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古鄂州土地上的三苗国

尧、舜、禹时代主要有对三苗的战争，三苗即苗蛮集团，所以这是一场两大河流域不同部族集[1]团间的战争。早在距今6000年前后，江汉地区的古族迅速发展，打开了北上中原的道路。而在中原地区，涿鹿之战后华夏、东夷集团加速融合，获得更为强大的生命活力，开始沿苗蛮集团北上的道路南渐。河南南阳地区是这一交通线的重要枢纽，也是华夏与苗蛮集团争夺之地，伐三苗的战争正是围绕着对这一地区的争夺而展开的。
       苗蛮集团也是一个兴旺发达的部族共同体，包括很多氏族部落进入英雄时代以后，也建立了一批部落联盟和若干范围更大的联合体，其中最著名的是与中原部族集团进行了多次战争的三苗，因此在载籍中，“三苗”这一用语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内涵，一是泛指苗蛮集团，一是指其中曾与尧舜禹作战的一支。《战国策》记载：“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3]这是指整个苗蛮集团的活动地域，彭蠡、洞庭就是后世的鄱阳湖、洞庭湖，衡山是《水经注·汝水》中提及的在雉县（今河南南召县南）界的雉衡山，文山地望不详，但可知尧舜禹伐三苗以前，苗蛮集团的居地范凿在洞庭、鄱阳湖之间，北界在伏牛山南麓，包括了整个南阳盆地。

苗蛮集团的先世不仅与华夏集团、东夷集团一样有十分悠久的历史，而且社会发展水平也毫不低于黄河流域。江汉民族从事稻作农业，屈家岭文化遗址中往往发现大量的稻谷、稻壳或用稻秆拌泥作建筑材料，显示出粮食生产的总量相当大，制陶业也相当发达，达到了较高水平。大量不同规格的陶纺轮，可以满足精纺、粗纺的不同需要。石器和玉器的制作工艺，也明显地高于同期的黄河流域。从农业、手工业整体发展状况看，社会分工与交换比中原更为发达，由此导致的社会财富积累、掠夺战争的频繁及社会变革的发生都不低于黄河流域，相反，某些文明因素的成果还走在前面。中国最早的一批城堡出现在屈家岭文化中。生气勃勃的江汉民族在长江中游崛起以后，开始向北扩展生存空间。
      苗蛮集团的强大和参与中原逐鹿的势头无疑使黄河流域部落共同体的首领们感到了威胁，所以当北方社会的发展也同样临近文明的门槛，而有足够力量与之抗衡时，开始连续发动了对三苗的战争，以解除威胁、进而夺取有利于南下发展的交通要冲，这是尧舜禹伐三苗的根本原因。
      尧舜禹伐三苗战争的起因主要见于《尚书·吕刑》的记载，其中提到，“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杀戮无辜……民兴胥渐，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诅盟。虐威庶戮，方告无辜于上。上帝监民，罔有馨香德，刑发闻惟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报虐以威，遏绝苗民，无世在下”。文中列举“三苗之君”的罪状是不敬神灵而作五刑残害百姓，道德沦丧，背信弃义，反复诅盟。无辜受戮的百姓求告上帝，上帝因闻不到祭祀的馨香，只有滥用刑罚的一片血腥而震怒，所以尧哀怜人民的苦难，用武力遏绝“三苗之君”的暴虐，并使他永无后嗣。这虽然标榜伐三苗是替天行罚，却曲折地反映了苗蛮集团发生的深刻社会变革，如社会分化的抽剧，社会矛盾前尖锐化，传统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习惯法已被抛弃，原始宗教也发生了变化。这些记载和考古发现所揭示的三苗社会文明因素的成长已走到黄河流域前头的现象可相印证。同时也透露出在南北部族集团的交往中，三苗屡屡破坏和解盟约，在交战中，北方屡屡处于被动，早已感到了三苗的威胁。所以三苗社会矛盾尖锐化，成为尧舜禹伐三苗一举将其削弱的契机。
      三苗的领袖人物参与过中原权力之争。如说“昔尧以天下让舜，三苗之君非之，帝杀之，有苗之民叛，入南海为三苗国”，还传说“尧子不肖，舜使居丹渊为诸侯，故号丹朱”，都反映了在尧的联合体议事会中或他的近亲氏族中，曾有权力之争的失败者，远遁丹水之浦，充任了土著的领袖人物。但在这种情况下，“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显然进一步构成威胁，这应是尧舜禹伐三苗的直接诱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