秋，何昆玉携来潘氏看篆楼及叶氏平安馆节署烬余古印“共千余”来归。簠斋即从此时开始编拓《印举》。但以上述三项之和，与接近最后总数的七千余之间，至少有二三千方之差，它们来自何处？藏印数量的扩张一直是簠斋的目标，这在他持续购藏各处新出古印的努力中可以看出。同治十一年以后，簠斋的藏印数量仍处于动态之中，他一直在肆力罗致古印，也不断地有所新获。如光绪二年“得古印十余，无官印，而有小古私玺二”。（光绪二年四月致王懿荣书）光绪四年得“新出土六字古玺”（二月致吴大澂书），同年四月又“新得大字古铜玺一”（致吴大澂书）。这当然是他所得之印偶见的个别新奇之品，一般的品类未必在尺牍中反映出来。除了委托贩夫专为征集外，他亦恳求金石好友代为搜集或告以信息。他向吴大澂表示“古玉印则尤欲得”（光绪四年五月致吴大澂书），委托吴云“南中如见秦汉玉印、古阳朱奇篆如钟鼎古币者尤佳。敝藏已有二三十印，乞为留意，以钤本并索直示知”。（同治十一年九月致吴云书）故至其下世，十余年中当仍有一定数量的入藏。其实，《印举》所录包含借自他人的部分。但涵芬楼影印本陈敬第序中所谓此谱乃“益以东武李氏爱吾鼎斋、海丰吴氏双虞壶斋、归安吴氏二百兰亭斋、吴县吴氏十六金符斋、利津李氏石泉书屋、歙县鲍氏臆园藏印”而成的说法流传既久，颇使近世读者视《印举》为陈簠斋与李璋煜、吴式芬、吴云、吴大澂、李佐贤、鲍康诸家藏印的合集，这是颇有出入的。簠斋借自戚友的古印，仅约一千余。他曾在同治十三年《致吴大澂书》中谈到：友人需留《印举》，须在“明年上元前书至方可，明年拟在觅友为之，迟则戚友千遇印归回矣”。哪么，“戚友”究竟何指。簠斋传古心切，为了完成这样一部集大成的古玺印谱录，他屡对友人表明心迹：“念一生所聚，不可使古人不传。”（《印举》光绪九年序）“弟只求为古人传，不为好名而吝同好。”（同治十二年七月致吴云书）。息影林下的簠斋为完成空前规模的古玺印谱录，向各家借印之事屡见于尺牍，可谓苦心孤诣，但最终大多未果。簠斋同治十三年五月致王懿荣书：“尊藏古印与子年所藏可假入印举者，乞示寄，不固请。”鲍康时与王懿荣皆居京城。同治十一年十月致鲍康书，“‘霸陵园丞’印，乞拓十余纸，泉钮亦乞精拓本”。至十二月六日，簠斋收到了鲍氏的古印拓。不久，又致书鲍康：“尊藏汉印园丞、邸阁督二印，可假入否？如可，即乞交来力徐姓携回，将来必缴。如可，再为转借佳印尤感（有至好可借，则求借付同交，将来以谱报之）。”次年三月，簠斋收到“惠假二印”（三月致鲍康书），这就是我们在《印举》中见拓的“霸陵园丞”、“渭阳邸阁都印”。此二印今亦在北京故宫。故《印举》拓入鲍印，亦仅个别。藏印甚富的友人吴云和吴大澂所藏，并未铃入《印举》。簠斋同治十二年二月二十四日致吴云：“倘蒙雅爱，于南中为代收官印佳者数十方，或竞鼎力，可转借数百方，俾于叙中详之，则尤不敢请耳。”吴云复书告以所藏印已将成《两罍轩古印考藏》十卷，如有可入《印举》者，愿为钤印于来纸，委婉表示若携印至潍则不甚方便，“道远难借寄也”（吴云《两罍轩尺牍》致陈介祺书），簠斋遂作罢论。故校之吴氏两罍轩谱，其印并未见录于《印举》。簠斋尺牍中未见向吴大澂借印之事。吴大澂与簠斋相交始于同治十二年。两人亦始终未得谋面之缘。吴氏虽亟赞赏《印举》之编为古今未有之大观，并表示“极盼《印举》编成，分购一部，以资眼福。（《愙斋尺牍》光绪七年二月致陈介祺书）然吴氏官陕、粤、湘等地，转递烦难，想必簠斋亦不便假印于吴。仅吴大澂《十六金符斋印存》“尹是”泉钮印，见在《印举》，《十六金符斋印存》成谱晚于《印举》。