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清，曾任国家交通部部长，直到1983年，他才解开了一个萦绕自己近40年的疑团，他心心念念的妻子并没有叛变！李清的妻子是谁？为何新婚两个月后即告分离？为何从此人海茫茫，无处话凄凉？
1938年春，李清作为延安马列学院的助教，下课后，走出教室。不远处，停着一辆运送革命同志来延安的卡车。身边的同事都涌上前去搭把手，李清也不例外。李清来到车厢前，正好车上有位圆脸姑娘望着自己。李清伸出手，姑娘扶着就跳下车来。这个姑娘，大名黎琳，一个川妹子。黎琳，原名余家英，1921年出生，是一大方开朗的姑娘，脸上始终挂着笑容，不管遇见谁，都会热情爽朗地打招呼，这也是所谓的自来熟。没多久，黎琳进入抗大学习。每次集会，大家一起唱歌，活泼的黎琳就被推举为指挥——河里水，黄又黄，东洋鬼子太猖狂……这样活着有啥用啊，拿起刀枪干一场！这首流行的抗战歌曲《干一场》，一经黎琳指挥，就变得慷慨激昂起来，大家相互鼓舞，相互打气。于是，“干一场”就成了黎琳的绰号。也许，有人不知黎琳是谁，但若问指挥“干一场”的女生是谁，十人中有九个会说“干一场”。在抗大，黎琳凭借自己优异的表现，很快入党。毕业后，分配至延安文联担任秘书。李清，大黎琳一岁，到延安参加工作也比她早半年。两人初次见面的当天，李清就被这个落落大方的姑娘吸引住了。情不知从何而起，一往情深，李清开始找黎琳谈天说地，目的也很直白，双方加强了解，以便共同进步。其实，黎琳也对李清这个英俊的小伙儿情有独钟。年轻的心，总是相通的，总有着说不完的话，李清与黎琳相爱了。后在组织的批准下，两人结婚。从相识到牵手，这是李清一生中难忘的美好时光，也是黎琳最怀念的日子。在峥嵘的革命岁月，儿女情长总要让位于组织安排。这不，新婚两个月后，黎琳接到一项任务，前往成都从事统战工作。因为黎琳的大姐夫，是川军的一位师长，这样的背景有利于统战。纵心中有千般不舍，也要以大局为重。于是，李清坚定地望着妻子黎琳的眼睛，深情地说：“我在延安等你回来。”可有谁能想到，这是他们的最后一面啊！那年黎琳19，李清20。
黎琳走后，思念总是萦绕着李清的脑海。好在半个月后，他就接到黎琳的第一封家书——我独自坐在嘉陵江边，看见北飞的大雁，便在河滩上写下了很多个“李清”，想让天上的大雁们看见，将思念带给远方的人……李清很开心，但在高兴之余，他也在默默企盼妻子快快回到自己身边。李清心里一惊，妻子在外到底经历了什么，难道做统战工作还不能身怀六甲？非要打掉腹中的孩子？他不明白，更想知道为什么？于是，以后只要有同志从重庆回到延安，李清就向他们询问可曾见过黎琳。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一位从重庆归来的同志，告诉李清：他在重庆街头见过黎琳，身边还有一位国民党军官，黎琳手挽着军官……黎琳叛变了？李清不相信，因为他深知，妻子的革命信心有多强。再者而言，两人才分离多久，没有任何缘由就叛变？但李清很清楚，从重庆回来的同志不会骗他，毕竟看到黎琳与国民党军官在一起时，不止一次。但究竟事实的真相是什么，李清也无从理清思绪，他简直有些魔怔，真想一把抓住妻子的手，问她这是为什么？但黎琳仿佛石沉大海，再无音讯。原来，黎琳到达重庆后，本以为转至成都，去做统战工作，正好也能与家人团聚。没想到，她接到中共南方局的指示，留在重庆开展另一项重要工作。1939年冬，国民政府军统局在重庆总部设立电讯总台。报务员张蔚林、报务主任冯传庆，因受到进步思想及进步刊物的影响，他们决定要去延安参加抗日，于是便来到曾家岩八路军重庆办事处，请求帮助。这是军统局设置的诱饵吗？任谁都不会轻易相信这两人！为了表达诚意，张蔚林与冯传庆提出，可以为中共提供军统电台内部的机密情报甚至通讯密码。经过一番时间的考察，时任南方局军事组组长的叶剑英，相信了两人，还要求他们继续留在军统，以便获取情报，并决定亲自介绍他们入党。随之而来的问题，便是张蔚林与冯传庆二人，身份敏感，不方便来曾家岩传递情报，那么就需要一个中间联络人。正巧黎琳在延安学过通讯课程，又是有名的“干一场”，她就成了中间联络人的最佳人选。从此，黎琳就化身为张蔚林的妹妹，更名张露萍，开展工作。至于身边的国民党军官，自然就是“哥哥”张蔚林了。张露萍深知，自己大着肚子，显然很不方便出入各种社交场合。为此，她只能忍痛打掉孩子，并与丈夫李清中断联系。