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寇封锁丹陵，陈毅如何顺利渡河？交通站仅靠一个道士、三个澡盆
一九三八年十月初，日军又调集部队向沪宁铁路以南的茅山根据地“扫荡”。新四军主力部队转移到外线去打击故人，陈毅同志自己带了一个警卫排向路北转移。
一天下午，挺纵司令部接到通知：陈毅同志于某日来挺纵，希派同志去接，并注意保密。我立即找纵队参谋长张震东、政治部主任郭猛等同志，商定前往迎接的部署。
陈毅同志来到的这天傍晚，张参谋长率领一个营，到陵口以北约五里的新庙附近隐蔽。一到天黑，即派出一个加强连悄悄地急行军到陵口以西三里的铁路附近隐蔽下来，并向丹阳附近派出便衣侦察，以一个排向东监视陵口之敌。另用一个加强排埋伏在陵口以东约五里处的铁路边，监视吕城方面之敌。再用两个排埋伏在陵口镇以东外围。我给部队交代的任务是：不准陵口敌人向东出动。如果陵口之敌向东出来，西面部队即作由西向东的佯攻，使敌不敢离镇一步。东面部队只是监视，无论如何不准响枪。其余部队和我在大王庙渡口等候陈毅同志。渡口离陵口约二里余。
铁路两侧三里路以内的村庄，在丹阳沦陷时，都已被日军烧得光光的，此刻要找，一间完整的房子休息都不可能。我们部队便在村中断壁之间休息。
陵口是丹阳以东二十里左右的沪宁线上的一个小镇，敌人为了确保沪宁铁路线和运河交通，并阻止南北游击队的沟通，在这里设了一个据点，由丹阳派出一个小队驻扎在这里，并有伪军陆火如的一个大队共约二百余人。平时，他们白天出动，向外围村庄搜索是否藏有破坏铁路和用作渡河的工具，并抢劫杀人，一到天黑，他们就将运河上的船只全部收到镇上，不准再有人越过铁路，否则就开枪打死。他们龟缩在碉堡内，不敢出来，不时用探照灯向铁路和运河照射。一有动静，即向周围乱打枪。
敌人封锁虽然很严，但是我们仍旧来往自如，因为我们在铁路北侧和运河南面都设有交通站。
铁路北侧的交通站设在徐庄，运河南面的交通站设在大景甲，由北站统一领导。站长郦大炳是一个老同志，一九二七年，他是陵口支部书记，后一赴上海任秘密交通，不久调往天津工作，在天津被捕。抗战出狱后，他返回家乡，和我取得联系。他的任务是保证南北交通畅通，我给了他一个排担任掩护。这支部队，都是本地人，道路熟悉。他们白天后撤，黑夜就靠近铁路，迎接来往的人员。新四军未到达前，这个交通站与路南几个游击队联系，如延陵的景洪亮，道士桥的张某等。新四军东来后，就把这个交通站改为兵站。郦仍任站长。
渡口北面河坡上有一小庙，当地人民叫它大王庙。庙中三间正屋，两间厢房，有一个王道士。他在庙里开一个茶馆，运河上的商人路过此地也都将船靠岸，到庙里吃杯茶，歇歇脚再走。武进沦陷后，这个庙内的菩萨被国民党败兵打掉了，三间屋空空荡荡，茶馆店倒还是很兴旺。附近许多农民不敢到镇上去，大都在这里喝茶聊天，打听消息。好赌的人则在这里赌博。郦大炳把王道士争取了过来，派他到镇上伪军头子陆火如那里递上一个帖子，送了数十元见面礼，称陆为“先生”，请陆允许他在庙里开茶店混碗饭吃，陆允许了。这个王道士就做了假汉奸，真抗战的勇士。
为了便于渡河，两个交通站各做了三个大圆盆、两个洗澡盆。大圆盆可坐四个人，洗澡盆可坐两个人。人多就用大圆盆，人少就用洗澡盆。平时这个大圆盆都放在离河较远的农民家里，装上稻子或草糠，防止敌人怀疑。人多过河时，就把三个大盆抬到河边。这次大景甲分站的三个大圆盆事先就全部抬到河边隐蔽起来了。
在庙东墙角下，钉有一个一尺高得很坚实的小木桩，上面盖着一堆土。河对面的荫蔽处，也钉有一个同样高的结实的小木桩，平时也用土堆掩盖着。渡河时，用事先准备好的粗麻绳，扣在两个小木桩上，人坐在大圆盆内，拉着绳子就划过来了。一般只要一两分钟就可渡过河，非常便当。
我和陈毅同志约好，晚上十时渡河。
这是初秋的天气，晚风吹来有点凉爽之感。天黑以后，我们率领部队在秋虫轻轻声中，悄悄地分别进到各个预定的地点埋伏好。九时左右，我到徐庄交通站。郦大炳同志带领我越过铁路，到达大王庙里等候。河那边的情况，虽然天黑，但距离很近，只有二十余米，尚看得清楚。三个大圆盆整齐地摆在河坡土，旁边坐着一个人。河水安静地向东流去，虽有一点儿西风，但不会兴起什么风浪。四周静悄悄的，真是“虫鸣夜更静，日落林无声。”
我们就在庙东墙下等着。王道士向我汇报了陵口的情况，并说：“今天又送去五百元头钱(聚赌抽的头钱)，汉奸非常高兴，估计今天不会出来。”
木盆上的拉绳都已系好，扶手线亦都系好，先浮在水上，用时再扣上。