“尹是”印分别入拓两谱，可以属于两种情况：1．吴氏代为簠斋钤拓于寄来之格纸，如吴云所议之法。2．吴氏谱中仅见此泉钮印，簠斋则存有泉钮八方，此印或本属簠斋物，而后转归吴氏者。李佐贤藏印，曾拓为《得壶山房印寄》，时在光绪二年。后藏印归端方陶斋。再经校核，得壶山房所收印亦未见录于《印举》。簠斋深知藏印者甚或还有“畏印谱损古印而不印者”（《＜十钟山房印举＞事记》），借拓友人所藏入《印举》亦不能强人所难，他向王懿荣并鲍康借印时特地言明“不固请”，也是出于此种考虑。吴云、吴大澂富于藏印，且都是有力之人，考辑自藏印谱行世亦题中之义，这也是他不能不有所顾虑的。在被告知吴云将自辑《两罍轩印考》时，立刻表示“尊藏不敢求入印举”，（同治十二年七月致吴云书）体现了文人至交间的谦退之道。这样，最终增入《印举》的其他藏家之印为数并不很多。由上梳理，知簠斋所谓借自戚友的“千余印”主要指李璋玉与吴式芬。李、吴与陈氏关系，非仅泛泛之金石交。李璋煜是簠斋的岳丈。吴式芬与簠斋为儿女亲家。《印举》始编，两人已归道山。由于这种背景，李、吴藏印增入十钟山房，是在情理之中。据吴式芬《双虞壶斋印谱》存印最多的辑本，录印为1067方。今以之校勘，吴谱之印多见钤于《印举》。以故，结论与簠斋自述完全一致：“高要何昆玉携潘氏看篆楼古印、叶氏平安馆节署烬余古印来，方出旧藏，益以东武李氏爱吾鼎斋藏印、海丰吴氏双虞壶斋藏印，子年、竹朋各数印，名曰十钟山房印举”（同治十二年二月致吴云书）。簠斋此语中，鲍康、李佐贤是“各数印”。笔者所校结果与之完全符合，由此也可见簠斋叙事之谨严。以实际收入《印举》的数量和陈氏所说的借自戚友的数量相互印证，我们可以确定万印楼所藏古印的数量确在7000余枚。簠斋一生心力所聚的藏印，在其身后经历的一段有惊无险的遭遇，已有论者介绍，在此不赘。20世纪30年代中，齐鲁各名家藏印纷纷易主时，陈氏万印楼尚巍然独存，最后绝大多数得以归藏北京故宫博物院，与吴云二百兰亭斋、陈宝琛澂秋馆、陈汉第伏庐藏印汇合，构成了今天故宫所藏古玺印的主体。但据笔者校勘，亦有一些分散他处，如：“北乡之印”、“池下里印”、“宜阳津印”、“卫园邑印”、“钟寿丞印”、“千西万年”、“骄奴”等辗转归入上海博物馆。“君之信玺”、“准阳王玺”、“公孙谷印”等，50年代由故宫转拨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簠斋为遂“合古今印文”为大观之宏愿，藏印、借印可谓惮精竭虑，身心以之。晚岁的簠斋在“陶文齐鲁四千种，印篆周秦一万方”联句的题记中还说：“旧藏秦汉印七千余钮，尚可增益。”可见“尚可增益”是他至老不倦的期望。“万印楼”的名至实归，终成为老人晚年时时魂系梦萦的未酬之志。《印举》“世无完本，亦无定本”，（张瑄《＜十钟山房印举＞纂例考》）簠斋苦心谋划的《印举》并不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样一本“徒见印耳”的格局。我们可以依据簠斋的计划书——《＜十钟山房印举＞事记》（下简称《事记》）与今存《印举》考释稿本，对簠斋发愿要完成的这部书的本来面貌作一番探究。印文并附分类考释；考释包括“考人、考姓、考篆、考官、考地、考奇字”。分类即性质、形式、质地、文字、时代等，效元吾衍《三十五举》之例，为“三十举”。其中并包含符节、封泥之类。可知至光绪时，他对《印举》编辑体例有了更为完善、周密的调整。由现存《印举》可见，簠斋基本上完成了收入谱中古印的断代和举类研究。