既然妹妹来了，张蔚林就有着极充分的理由，搬出了军统宿舍，在牛角沱租了两间平房。从此，张露萍就借着找哥哥的理由，常常来到军统总部，与同龄人打得火热。一来二去，张露萍就发展了杨洸、赵力耕、陈国柱、王席珍入党。这样，在军统内部，一个七人党小组就成立了，张露萍担任书记。他们虽分属军统的不同部门，但获取情报就是他们的重要任务。短短三个月时间，张露萍小组，就向组织提供了军统电讯总台机构、人员配置表、电讯总台通讯网在全国的分布情况，以及军统电台呼号、波长和密码本等重要机密情报，以致于军统的所有电台和上千名电讯人员，以及他们的秘密工作任务，均被中国南方局掌握。这七人小组，就像一把利刃插进了军统的心脏。
一次，戴笠发给胡宗南一封密电，说是准备派三人带着美国电报机前往延安，从事情报和暗杀工作，请胡宗南协助。此密电经破译后，张露萍就把此情报上报南方局。结果，戴竺派出的特务小组刚进入延安境内，就被抓获。这下，戴笠不淡定了。按理说，我与胡宗南的密电，用的是特殊密码。为何三人特务小组一露头，就被抓获？看来延安方面早就有备，而我方电台肯定有了内奸。1940年，七人小组获取一封密电，收件人昆明警备司令部，里面有一份命令他们搜捕的人员名单。这份名单，当时昆明所有地下党领导成员，均榜上有名。这次抓捕如果成功，那么中共在昆明的地下工作将会遭到极大破坏。张露萍知道事态的严重性，立即将其情报送往南方局。最终等昆明警备司令部抓捕时，名单上的地下党人员均已转移，人去楼空。如此看来，军统电台内部，毫无疑问有了内奸。对此，戴笠很肯定，他下令全面核查，宁可错杀一万，不可放过一个。一天，张蔚林因工作时间过长，烧坏了一个收发报机上的真空管。战时物资缺乏，电子元件管理更是严格。因此，为这事，张蔚林被关了禁闭。张蔚林没有处理突发事件的经验，为此他感到害怕。此时的张露萍，已返乡探望生病的母亲，不在身边。于是，张蔚林偷偷跑出，来到曾家岩寻求帮助。南方局的同志劝他赶紧回去，只要一口咬定自己工作失误，被关禁闭也没什么。哪知张蔚林一回去，就被抓了。原来，当特务发现张蔚林不见时，就汇报给了戴笠。戴老板便命令特务们，搜查张蔚林的住所。这一下，收获满满，不仅有军统分布在全国的秘密电台信息，还有张露萍的笔记，及某些人的入党申请书。物证俱在，什么都不用说，抓人就是了。七人小组抓住了六个，就余一个在成都的张露萍。当下，戴笠命人假借张蔚林的名义，给张露萍发了电报——当看到张蔚林生病，张露萍决定立即回到重庆，刚到，就成了阶下之囚。
军统电台案，被称为戴笠特工生涯最大的败笔。在军统内部，也对此事极为保密，他们散布这七人为“军统特别违纪分子”，与革命者一起被关进白公馆，后移至贵州的息烽集中营。在集中营，张露萍这七人，不仅要接受特务的严刑拷打，还要面对自己同志的不理解。在自己同志看来，他们是违纪分子，是特务内部的斗争。1945年6月，戴笠意识到，从这七人口中，不会再得到任何有用的情报，于是下令将这七人秘密处决。7月14日，七人小组全部牺牲。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们也始终没有公开自己的身份。那一年，张露萍24岁。张露萍等七人从事的绝密情报工作，是与南方局高层领导单线联系，而且被捕入狱后一直未暴露真实身份。因此，新中国成立后，他们七人未被追认为烈士。而黎琳这个名字，一直在延安的战友心中，都是叛徒。直到1983年，根据中央调查组调查取证，包括叶帅亲自写的证明材料，张露萍等人的身份才大白于天下，被认定为“革命烈士”。
1985年，在张露萍牺牲40周年的清明节，65岁的李清专程从北京直到息烽，祭拜自己的妻子。这是自1939年离别之后，两人“第一次”见面，阴阳两隔，无处话凄凉。2005年，在张露萍牺牲60周年纪念日，65岁的李清再次前往息烽，并写下“苍山埋忠骨，浩气满大川。梦随孤魂绕，怎不忆延安！”的诗句，缅怀自己的妻子。2014年，李清辞世，享年94岁。在另一世界，他终于可以把积存了无数的思念与不解，讲与妻子听了……后来才明白，长大的意义，在于你可以试着理解原来不理解的事儿，尝试原谅你以前从不曾接受的人，在难过和委屈面前，还依旧可以保持乐观的态度，独立的人格和勇敢善良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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