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国八百年》第2集：觉醒
《楚国八百年》第2集：觉醒
【解说词】
公元前八世纪，周王室日渐衰微，天下动荡不安，混乱的局势让楚武王熊通看到了楚国崛起的希望，控制拥有丰富铜矿资源的铜绿山成为了楚国的首要目标。两次伐随楚国都以失败告终，年迈的楚武王率领大军踏上了第三次伐随的征途。只要战胜随国，铜绿山便会纳入楚国的势力范围，而青铜的力量最终将推动楚国成长为一个席卷江汉的强国。
公元前642年，一场重要的外交会见正在楚国的大殿上进行，这是郑国君主郑文公前来朝见楚成王，对楚国表示臣服。渴望被中原国家承认的楚成王心花怒放，为了表示自己的慷慨，他决定赠与友邦郑国一千斤铜。会见结束，郑文公离开楚宫，楚成王突然为自己的这个决定后悔了，于是他派使者拦住了郑文公返程的队伍，与郑文公郑重约定这批铜锭只能用来铸礼器，而不能用来铸兵器。这便是《左传》中记载的一个有趣的外交事件，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楚成王不顾外交礼仪在赠与郑文公青铜之后厚着脸皮追加条件呢？

其实，在先秦时代，铜不仅仅是一种金属，更是决定一个国家命运最重要的战略物资，在西周部分青铜器上隐约可见的“浮金”二字便是最好的例证，“浮”就是俘获的意思，而“金”就是指铜。对于中国夏商周这三个王朝来说，青铜是非常重要的资源，因为青铜器是那个时期最重要的国家重器，无论是铸造青铜的礼器、乐器、兵器，都需要铜矿资源。而一个国家是否能拥有丰富的青铜矿产资源决定了这个国家是否有资格和能力去祭祀上天和祖先，是否取得了通天地的资格，另一方面也可以证明这个国家是否有能力开展南征北战与开拓疆土。
从古到今，铜一直都是人类历史上必不可少的重要资源，在没有发明冶铁技术之前，铜是人类掌握的第一种金属。在先秦人眼中，这种闪烁着神奇光芒的金属虽然如同石头一样坚硬，却可以在人类的支配下被塑造成各种形状，它大大提高了人类文明的发展速度。在上古时代，一个国家最重要的两件事是宗教祭祀和战争，青铜在这两件事中都必不可少，楚成王正是因为担心郑国可能会将获赠的青铜用于铸造兵器才会如此不顾外交礼仪，在赠与郑文公青铜之后追加条件，要求这批铜锭只能用来铸礼器，而不能用来铸兵器。也正是因为铜资源十分重要，所以当时楚成王的赏赐是很大的恩赐，但铜作为战略资源无论到谁的手里都是一把双刃剑，因此楚成王不得不防。

在今天湖北大冶附近有一座长约两公里的丘陵叫做铜绿山。在这座山上漫山遍野长着一种不起眼的小花——铜草花。铜草花又被称之为“海州香薷”，这种花说不上多么漂亮，但是在古代找矿人的眼里却是世界上最美丽的花朵，因为有经验的矿工都知道，铜草花生长在哪里，就证明哪片土地下有珍贵的铜矿资源。作为一种喜铜植物，铜草花一般生长在铜离子丰富的地方，人们就是通过这漫山遍野的铜草花发现了这座商周时期最重要的铜矿山，大冶这个地名也是因为冶炼铜而得来的。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湖北大冶有色金属公司在开采铜绿山铜矿时经常会挖到一些古老的巷道，在巷道深处一把巨大的青铜斧头引起了考古人员的重视，随着发掘工作的深入，一个惊人的场景渐渐浮现在人们面前——这是一座春秋时代的古矿井遗址，一共有36个竖井，最大采矿深度已经达到64米，深入潜水位以下8至10米。在春秋时期，铜绿山已经形成科学完整的采矿系统，通风、排水、矿石提升等都有明确的风光，通过今天遗留的这些纵横交错的巷道，我们仍然可以想象在商周时期成百上千人在这里指挥有序、分工合作、号子震天的劳动场面。另外，考古学家在这里还发现了古代炼炉的遗迹，通过遗留在这里的40万吨炼铜炉渣，专家推算古代这里累计产铜大约在12万吨左右，这在先秦是一个十分惊人的数字。春秋时代，一把青铜戈重量在半公斤左右，也就是说这里所产的铜可以制造2.4亿件铜戈；青铜剑一般重达两公斤，12万吨铜可以制造的青铜剑多达6000万把；一枚青铜箭头重30克左右，如果以此计算，那么这里所产的铜可以制造40亿枚箭头，很显然，这是一座能决定一个大国命运的矿山。