传世《印举》主要有两种格局，即为同治壬申（1872）始编本与光绪癸未（1883）始编本。“癸未本”是按簠斋生前所拟定的各举之目装订的。簠斋的自序，在光绪九年也已撰就。“癸未本”纸幅较“壬申本”收缩，其版式设计与《事记》所及的“考释”体例是相匹配的。那么，对比《事记》，所缺的也是最重要的部分就是考释文字。举类的体例，须要建立在对古印作出断代和类型研究之上。类别越细、信息量愈大，研究使用越便利，而编者所面临的学术、技术性问题也就越复杂。在同治十一年始编《印举》时他也谈到“编次亟须时日”（十月致鲍康书）。但实际的进展，可能比簠斋事先所考虑的更为困难。在断代、官印的分类以及处理类别交叉等环节上，不仅耗费长时间的考订，而且尚有不少技术性的问题难以圆满解决。张瑄《纂例考》云：“一印数间，其旨难明，方讶其繁，何虑其缺。”其实“一印”数见正是簠斋分类细密而又未及附以注释所导致的矛盾。这是簠斋生前《印举》延宕多年未出定本的原因之一。据《簠斋尺牍》，我们了解到他一直在对《印举》作“考据”，同治十二年十二月致王懿荣书谈及《印举》未成，“考据虽浅陋，条理尚有可观，唯须迟迟方能请正耳”。次年，他又谓《印举》“加以目录（释考附各印下），凡例叙文，今年未知能毕否，因循迟误，非敏事则不易成事也。”（同治十三年二月致王懿荣）。每印加以考释是陈氏编撰此谱的要旨所在。这不仅见于《事记》中的构想，实际上工作也进行了多年且初具规模。现存的《十钟山房印举稿本》（下简称《稿本》）印证了这点。上海博物馆藏有毛边纸本题为《簠斋印考》之稿本三册，封面题尝手迹与簠斋不类，乃后人所加。三册页首分别题为“三代符节、夏商官玺”，“汉六朝令长”，“都尉”。印文钤于条纸，浮贴于页面，每页粘贴一至五条不等。此种样式显然是为便于调整序次。各印下附有簠斋考释手迹，下沿多钤有“陈”、“吴”、“潘”、“叶”朱印，乃是簠斋用以区别旧藏者之标记。1999年笔者访东京国立博物馆时曾于该馆书库见到园田湖城旧藏《稿本》40册，各册的类别亦有定。从全稿看，所收官印大多已作考释。以上两部分稿本所见用纸、样式均同，而上海博物馆3册之目正为东京博物馆藏本所缺，乃知为拆分失散之《印举》考释稿本。合此43册及各册目录之体系，推断原稿本尚不止此数。《稿本》考释内容与《事记》所述相合，不仅关乎文字，还要作出职官、地理的诠释，即官印或考官制，或释地理、印文，如“宋虚丞印”下注“琅琊郡”；“新丰长印”下注“新丰属京兆尹”。此类尚属初拟提纲，大约是留待以后或拟由次儿陈厚滋写校的。也有如“代郡农长”注释较详的：“《百官表》郡国诸仓农监都水六十五官长丞皆属治粟内史，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司农”。有的甚至以工楷写定，如“（礻邔）左尉印”，注曰“（礻邔）当即邔，属南郡，从邑，己声，孟曰音忌。此盖之从忌从邑不省心也”；“废丘左尉”印注“秦”，考释云“《地理志》槐里，周曰犬邱，懿王都之，秦更名废邱，高祖三年更名槐里，属右扶风。《百官公卿表》：县令长皆有丞尉，秩四百至二百石。《百官志》尉，大县二人，小县一人。”大约是作为誊抄者的范例。除了对古印作整体的鉴别（如“三代”、“周秦”、“汉六朝”）外，他似乎还希望将一些印章落实在更具体的朝代，如部分官印，他已注出“秦”、“新莽”，加上《事记》所列的私印“考人”等等。那么，此种格局，正如《封泥考略》。以两者考释相比照，体例和文理都一脉相承。