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阿飞
43 岁，工程师/科技工作者
读城第1期写北京，到现在为止的20多篇，基本上竟可以分为两类了。一是北京人在此怀念各种旧过往，一是异乡人记录在这里的悲欢喜怒。大概是同在异乡为异客，我最喜欢 的是杨早和土城的两篇，基本算是我想说的，只是我写不了那么好。话题总是要从“北京和北京人的定义”开始。作为一个祖籍是湖北，出生在贵阳，身份证号码是黑龙江打头，却在北京生活了22年的人，我实在说不好自己是哪里人。从解放后算到现在，究竟北京城里有多少地道的北京人，不知道社会学家或者户籍部门有没有这方面的统计资料。我刚到北京的时候（1997），北京常住人口才1000万（1999年是1200万），环路刚修到三环，中关村还真是村，行李从哈尔滨寄到北京，师兄用二八大杠驮着我去清华园站取，居然没丢。现在的北京，常住人口2300万（2017 年之后首次出现了人口负增长），那不管之前是多少，多出来的这1000多万总归都是“外地人”。嗯，外地人，其实相比南方一些城市，北京已经是对外地人非常宽容的城市了。尽管按老北京人的传统，通县、平谷不能称作“北京人”，甚至海淀、南苑、东坝这些近郊区都不是“北京人”。这么多年在北京，我就没见过几个老北京人。新北京人（外地人）倒是又可以分出几类来。由于工作性质的关系，最熟悉的圈子是央企、部委、高校和科研院所，说白了，这些单位和北京市基本上没太大关系。早些年单位里基本上都是天南海北的学生勤勤恳恳读了书之后分过来或留下来的。当然这几年新政策出来了，也要考虑央地结合，想要进京 指标也得搭配着招一定数量的北京本地人。这就是作为首都的北京或者全国人民的北京展现出来的包容性。包容，在我看来是我爱北京的理由之一，当然也是令老北京人伤心的理由之一。凤梨就说找不到北京文化了，这一点我大概能感同身受，这种感觉就像是我听到儿子说自己故乡是北京时一样觉得别扭吧。只是无论是主动建构的还是被动建构的，这个“新”北京总归还会一直变化发展下去的，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17岁的时候我拼命地想离家更远一些，那时候我很爱北京（全国学子都爱北京吧）。到现在，我很喜欢的一篇关于北京的文章是史铁生的《我与地坛》，不止是因为我在和平里住了十几年，我看过他看过的地坛的景，春天的梨花、初夏的牡丹、深秋的银杏、雪后的祭坛，更是因为我越来越明白我找不到自己的“地坛”了。近年来我常说，我们搬苏州去吧，就在石湖边上，背靠着旺山。真是北京待不住，故乡回不去，我们变成了无根的人。1999 年我从朗润园搬到和平里，一辆面的就装下啦
但其实无根也没那么可怕，关掉一条路，意味着打开若干种可能。
俯仰之间，已为陈迹，修短随化，终期于尽。
作为一个工科生，我很容易就接受了工业文明对几千年农业文明和乡土情结的碾压。现代化大机器生产不仅满足了人类对能源、资源的需求，同时也推动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意味着对传统经济与社会组织的颠覆与改造。至于后工业文明，多数学者认为是生态文明，当然，如果生态文明失败了，人类还是早点做好星际攻坚的准备吧。城市本身变成了工业文明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们可以在不同的城市间同时工作、生活，这说明城市的共性越来越大过于个性。尤其是如果出差只是在酒店和办公地点两地的话，那神经大条的人基本上就感受不到差别了。但是，北京，依然有它独一无二的style。还记得北京最新的“四个中心”的城市战略定位吗：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这里面最不懂是就是政治了吧，新一期的《十三邀》里，许倬云先生说，“个人的地位最小，最短是人，比人稍长一点是政治，比政治稍长一点的是经济，比经济稍长一点的是社会，时段最长的是文化，最长的是自然。”还是不懂，政治是什么。2005 年我做一个项目，大概是要把一个60万吨的甲醇项目引进到贵州省遵义市桐梓县， 投资方是东莞的一家企业，现在做成了国内非常大的一个药企。理论上讲这两方是没有机会碰面的，所以他们都找到了北京。05年桐梓县全年的GDP 不到10亿，90%都是农业收入，所以收不到税，财政收入少的可怜，连县里老师的工资都发不出。县委书记带着茅台酒来北京找到我们院，我之前从来没见过这么穷的县委书记，为人十分诚恳，一心为老百姓谋福祉，当时就暗下决心一定要帮县里办好这个事。而东莞那边，则是另一番景象，仅是东莞县（当时还是县）下面的长安镇就有5家以上五星级酒店，那老板言辞间对北京颇为不屑，优越感十足，动辄DXP怎么样，改革开放如何好。幸好我是女生，生平第一次体验了一下捏脚。然而这两方在北京的穿针引线之下，相聚在了娄山关上，一起念着“苍山如海，残阳如血”，感觉也还十分和谐。刚刚我去度了一下，桐梓县2017年的GDP已经超过了130亿，财政收入也达到了3个亿，各种工业企业也都颇具规模，东阳光的桐梓基地也是它的六大基地之一。所以这也算是北京的一点点功劳吧。说到政治中心，怎能不提太平洋对面的美利坚，川普越来越不像个政治家，越来越不着调，游走在商人和骗子的边缘。make USA great again vs 人类命运共同体，北京和华府双方人设完全不一样，搞不到一起去的。这段时间一直很焦虑，所以最后这一段就当是自己私心记个日记吧。2003年我们经历了非典，后来我跟我先生说，当时白天是在电脑后面偷偷地哭张国荣（因为我是荣迷嘛），晚上是在电视机前看着BTV每天播报数字哭他。他那会儿还是小大夫，本来是在外面进修，后来严重起来，那就是所有人都要上战场。也有不想去的，基本上就可以直接开除了（开除其实是求仁得仁，否则对那些往前冲的人是不公平的）。第一天进隔离病房，主任就对他说，要准备打硬仗啊，没见过这种病，都是一家子一家子的死。一家三口送到医院就去了不同的病房，到死也不知道家人生死，现在想来真的是人间惨剧。可当时年纪小，大概顾不上体会死生亦大矣，只觉得我自己也是生死见不着面，连个电话都没有，更别说视频，只剩下哭了。没想到17年后又来了新冠，论涉及范围之广、感染途径之诡异，这一次的危害应该是远远超过上次非典的。对北京而言，17年前的空城和惶恐再来一遍。而我，今夜我不想关心疫苗搞出来没有，那是病毒学家和药物学家的事，也不想关心复不复工、熔不熔断，那是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的事。今夜我只想你能好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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