篆刻学习：从两方楚系古玺到楚系印风
今天来看两方楚系古玺印，楚系文字是王国维东土文字体系中的一种，在春秋时期，楚国就已经是南方最大的诸侯国了。它的地理位置基本跟秦国独处西方一样独处于南方。楚人是华夏族南迁的一支，兴起于荆楚大地的楚部落，其国君是熊氏。当时，周王国的周成王封熊绎于丹淅之地，建都于丹阳（就是现在的河南省淅川县），自此有了楚国，约在春秋时期，楚国渐渐强大起来，并凭借军力一路南征，灭掉了随国（就是现在的湖北随州）、麋国（现在的湖北郧阳、房州一带）、卢国、罗国（现在的湖北襄樊、荆门一带）。熊通于公元前704年自称为王，史称楚武王，这件事是春秋时期一件非常重要的历史事件，它宣告了南方大国的崛起，楚国也成为“春秋王霸”之一。进入战国时代后，楚国也位列“战国七雄”，是独立于南方的强大国家。
（战国时的楚国地理位置）
楚地有着灿烂的楚地文化，主要表现在音乐、舞蹈、绘画与雕刻等方面。楚文化中最重要的元素就是楚系文字，它广泛运用于楚、吴、越、蔡等地（这些地区先后为楚国占领），楚系文字篆字颀长而富有装饰性。
郭沫若曾说：“南文尚华藻，字多秀丽。”这当然是楚地文化所致，楚人浪漫，尚巫，喜卜，他们的文字也大都弥漫着神秘色彩，比如文学，北方文学的代表是《诗经》，南方文学的代表则是《楚辞》，并不是越地文化和闽系文化，原因是要《楚辞》的文化色彩更具有独特性，更有个性文化色彩。这种神秘色彩也影响到了楚系玺印的文字，从而也从根本上影响楚系玺印风格。
关于楚地文化影响篆刻风格，现当代有两个例子，比如齐白石，他祖籍是安徽人，但生于湖南长沙湘潭府，并长期生活在湖南长沙，因此，他的印风就是恣肆、放纵，豪放、不羁、洒脱的；再比如来楚生，他祖籍是浙江人，但生于湖北武昌，性格形成期也大都在楚地生活。因此，来楚生的印风也是放浪形骸、纵横奔放的。显然，他们的印风都是受楚地文化影响而最终形成的。
（齐白石与来楚生的印）
需要注意的是，楚地文化与秦地文化有关联，因为两国接壤，战国时期楚国与秦国长期联姻，以保证两国的外交关系，因此，两国的文化交流相比其他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就多一些，文化影响和渗透也多一些。比如秦印的界格，楚印里也大现出现。
今天来看两方经典的楚印，如图：
（楚系两方古玺）
这两方楚玺是楚系玺印的代表作品，基本提到楚玺就会提到第一方“太府”，第二方“上相邦国”历来争论比较多，我们就说这两方印。
先看第一方，放大图如下：
（太府）
这方印的释文是“大府”，也有一说是“太府”，汪凯在《古印章探微》里认为府字应为“上施下贝”而这个职官是主管收藏、散发布帛给三军的职官。曹锦炎在《古玺通论》里认为就是“大府”。是主管国家财政的官署名，引《周礼.天官.冢宰》里的话：“大府掌九贡、九赋、九功之贰，以受其货贿之人，颁其货于受藏之府，颁其贿于受用之府。”大府之名，也见于寿县出圭的楚国铜器大府镐、大府铜牛及鄂君启节，后者铭文有“征于大府”之语。我们先把这两个字的争论放到一边，只看印：
（原印实物与印面）
这方印中的线条是奔逸放纵的，大开大合的，既浑厚有力，又弹性十足，这是楚地文化的本来，它充满张力，劲道十足，大字的四个直笔斜向直去，奔放放射向外，但最终依托在界格的边线上，左半边的静态除了线条的放射外，还有两个向上箭头的方向性；右半边的府字线条多是曲线，因此，右半边是动态十足的，如果不是界格的作用，这个字的线条势态都是奔逸而去的。在动与静的平衡方面，这方印做到了静动合一，静与动对比强烈，视觉效果十分突出。当然，如果我们以疏密理论去理解，这一方印就是疏密对比强烈的一方印，而且，这种疏密对比之间是有联系的，大字与府字贝部下部有清晰的两条线条岔开支地的呼应。这方印的界格为动态十足的线条提供了约束，保证了这方印的印章属性。这种界格后来就是秦印的典型界格，这当然是秦楚之间文化的互相影响形成的。
（秦楚印实物中的界格）
第二方印争论的也是文字，因为这一方印，在发掘时这方印的印面已经模糊不清，1993年，这方楚玺出土于苏州真山墓地D1号战国墓，如图：
（原印实物及印面）
因为印面有残损，苏州博物馆请曹锦炎协助辨识印文，并对印文做了复原，我们看到的印蜕，实际是简报刊出的复原印文。当然，这方印的四个印文文字争论也很大，比如，上字下边加了一横还是“上”吗？但较为公认的一种说法是：“相邦”是流行于战国晚期的一种职官名称，但史籍无记载，据出土文物可以知道，其实，“相邦”即典籍上的“相国”，乃是执国柄之大臣。《史记.吕不韦列传》记载：“太子政立为王，尊吕不韦为相国”，在已出土的吕不韦监造的秦兵器上，铭文均作“相邦吕不韦”可以为证，秦兵器铭文上还大量出现“相邦仪”、“相邦冉”等，官名均作“相邦”，而不做“相国”。争论很大，我们先放一放，依这个复原的印文来读一下这一方印。
（上相邦玺）
这一方印中的四个字，基本各占印面四分之一的地盘，这跟后来的秦汉印基本类同，曹锦炎认为上字下加一横，古文字早有先例，是为了增笔以装饰，这是战国玺印文字的一个特点，有了这一横，印面均衡多了。
这方印中的四个字既有后来小篆或缪篆的字形，在笔画上又保留着金文或甲骨文等早期文字特有的“中粗端细”的原始特征，因此，印面效果看上去，既古质，又端雅；四个字的关系上，直接意义上，“上”字是四字中最疏的，其他三字协调完全可以构成“三密一疏”的经典章法，但“上”字下的一横，消解了这种章法；“上”字左上有一块红地，相字目部下又有一块红地，邦字中部也留一块红地，三块红地呈现“品”字分布，构成印面红地视觉效果上的稳定；邦字的中空，玺字向上的势及笔画略略占领，左部两字建立了联系，上字下的一横联络了右部上下两字；相字的“目”部的圆与“玺”字与“邦”字“邑”部的圆笔互相呼应又构建了整方印的章法协调。这方印的界格，是在古玺文字字形不够端方的基础上由古代匠人的艺术自觉加上的，也是为了保证印章的印章属性，有了这个界格，邦字的不规整，相字左右不对称形成的不规整都需要界格来约束，因此有了这个界格，这个界格，在秦印里依然大量存在，到了汉印，因为汉缪篆是方正平直的，不需要界格来保证印章属性，因此，界格消失了。
因为楚系文字本身是奔逸、放纵的，而因为有印章本身典雅的属性要求，楚系古玺的风格一般是典雅与奔逸结合的。奔逸是楚地文化的本质（当然，它还有其他复杂的气质，但主要是这种气质），典雅端方是印章的艺术门类的需要，两相结合，就构成了楚系古玺印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