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桥驿:俯仰山河
90岁的陈桥驿,穿着一袭丝质浅粉睡衣,很高很瘦,在盛夏清晨的光熹里,道骨仙风。
他坐在客厅的沙发上,背后是一满墙的书柜。茶几上,书也堆得层层叠叠,“像个丘陵”,陈桥驿抬起手指了指,微微笑。
不愧是历史地理学家,打比方都是专业术语。
他头发稀疏了,耳朵也有些背。眼睛,却是“不谦虚”地明亮着,“我不戴老花镜的,基本能看清楚。”和眼睛一样“不谦虚”的,是他的头脑。
看到我们听他的绍兴话很费力,老先生飙出一长串英语,还是字正腔圆的伦敦腔,“我北方的学生不太习惯我的绍兴方言,我就跟学生讲,那现在开始,我用英语给你们讲课。”兴之所至,老先生脱口而出一段《罗蜜欧与朱丽叶》的英文对白,看到我们的惊喜,他得意洋洋。
老先生的记性相当好,小学六年级毕业时,班上52位同学的座位号、名字、绰号,他现在都还记得。
靠墙的桌子上,放着一个大地球仪,上面,蒙了浅浅的一层灰。“我很少用,那里的山川河流,都在我这里。”陈老用食指,轻轻戳了戳脑门。
自小与《水经注》结缘,一生与之相伴,做的笔记有几百本,卡片有上千张。
陈老说自己每天都有很多活要干,“每天写4000多字”,比如正在写的年谱,“一些童年的事情,具体的年份记不清了,就以写故事的形式回忆”。
在绍兴,成立了一个“陈桥驿先生史料陈列馆”,陈列馆在绍兴仓桥直街府东河边,是由一座古色古香的绍兴民宅改建而成,馆内陈列着先生几十年来积累的手稿、笔记、卡片、书籍以及影像资料等,还摆放着他曾经的生活用品。“所以你们现在要看我以前的照片、手稿,要去陈列馆里找啰。”老先生开玩笑说。告别的时候,陈老腾地就站起来了,稳稳地站立。
“我还做俯卧撑呢。”陈老一边和我们握手,一边亲昵地说,“GOOD LUCK(好运)!”
人物名片
陈桥驿 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原名陈庆均,浙江绍兴人,1923年12月10日年出生,浙江大学终身教授,我国当代著名的宁绍史地研究权威 、“郦学”泰斗。
陈桥驿教授在历史地理学、郦学、历史地图学、地方志和地名学研究、城市研究、古都研究以及翻译等方面造诣精深,成就卓著,出版各类著作逾70部,各种著述共计2000余万字,不少专著被译成外文介绍到国外。
中国郦学泰斗陈桥驿讲述他与《水经注》的故事
家国之思,治学之乐
上世纪五十年代读书的很多人,可能都还记得,当时上地理课时,有一本小册子叫《祖国的河流》,是颇为流行的参考书。这本4年内再版了9次的书,编者就是陈桥驿,这也是新中国建立后最畅销的地理书。也许是冥冥中有注定,陈桥驿是个地名,而陈老的一生,也都与地理有关。
他研究历史地理学、郦学(古今中外研究《水经注》的著作极多,由此形成一门世界性的学问,因为是郦道元所著,所以称为郦学)、地方志、中国古都等等,成就卓著,许多专著和论文被翻译成外文介绍到国外。
而在这其中,他最为人称道的,莫过于对《水经注》的专注,从10来岁开始,陈桥驿醉心于此,是公认的中国郦学泰斗。
(以下记者简称“记”,陈桥驿简称“陈”)
第一部分:松下问童子
“陈桥驿是我的笔名,和宋太祖赵匡胤的陈桥兵变没有任何关系。只能说,我是个地理学家,恰巧又取了个和地名有关的名字。”
记:陈桥驿是您的笔名,那您原名叫什么?
陈:我原名陈庆均。因为五行缺土少金,所以取名庆鋆(yún,在人名中亦读jūn,金子的意思)。庆是辈份,鋆就是有土有金。后来因为这个字麻烦,就改为庆均,小名就叫阿均。
记:陈桥驿是个地名,是宋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的地方,这和你的笔名有关系吗?
陈:没有关系。陈桥驿,是上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我发表文章和出版书籍时用的笔名。
后来在1954年2月,我被聘为浙江师范学院(1958年后定名为杭州大学)地理系讲师,当时的聘书上,用的就是陈桥驿,就沿用至今。
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深意,与地名也毫无关系。只能说,我是个地理学家,恰巧又取了个和地名有关的名字。
记:少年时您在家乡绍兴被称作“神童”?