考虑到编集《印举》的同时，簠斋并在谋划考校《封泥考略》之事，可以悟得簠斋拟将《考略》与《印举》同传（同治十二年十二月致王懿荣书），原是将两书的释文体例作了统筹的。《簠斋印考》（《十钟山房印举》）稿本封面及内页，该内页下沿钤有“陈”字朱印对收入《印举》之近万方印章一一考释，可以说是古玺印编订史上前所未有的浩繁工程。今存《稿本》的古部分，印文多留有待释之处，释而未定者亦复不少；汉、六朝部分也存在诸多官职、地名待考之印。这些都是簠斋面临的举类与考释方面不能回避却又一时难以解决的困惑。故《印举》的“释考”直至去世仍未完稿。流传至日本的另有一部癸未本《印举》，即常盘瓮丁旧藏本，今亦在东京国立博物馆，是簠斋已作了部分考释的本子，它应是在《稿本》基础上又作了修订的一部更接近定本的稿子。结论已很清楚。如果天假以年，并辅以有力之助编者，簠斋能够按照他的初衷编定《印举》，那么，她将是一部与《封泥考略》体例相同的古玺印考释之作，而非现在我们见到的“仅见印耳”的面貌。《印举》编辑过程，前后历经十余年。而今传各本，均非陈氏生前原装。大约在同治十一年前后，李璋煜、吴式芬的藏印增入十钟山房的条件已经具备。簠斋的关注即他的晚年收藏重心已由“治鼎钟”转到陶文、秦汉印中，他发愿作“前人所未及之事”。于是，促发了簠斋延请藏印家何昆玉携藏印来潍县，并襄助完成一部规模空前的《印举》的设想。是年簠斋60岁。年前连遭夫人、长子之丧，这部巨帙鸿裁的编集可谓是老人的孤奋之作。先是以何昆玉携来之有光洋纸（粵纸）钤拓一种，即何氏“至潍水”所钤之拟装六十册本者，题为“同治壬申海滨病史六十岁作”。此本已益入何昆玉携归之印，收印约3343方。故版心下印有“潍水陈氏藏”五字。由何氏及陈氏次子厚滋等人相助编次钤拓，凡例目录亦命厚滋创稿。在次年大致完成钤拓。随之又作苏纸本，版式相同。但至光绪元年，壬申本仍“未编未装无序目、举目，不过徒见印耳”（光绪元年正月致潘祖荫书），未能定稿。旋觉前作体例未周，又谋改版，于光绪九年（1883），改作一印一页，簠斋考虑的是“一印一页似太费纸，然易印不至损纸，易编可以更正，易补可以大观，不至一成难变”（《事记》），用心可谓良苦。纸用六吉棉连钤拓，拟编次三十举，即后来所称的“癸未本”。在《簠斋尺牍》中，《印举》的编集是他与友人时时提及之事。收集各地新出玺印，向友人借印，觅纸、教拓、分类、谋版、考校、编排事务总于簠斋一人。钤拓之役尚有延请的何昆玉、王石经、丁少山等人为之，可以倚助的“写校”人手大约仅有次儿厚滋。但亦时断时续，在尺牍中也反映出其时或外出未归，或染疴未愈种种等情。如同治十三年二月致吴云书云“《印举》（壬申本）拟年前编拓可毕，以畏寒多病，次儿亦病三月余，今始北上，只可从缓”。光绪元年正月致潘祖萌书曰“《印举》以次儿未归遂搁起”。故《印举》的编考进展并不如愿。光绪元年簠斋记“自腊至二月，四人拓古印，仅得二十余份。”（三月致王懿荣书）印依此进度计，从簠斋身前已经编定的序次来看，增拓的一印一页本，也当在不大长的时间内完成。光绪九年，“癸未本”钤拓毕，因编考未竣，书仍是散页未装。据《稿本》和手注本来看，执事考释和编例的筹划基本上是簠斋一人。这是牵涉他多年精力的事情。光绪以后簠斋致诸友人书所议及《印举》数次提到觅读瞿中溶《集古官印考证》（下简称《考证》）和翁叔均《续考》二书及有关《印举》的“编”、“理”等内容。他急切寻觅《考证》一书透露了他正在进行的编次和考释工作须要参考瞿氏的研究成果。自同治十二年至光绪四年，屡屡向潘祖荫、吴云、吴大澂致书，祈代借瞿撰《考证》，急切之情跃然纸上。