这座外表普普通通的矿山几百年来一直是楚人梦寐以求的财富，周王朝同样十分清楚这座矿山的战略地位，因此在汉水流域分封了一系列王室成员，他们被称为“汉阳诸姬”。这些“汉阳诸姬”最重要的职责就是守护青铜和锡的运输。南方青铜多的地方是大冶铜绿山，以至包括江西德安，这里的铜首先要经过长江，从长江转入汉江，从汉江走随枣走廊到南阳盆地，然后到达周天子所在地，这一条“汉阳诸姬”是保障青铜安全运输的一条非常重要的通道，因此他们的地位非常重要。
随国是“汉阳诸姬”中最主要的一个诸侯国，它历史悠久、血统高贵、位置险要，为周王室守护着铜资源丰富的铜绿山。多年以来楚国南下的一个主要动力就是征服随国，控制铜绿山，但是直到楚武王时代，楚人才看到了夺得铜绿山的曙光。
公元前740年，楚国内部发生了一起重大事件，楚君蚡冒的弟弟熊通秘密策划了一场宫廷谋杀。虽然被称为蛮夷一直使楚国很不满意，但是不得不说，在楚国的上层社会中的确存在着强烈的蛮夷习气，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弑君传统，熊通杀死了自己的侄子，成为了楚国的首领，三十七年之后，他自称楚武王。从西周开始，中国政治权力的传递就一直遵循着一个明确的原则——“立嫡为长”，也就是说在选择继承人时不必考虑他的品质、才能、年龄，而仅仅考察其出生顺序即可。正是这种类似先天定好的体系，所以不容易引起争议同时很顺畅，但也正是因为它的顺畅和没有争议，所以往往没有生命力，久而久之，这个人哪怕非常平庸，他也能够成为统治者，那么可想而知，在这种平庸的人的统治下这个国家的前途会是怎样一种现象。

也只有楚国敢于破坏这种规则，在楚国前期历史上叔叔从侄子，或是弟弟从哥哥手中夺取王位极为频繁，混合了蛮族和中原血液的楚王家族的男人们像饿狼渴望鲜肉一样对王位垂涎三尺，弑君之举虽然残酷无情，却保证了登上楚国王位的都是进取心极强，生命力极为雄健的人。
《左传》记载，楚国的大事往往是在少年君主手中完成的，在楚国的历史上，弑君篡位者大抵有所作为、有所建树，而且几乎都出现在楚国力量的上升时期。楚武王熊通就是这样的人，篡位者的罪恶感压迫着他必须有所作为，他不守中原规矩，一即位就要周王朝晋升自己的爵位，被拒绝后，熊通大怒，他说你既然始终认为我是低人一等的蛮夷，我干脆与你平起平坐，当即熊通自立为王。可以看出，熊通在这样一个生态坏境里对王位的野心是赤裸裸的，他们没有中原国家王位继承礼制的约束，在这种心态下，中国很多的礼制和规章制度对他来说是起不到任何作用的。

熊通的这种叛逆之举其实是一种强烈的自尊心和进取精神，从侄子手中夺取了王位后，楚武王熊通就开始了野心勃勃的扩张，楚武王即位不足三年就挥师讨伐江汉平原的西部，权国成为了他到手的第一块肥肉。这个大胆的篡位者在政治上表现出极强的创新精神，熊通灭权后他没有像其他诸侯那样把权国分封给臣下，而是改权为县，设置了县尹加以管理，这是春秋时期最早设县的行政体制改革，被史学家称为是“春秋第一县”，所谓县就是悬挂的意思，也就是说县悬在中央的手里，而不是所有的权力都归诸侯所有。
县的出现在中国政治史上意义非凡，周天子在王朝建立之初将天下分为众多诸侯国，诸侯国国君在国内又分封卿大夫等，让他们世袭土地，时间一长，这些卿大夫和诸侯一样权势越来越稳固，与中央的关系也越来越远，很多老牌国家因此被逐渐分裂。而县由国君直接地掌控，国君直接地任命县公，县公不可以世袭。另外，县公的财政不可以留为自己所有，而需上缴国库，它还不允许有大规模的军队存在，军队只能属于国家，这样国王对于地方的控制权就大大加强了。因此楚国能够摆脱分封制的负面对他们的束缚，并开创了以县来治理的先例，这样和中原相比，他们反而走在了前面。
在春秋战国的第一波效率化改革中楚国占了先机，这就是所谓的后发优势。楚国摆脱了古老王国的陈规陋习，新兴的国家可以在吸收他人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大胆创新，因此常常能后来者居上。正因为被人视为蛮夷，楚国才要发奋图强，在中原国家面前证明自己，同样正是因为被人视为篡位者，楚武王必须有所作为。就在楚武王登上王位后不久，他便看出了中原与往常不一样的形势，此时的中原兴起了一股“弑君潮”，周王朝已经失去了以往那样的控制力，天下纲纪混乱，各国以下犯上之事层出不穷。
楚武王十七年，晋国的曲沃庄伯杀掉了君主晋孝侯，两年后，郑国君主郑伯的弟弟起兵造反，四年后，卫国臣子杀掉了君主卫桓公，楚武王二十九年，鲁国人也杀掉了君主鲁隐公，两年后，宋国的太宰华督杀掉了君主宋殇公……混乱的局势让熊通看到了楚国崛起的希望，中原国家自相残杀，顾不上防范这个南方的小国，楚国正好可以利用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实现多年来对外扩张的梦想，从一个默默无闻的边地小国成长为一个大国。不过楚武王很清楚，要实现这个大国梦，他首先必须拥有最重要的战略资源——铜，因此随国成为了他要征服的第一个目标。
要知道，无论是铜绿山的铜还是铜绿山之南获得的铜，要想向北运输就必须经过随国，随国是“汉阳诸姬”里面的第一大国，所以楚国如果想控制“汉阳诸姬”，要想从周天子手上把金锡之道夺过来，就必须灭掉随国。虽然楚国对铜绿山垂涎了几个世代，但是楚国迟迟没能动手，只有天不怕地不怕的熊通敢把随国列入他征服名单的第一位。在这个颇具实力的古老国家面前，熊通不是没有过犹豫，但是他的犹豫只有一瞬，熊通无法抑制心中强烈的冲动，楚国上下对铜的渴望、自己不凡的个人能力，以及楚国军人的勇敢善战，让熊通心中积蓄起强大的底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