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器上的铭刻文字作为书法临摹和创作的范本，是在清代碑学书派兴起后，到同光时期至民国间才逐渐蔚为风气的。那时有些书家的创作理念是愈古愈高，如陈介祺、吴大澂、李瑞清等都认为三代金文气息最深厚，学篆书以金文最古妙，秦汉石刻则稍次。三代的金文大多是以范浇铸而成的，笔画较粗，有些书家往往用厚重迟涩的笔法来书写。战国时期已出现铁器，因有比青铜更坚硬的刀就可以在铜器上凿刻文字，所以一些战国时的金文是刊刻而成的，笔画坚挺瘦劲，与范铸的金文意趣大异。黄宾虹喜写金文对联，运笔瘦劲轻灵，柔中寓刚，似取法于战国时刻划金文。
西周《牆盘》实物 又名《史墙盘》 陕西宝鸡市博物馆藏
小篆为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命丞相李斯等人省改大篆而成，传世遗迹有泰山、琅琊台等刻石及后世摹刻的几种刻石文字。这些字都圆转匀称，一丝不苟。写篆书者，其文字形意皆须遵循许氏《说文》，稍有失误就会招致识者的讪笑，以为不通六书。故后世写小篆者，非玉著，即铁线，线条袅娜对称，少有改作。而秦代权量诏版，文字多为凿刻，有工整者，亦有率意豪放者，风格多样，而内容皆相同。汉代铜器常见者为：鼎、钟、钫（皆用以盛酒浆或粮食，钟圆钫方），壶、樽（温酒器）、镫（照明用）、炉（有取暖和熏香两种），镜、洗、带钩、量斛（量器）、鐎斗（军中用，可温酒食及巡夜打更用）、弩机（射箭用机械）、印章等。西汉上层社会使用的铜器多数有铭文，铭文以刊刻较浇铸为多。汉代铜器铭文不像商周鼎彝多铸在器物底盖内壁，内容多是册命训谟、纪事颂辞，而是刻在器物外壁缘口显现处。内容多是物主所在，器物名称，重量容量、纪年及监治造作的工官姓名等。铜洗，铜镜等铭文还有富贵吉祥、延年益寿一类的辞语。铜器的制作，凡宫廷内用器，均由少府所属尚方制作，兵器则由考工制作，官印的印工文书由兰台令史职掌。郡国也有工官，以制作各种器具，往往各地方都有其擅长制作的器物，地方工官所作器物，除供本方国诸侯王及官府使用外，还要作为贡品进贡中央。工匠的技艺往往都是世代传授的，他们不能随便改变身份，一般都不识字，器物上的文字是监造管理的官吏所书，然后由工匠刊刻制作。所以西汉许多铜器的铭文中常有这些官吏的官职姓名。这些官吏，监造人有俸禄六百石的丞、令、卒史、尉、属，主管人有二百石的护、佐、令史、啬夫、掾等。这些令史、掾、佐等都是郡国选拔出来的书法优秀人员。所以这些铜器铭文并不是工匠所书，也不是什么“民间书法”。我“好古不求秦以上”，游艺于两汉书法已将近四十年，汉金文时有涉猎。汉金文书写，不完全恪守六书，或篆或隶，或工或拙，甚为随意，回旋变化，余地较大。其字多为刊刻，即便是范铸者，也瘦劲挺拔，故宜用一分笔，提笔而书。细细体味刊刻时以利刃在坚硬的铜器上刻凿，自有很大阻力的那种感觉。笔画须圆韧而有弹性，然决不能轻脱软滑，放纵无归；也不能迟涩粗重，尾大不掉。汉代各铜器上铭文字数少的仅数字，多则二三十字，且许多是记宫名、官名、重量、容量，重复字较多，然而两汉为四百多年的大一统朝代，所留下碑刻、简牍、印章、砖瓦等数量极多，以其时文字之结构，与刊刻笔画之特征，变而通之，自能化字千万。这与写三代吉金明恩，须拘于各时期、各国、各器文字，若有杜造改作或混而用之，则会贻笑于方家有所不同。若单从个别汉代铜器铭刻看，自然不能和商周重器或两汉名碑在书法史上的地位相埒。但是就像篆刻者以汉印为经典一样，汉金文整体应是学篆隶书法的人取法参考的渊薮。由于当今搞书法的人以跟风为时尚，或学篆隶浅尝辄止，仅知数种重器巨刻，对汉金文不知或漠视之。这对丰富线条质感，增加结体意趣，以致形成风格，提高品位，皆有益处。关注和临习的人多了，就自成经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