据通讯员讲，陈司令一行三十余人，都已到了大景甲，准时点钟到河边。我打着电筒，掩着光亮，看看表，已近十点了，河那边突然有一阵脚步声，由远而近，一群人很迅速地到了河堤下。我发现，陈毅同志就在其中。他对河这边仔细地看了一下，看到我，便站在河边扬手向我打了一个招呼，我也用手招了一下。
三个大木盆都先后放下水，一个同志在指挥，请陈毅同志和另外两个同志坐一个大盆先过。他蹲在木盆里，一个同志扶着扶手绳，这边同志拉着扣在木盆上的绳子，慢慢地拖过来。不到两分钟，木盆就到岸了。
陈毅同志着了一身军装，裹了绑腿，穿一双布草鞋，腰束皮带，挂着手枪。这副装束与平时略有不同，大概是要过封锁线的缘故吧？他跨上岸来，和我们在河边等候的同志握了握手，笑着说：“这样有趣的渡船，真是一大创造，不用槽，不用桨，很快就过了河。”他回过头去，兴致勃勃地看着空盆“刷”一下就拉到那边去了。他又笑着说：“我们在敌人的眼皮一下走过来，他一点也不知道，这就是侵略者的悲哀。”接着，其余的警卫人员一也很快过来了。
陈毅同志问道：“这样的堵点有几处？”
我回答：“有两处。”
他说：要多搞几个临时点，以防这两个点遭到破坏。这些点上要准备搭隐蔽的活动桥，浮在水面上，大部队也可以过河。陈毅同志说着走进庙里去看了一看，里面只有七八张方桌和一些长凳。旋即他又退了出来。
队伍集合以后，我问郦大炳：“可以走了吗？”郦阻止说：“等一下，待探照灯照过以后再走。”
果然，不到两分钟，陵口镇上探照灯的一道白光射了过来，把河面照得一清二楚。我们的大木盆早已抬走了。我内心佩服交通站同志们的聪明、干练和利索。
探照灯在铁路上照的时间较长，对两旁的村庄只是闪一下就过去了。东面碉堡里的探照灯同时也射出来，但距离很远，没有什么效果。因为那个碉堡离镇约有六一七里路，照射纯粹是吓唬人的。
探照灯照过后，我们和王道士话了别，就用急行军的步伐越过了铁路。因为运河离铁路线约有五百米，中间全是开阔地，没有隐蔽的地方，一两个人走没事，很多人走就容易被发现，所以要走快一些。
我们到达北面的徐庄附近的交通站，郦大炳同志道了别，就跨上马背，徐徐向北而行。陈毅同志在马背上环顾四周沉睡的村庄，听着路旁的秋虫鸣个不停，说道：“江南夜景这么美丽，真使人留恋。”他不时向我提出一些问题，了解丹北地区的情况。
“你控制的丹北地区的范围有多大？”
“从镇江以东到武进北乡，东西约百余里；从铁路到长江边，南北约七十余里。江中控制了一个小洲，洲上有十万人。总共人口约百来万。这期间没有日本鬼子的据点，也没有国民党和其他杂牌武装，他们早都被解决了。但在丹北地区周围的国民党部队，如张少华、贾长富等，是经常来攻打我们的。”
“伪军的情况怎样？”
“根据地内没有伪军，他们都靠着日军驻在沪宁线上，为数不多。比如，陵口一股伪军有二百多人，新丰附近以刘宏魁为头子的一股伪军有数十人，丹阳城爪也只有少数。吕城方面的小股伪军都是由地痞 ,流氓、道会门成员组成，也只有几十个人。从新闸到常州一带的小股伪军，也是地痞、流氓集中起来的。镇江城区也有几小股伪军，趋势在发展。”
陈毅同志又问：“伪军的活动范围多大？”
我说：“他们都在日军据点附近，一般不超过五六里。除配合鬼子出外“扫荡”平时都是靠抢劫或绑票，进行勒索。他们把工商业者或地主捉去，要用钱去赎。我们的同志如果被捉去，也同样要用钱去赎。其次，他们用收徒弟的方式，进行封建剥削。递一个帖子，一个人可收百元左右。陵口的王道士就是我们用这个方式打进去的。”
陈毅同志说：“伪军是民族败类，社会上的渣滓，主要是土匪组织起来的，同鬼子一样凶恶，人民恨之入骨。他们上下之间的关系多半是封建的师徒关系。什么师、团，只不过是一种形式。从他们本身来讲，团长、营长是部下的帮头。他们组织涣散，战斗力弱，其所以能吓人，只是由于依靠了鬼子，仗势欺人。鬼子拉拢他们的目的，也是为了弥补自己力量的不足。但是，伪军究竟是中国人，同日军之间很自然地存在着一些矛盾，鬼子对伪军始终抱着疑忌和不信任的态度。虽然在一个据点里，鬼子和伪军是不敢住在一起的，鬼子还暗暗监视伪军的行动，一有可疑，立即予以杀戮。而伪军也因此对日寇也抱有一定程度的反抗情绪，有时还发生火并。他们之间的矛盾，对我们有利，我们可以利用这种矛盾进行分化工作。比如，在反'扫荡’的时候，我们专打鬼子，不打伪军，使鬼子更加疑虑伪军，而伪军也认为日寇很难靠得住。把他们之间的矛盾扩大起来，对我们很有利，我们要善于运用这种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