但至光绪八年，他方得苏景瑀寄来十二卷未刻竣本。此时离簠斋下世仅两年。在当时的条件下，这样一部大规模、多类别、时代跨度又长的古玺印考释著作所遇到的学术困难，是可以想象的。簠斋用志弥笃，又具有深厚的学术素养，对于文字形态形制的断代、辨伪，眼力远在侪辈之上。但是，他又毕竟受限于当时古文字学、官制学、形制学等领域学术发展阶段的条件。簠斋理想中的周密宏大的编纂体系，谨严精邃的学术标准与现实所能提供的条件之间的矛盾，在短时间难以解决。且又如他所说，少有可相商斟之友，“僻陋甚以不得人相助为苦也”（同治十一年九月致吴云书）。换而言之，编次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与考证结论相关联，官印的断代与类别析分上往往牵一发动全身，调整序次、类别是必在难免之事。这就产生了如簠斋所说的“凡事愈求精愈缓”的矛盾。（同治十三年二月致吴云书）《印举》之所以十余年迟迟未能竣事，显然主要受制于考释工作的艰难。他在光绪三年曾对吴大澂表示“《印举》不出在己”，意亦指此。簠斋除了董理钤拓编次以外，还要应对日常大家族中“周旋酬应，抵牾含容，教拓絮聒，收支检护，心力之烦难，束修纸墨一切之费”的局面。（光绪三年七月致吴大澂书）。如为广《印举》流传而筹措助拓之资，他就数次与友人函商。同治十一年十二月致鲍康书中说及，印泥纸张人工所费不少，谱成只可计费取进，不能遍应同好，祈鲍氏为此凑集拓资“未知能为纠集二十金一部二十四本，以酬敞友之劳，或可多传数部”。次年二月致吴云书又曰“《印举》用纸既多，印泥人工每部须费过多，将来成书先寄一部，求为转销。如有索者，寄资费续作应之可也。”此外，在各地觅纸、印泥等用项无不须亲自操心。光绪九年，即簠斋下世前一年，在致王懿荣书中为《印举》之事未竟而焦灼不已，同时又心悬国中时势安危，他谈到：“《印举》买纸已经年，试印竟不能安妥，已误多金。必须手编，无友可助。法、越日亟一日，忧心未能专一。春寒多病，今未能理绪。”他的尺牍中还几次谈到“衰老无友”，“地僻无友，《印举》乞搁”，所指当为考释与编次未得有力之人相辅助。终于，老人发出“心已不强，更无论力”的感叹，在我们今天读来近乎悲壮。癸未本始编一年后，簠斋跨鹋西去，时年72。此时，钤成的“壬申本”与“癸未本”均尚为散页，据簠斋玄孙之甥张瑄《纂例考》记述陈氏殁后《印举》遗稿状况是，乃“当时由胥人依《印举》稿类次后，束以纸带，注明类目，复集束为包，标写各束名目，此乃为《印举》完成时，寻检便利而设，并非即以束以本也”。后肆估依流出散页原束上之类目与簠斋拟订的序次，装治成册，序言则系据簠斋生前撰就之稿重录于各部之首。由于物是人非，装订者亦难以明其理绪，故流传于世的《印举》各部册数及录印自然不能齐整一。罗振玉在《赫连泉馆印存》序中感叹此谱为海内巨观，“数十年来讫未装治行世，此则艺林至憾也”。《印举》除了类次已定，终以“仅见印耳”的面貌在簠斋老人身后传世，未能实现其魂系梦萦几十年的构想，这是视藏古、传古、释古为生命的一代金石大家离开人世前最为痛楚之事，也成为近代学术史上一件美犹有憾之事。尽管如此，《印举》毕竟掀开了中国印谐编纂史的一页全新篇章。她的艺术、学术价值以及历史地位，仍然是前无古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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