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征匈奴之前，草原上最激烈的一场汉匈大战！

游牧民族匈奴势力早在战国时期就成为中原政权的威胁，战国末期更是成为燕赵等国的心腹之患，到了战国末期，赵国大将李牧为了打击匈奴，营造稳定的边境环境，曾对匈奴展开大战，但是史书关于此战的记载不甚明白，只能寻踪觅迹，通过有限的线索进行了解。。

从战术上说匈奴骑兵若与装备大量强弩的中原军队正面交锋，将占不到任何便宜。因此匈奴人一直都是扬长避短，发挥机动优势，“利则进，不利则退”，不断发动袭击战，而避免大规模会战，所以秦军进攻匈奴时只能是“逐”而不能“破”，汉人也说“匈奴，轻疾悍亟之兵也，至如猋风，去如收电，畜牧为业，弧弓射猎，逐兽随草，居处无常，难得而制”（《汉书·韩安国传》）。直到汉军组建了具有同等机动力的大骑兵集团，采用快速进攻、远程奔袭、连续作战、高速追击等战法，才逮住飘忽不定的匈奴骑兵。

赵军的战术体系和秦军一样，也是以步兵为主力，战车兵为“羽翼”，骑兵为“伺候”，机动性远低于匈奴骑兵，无法迫使其接受会战，要想歼灭匈奴军队只能另想办法。我们可以看出，赵匈此战与一个多世纪之后的马邑之伏非常相似。

《史记·李牧列传》记载“李牧至，如故约。匈奴数岁无所得。终以为怯。边士日得赏赐而不用，皆愿一战。于是乃具选车得千三百乘，选骑得万三千匹，百金之士五万人，彀者十万人，悉勒习战。大纵畜牧，人民满野。匈奴小入，详北不胜，以数千人委之。单于闻之，大率众来入。李牧多为奇陈，张左右翼击之，大破杀匈奴十余万骑。灭襜褴，破东胡，降林胡，单于奔走。其后十余岁，匈奴不敢近赵边城。”

《汉书·匈奴传》记载“汉使马邑人聂翁壹间阑出物与匈奴交易，阳为卖马邑城以诱单于。单于信之 ，而贪马邑财物，乃以十万骑入武州塞。汉伏兵三十余万马邑旁，御史大夫韩安国为护军将军，护四将军以伏单于。单于既入汉塞，未至马邑百余里，见畜布野而无人牧者，怪之，乃攻亭。时雁门尉史行激，见寇，保此亭，单于得，欲刺之。尉史知汉谋，乃下，具告单于，单于大惊，曰：“吾固疑之。乃引兵还。”

李牧“大纵畜牧，人民满野”的行动同汉军以马邑财物诱单于完全相同，“匈奴小入”时又“详北不胜”，诱使匈奴主力前来，也同汉军诱敌深入相似。但李牧的高明之处是令“人民满野”“以数千人委之”，结果匈奴人深信不疑，马邑失败的关键就在于“畜布野而无人牧者”，使单于产生了疑心。

单于“大率众来入”后，李牧“多为奇陈”，会战从来都是聚兵一地、一战决胜，“多”字当作何解？《左传·隐公九年》云“公子突曰：‘使勇而无刚者尝寇，而速去之。君为三覆以待之。’”，这里的“覆”也就是“伏”。此外《左传?·宣公十二年》还记载“士季使巩朔、韩穿帅七覆于敖前，故上军不败。”《左传·襄公十三年》云“养叔曰：‘吴乘我丧，谓我不能师也，必易我而不戒。子为三覆以待我，我请诱之’”，都是布置多处伏兵的意思。马邑之伏汉军的作战方案是“吾选枭骑壮士阴伏而处以为之备，审遮险阻以为其戒。吾势已定，或营其左，或营其右，或当其前，或绝其后，单于可禽，百全必取”（《汉书·韩安国传》）。因此“多为奇陈”的意思就是布置了多支伏兵。匈奴大军入境后，李牧又“张左右翼击之，大破杀匈奴十余万骑”，但赵军中骑兵占不到十分之一，机动性较差，不可能对匈奴骑兵实施两翼包围，因此“张左右翼”并不是表动作，而是表状态，以伏兵夹击之意。

综上分析，可以看出李牧破匈奴用的是伏击的办法，马邑之伏很可能正是借鉴了李牧的经验，甚至不排除赵匈此战的战场就在马邑附近的可能。

关于此战的兵数，《李牧列传》说赵军为步兵15万、骑兵1.3万、战车1300辆，匈奴有骑兵10余万，这个数字绝难令人相信。即便按照游辨之士的说法赵国也只有“车千乘，骑万匹”，而且是整个国家的车骑数，代、雁门当然不可能有1.3万骑兵和1300辆战车。

司马迁的材料来源可能有两种，第一是采自现已失传的纵横家著作（《太平御览》卷294引《战国策》文与《李牧列传》基本相同）。第二种可能是司马迁直接访自他的朋友、冯唐之子冯遂（冯唐祖父曾在李牧属下任职），此种可能性极大。不论如何，《李牧列传》依据的必定不是正式记载，这一点从此事既未见于《赵世家》，也未见于《六国年表》就可以看出。

司马迁所得材料的另一部分保留在《冯唐列传》中，联系冯唐“西抑强秦，南支韩魏，当是之时，赵几霸”之语，这段话无疑是做了很大的夸张。战国时东胡强、月氏盛，匈奴尚未大兴，也不可能出动十余万骑。所以《李牧列传》的说法并不可信。此战的真实兵数，可以参考西汉时匈奴大入代、雁门的兵力，估计匈奴军大略有三四万左右。（文∕讲史论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