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玉超│听 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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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 书（上）
□郑玉超
听书，那是我们苏北老家的土话，听说书似乎更确切些。说书人一般都在五十岁上下，老人们常说年轻的“嘴上没毛，书说不牢”，因此，很少受人待见。说书人一手敲锣，一手击鼓，锣一尺方圆，鼓也只有碗般大小，声响却非同寻常。
说书人并非单单练说上功夫，唱起来也得是行家，那样说起书来才声情并茂，比起喇叭里的刘兰芳、单田芳说书，听起来才更有韵味。然而，唱相对于说，二者并非五五分成，平分秋色，唱不过是铺垫陪衬，说书人的主打功夫还得靠说。
小时候，苏北农村很贫困，收音机是种奢侈品，电视机更是稀罕之物。物质生活困窘的背后，精神生活自然更加匮乏，偶尔月余，公社放映队会来放一次电影，有点精神慰藉的味道，根本解不了馋，而说书则填补了那个时代我们精神的饥饿。
我对听书情有独钟——不像电影，这次看过眼巴巴望着下次，颇有点望穿秋水的遗恨——今天听过的书，精彩处戛然而止，不过别急，留下的悬念等下回分解，明天再来。那时，我常惊诧于说书人的肚皮，看似不大，怎么装得下那么多稀奇古怪的故事。
说书人到庄上，多半是闲来无事的时节，仔细想来，似乎夏天多一些。来了先不急着走马上场――这一来少说也得十天半个月——得先入住一户农家，这不必有过多的劳神，来之前早就商议好了，直接把被褥家伙搬进事先订好的那家。
夏日的晚上，空旷的谷场中间，放一盏汽油灯，光影中，说书人淡定而坐，面前的小凳上，一面铜锣，一只小鼓，一杯白开水。起初是几个人，不一会就聚集了一群人。说书人倒并不急，就像一幕戏剧的前奏，抑或像运动员赛前的热身，熟练地将小铜锣的系绳挽在左手腕上，右手则不知从哪里摸出来的细棒，不紧不慢，敲起小锣，击起小鼓，热烈的气氛迅疾随着锣鼓齐鸣，在暗夜里喧嚣开去，三五里地爱听书的人听得心里痒痒。
用不了多久，原先空旷的场地上挤满了黑压压的人，有席地而坐的，有倚在树上或草垛边的。人们不时拍打着蚊子，边眼巴巴地等着开场――开场时说书人照例会先唱几句，悠扬得很，时而婉转，时而高亢，好听极了。小伙伴们有的从家里拿来凉席，有的拎着口袋，挤出一处角落，随手一放，想躺就躺，想坐就坐，方便得很。
终于开唱了。喧嚣的人群一下子静下来。饥肠辘辘的蚊子恰好乘虚而入，不时“濮”的一声，不知又是哪只该死的蚊子因贪吃捐躯了。那些听得入迷的人常会遭到蚊子的暗算。和汗流浃背一样，这丝毫影响不了人们听书的心情。随着故事的发展，人们或微笑，或大笑，或担心，或痛恨，心软的听到伤心处总是汗涔涔而泪潸潸。
孩子们起初还能安静听书，但终究坚持不了多久，就原形毕露了，吵吵闹闹不时引来大人们的叱责。我敢肯定自己是用心听的。印象里，大五最顽皮，小我三两岁，听书时手脚从来没闲过，不是抓抓这个女孩辫子，就是挠挠那个小孩胳膊。有一次，甚至捉弄起自己的大爷来——在我们苏北，大爷就是父亲的哥哥。那次，他大爷坐得久了，许是觉得腰疼，就立起来舒展一下。大五趁他不注意，顺手将他大爷坐的小凳抽了出来。他大爷筋骨舒展好了后，冷不防向下一坐，噗通一声，重重地摔了个屁股蹲。他大爷脾气比较大，破口大骂：“是哪个小兔崽子，害得他大爷摔了一跤？”摔也摔了，倒不忘赚个便宜。
谁知，大五立马站了起来，毕恭毕敬地：“大爷，你怎么知道是我干的？”全场大笑。那说书人也抑制不住，一手捂着肚子笑，一手猛劲地敲打着小鼓。
每天晚上，我总是听到半途，就有了困意，先是迷迷糊糊，努力克制住，要不了多久，就抵挡不住瞌睡虫的诱惑，耳边的锣鼓声渐渐远去了。不单是我，半场的光景，小伙伴们早睡成一片。我们睡意正浓，懒得爬起来回家，就继续睡在场地上。父母们是不用担心的。夜里，有的滚离了席子或口袋，身上沾满了泥土，惹来早醒孩子的大声狂笑，被笑的起初还懵懵懂懂，睡眼惺忪，待清醒点，也不由哈哈大笑，原来笑人者自己也是灰头土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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