陈:神童不敢当,我是家中长孙,祖父认为我天资聪慧,就直接管我读书的事。
我祖父叫陈质夫,清末时中了举,诗书画无所不通。辛亥革命后,他独善其身,博览群书、教习子孙,成为主要乐趣。
我还记得,5岁那年,祖父教我念的第一首诗是“松下问童子”。我很快就背熟了,父母听了很高兴。
我父亲立刻又教我一首:“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第二天乘凉时,我把这首诗念给祖父听,他就埋怨我父亲打乱他的教学计划。
后来我才明白他的意思,念唐诗要从五言开始。
6岁,祖父教我读《大学》、《中庸》。7岁起,我开始背读“五经”。以后,就自己读《二十四史》、《资治通鉴》、《水经注》等典籍,《旧唐书》之前的正史,算是通读了一遍。
第二部分:为什么是《水经注》
“《合校水经注》是祖父第一本交给我的书,当时我还在教会小学念四五年级。他对我说,《水经注》是千古一书。”
记:《水经注》这一地理巨著,共四十卷,记述了中国1252条河流以及城郭、风俗、土产、人物等,被后世誉为“圣经贤传”和“宇宙未有之奇书”,您最早是什么时候接触的《水经注》?
陈:还是蒙童初开的时候,祖父就经常给我讲故事。
那时,夏天晚饭后,在大天井,祖父坐在藤椅上,我坐在小竹椅上,和堂兄弟姐妹一起听他讲故事。
祖父指着我家北面一座山说:“这叫府山。春秋时期,越王勾践杀了有功的大臣文种,就把他埋在这座山上,所以这座山也叫'种山’。”然后,就开讲勾践和文种的故事。
祖父每次讲故事,都要去翻看一叠很小的线装书。长大点后我才知道,这部书就是《水经注》,当时就觉得这书好厉害。后来,祖父就把那叠小本子交给我,那是一套巾箱本(指开本很小的图书)的《合校水经注》。
祖父对我说,《水经注》是千古一书。
记:从儿童时期的好奇,到最后的集大成者,最终是什么促成您选择了《水经注》作为研究方向?
陈:1941年春天,我在省立绍兴中学读高中。后来,日本侵略军过了钱塘江,绍兴沦陷,学校停课,我只好回到家中。
我就开始读以前买的任松如编的《水经注异闻录》。这本书所说的异闻,其实就是《水经注》中记载的奇异故事,编者只是把这些奇异故事摘录出来,加以分类编排而已。
这些异闻有不少是我听祖父讲过的。读完这本书,我也隐隐有了研究《水经注》的欲望。我想,如果好好研究《水经注》,一定可以出一本比《水经注异闻录》更有价值的书。
有一天,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祖父。他告诉我,《水经注异闻录》只能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不能拿来做学问。他给我指了一条研究《水经注》的正道。
1944年秋,我考入了中正大学社会教育系。很快,我发现大学教育不适合我,3个月后,我离开学校,开始自学,研究《水经注》。
第三部分:治学乐趣
“我出过不少关于《水经注》的专著,海内外都有版本。这不是我的成果,这是《水经注》本身的成果,我只不过是发现了其中的价值。而这些发现,带给我常人难以想象的乐趣。”
记:王国维、胡适都不同程度考证过《水经注》,海内外也有各种不同版本的研究,但现在学界说起《水经注》时,都公认您是领军人物,您觉得您研究的最大成果是什么?
陈:最大成果是《水经注》本身,我只不过是发现其中的价值。
举个例子,一般都认为五胡十六国是个纷争不断、生灵涂炭的时代,但我在研究《水经注》时发现,这也是个各方交流、民族融合的时代,同时还是个地理大交流的时代。
当时,北方匈奴、鲜卑等游牧民族跨越长城,进入华北和中原地区,告别“天苍苍,野茫茫”的自然地理环境和“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游牧生活,开始在汉族世居的小麦杂粮区定居。而华北和中原的汉族,则被迫迁移到江南稻作区。
这是巨大的社会变迁,所有的人都面临新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构成了他们现实生活和思想上的强烈对比,也扩大了他们的眼界,丰富了他们的地理知识。
这场地理大交流,完全可以与十五世纪的地理大发现(又称大航海时代,欧洲航海者开辟新航路和发现新大陆的通称)相媲美。一大批的地理学著作就在这个时候诞生,《水经注》就是其中的代表。
这样的发现,带给我常人难以想象的乐趣。
记:除了《水经注》,您的研究涉猎广泛,尤其是您对浙江省内各地的地理、历史和文化的研究,倾注了极大的心血,如您对家乡宁绍地区的杰出研究,您所主持编纂的诸多地名志、论文集等。近年来,对家乡的地理等,您比较关注哪些方面?
陈:我对河道有感情(笑),2008年9月,我主编的《中国运河开发史》由中华书局出版。在此书中,我写了一篇3万字左右的《序言》,其中还有很大一块讲的是浙东运河。
现在京杭大运河在申遗。一般人都认为,京杭大运河就是北京到杭州的运河。但其实各代以来,运河的路线是有很大不同的;如,在隋炀帝时期,京是指当时的首都,也就是长安和洛阳,是指以洛阳为中心,北到涿郡(今北京附近)、南到杭州的运河体系。
而后来的北京和杭州之间的运河,是元朝开挖、调整的。由于迁就都城北京,选线上就直接从今天的山东境内通过。由于地形的缘故,在山东济宁以北开挖的水道不好,导致水源问题长期难以解决,现在已经干涸,不能通航,且多处变为平地了。而济宁以南的运河,至杭州,再连至经绍兴至宁波的浙东运河,则一直具有通航之利。
所以,现在拿去申遗的运河,名称上,称为“南北大运河”比较妥当,并且,也能把浙东运河包括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